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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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伯格终于找到了比布斯凯更合适的合伙人。新官上任，达尔南下令进行新的大搜捕，仅三月份就有一万多人被投入监狱。而后又成立了军事法庭。这个滑稽可笑的法庭由三名不是法官的律师组成，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他们在监牢里举行秘密会议，所作的判决立即执行，不得提出上诉。这里没有起诉人，也没有辩护人。
军事法庭于１月底在马赛、随后又在巴黎开展工作。在圣旦的“审理”中判处了十六名抵抗运动战士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这些“法官”大多是民兵部队成员。
军事法庭一般在下午开会。中午，他们要参加一顿丰盛的午宴。当法官们酒足饭饱，腆着肚子走进监狱时，各个牢门都被牢牢地锁好，连窗户也被遮挡起来，如同到了晚上。片刻之后，监狱的双扇大门徐徐启开，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环形路上。人们听到棺材被御下来放在路是的撞击声。
当大门再次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时，一支步伐整齐的行刑队走进高墙里。他们静待命令，随时准备射击。
死神降临牢房，顿时一片寂静。犯人们的心紧缩，不知道这次又轮到谁。审判是闪电式的，牢门忽而打开，忽而关上，不时听到走向法庭的人的脚步声。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法官”便完成了工作。这时牢房的最底层传出绝望愤怒的叫喊声。
“精干”的“法官”们不动声色地走出接待室，他们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被判死刑者这时正在给亲人留下最后一封信。
行刑队的脚步声、口令声和枪刺碰地的声音响了起来。“犯人”们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渐渐远去。随着排枪的鸣响，“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监狱上空。
当行刑队离去后，有人把毛坯棺材打开放进浑身污血的尸体，然后钉牢，装上汽车。达尔南的法庭就这样残酷地杀害了几千名自己的同胞。
可以说，在法国，达尔南是纳粹德国最感实的走狗、最可恶的帮凶之一。
布斯凯退出国家警察总署后，住在巴黎的一栋房子里，受到监视。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即诺曼底登陆这一天，他和他的父亲被捕，十天后，他被绑架到德国。一家人住在特格恩西的一幢别墅里。德国人不想让他落到盟军手中，他知道得太多，政治上于他们不利。但也不想让他死，他毕竟是合作者，杀了他，兔死狐悲，信誉上不利。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法兰西土地上的肆虐横行，并没有吓倒法国人民。他们团结起来，以各种方式与占领者做斗争，在盟军解放法国时，他们积极配合，为祖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章 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党卫队的血腥统治
无论对欧洲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陆来说，还是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刽子手们在占领区建立所谓的新秩序过程中所做的野蛮而惨无人道、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都可看作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给予世界的一场大恶梦，它给世界上经过这种新秩序过程和没有经过这种新秩序但相信这种新秩序事实的人们一种永久震惊的恐怖。而无论站在哪一个角度，不管相对于人类已走过的时间，还是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未来，德意志第三帝国这段包含惨绝人寰的事实的短暂时间，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最黑暗的一页。
法西斯刽子手由此得一恐怖的称呼：死亡之旅。
第一节 东方民族政策
《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 五支特别行动队开进波兰 波兰人杀害德意志波兰人 波兰被肢解为五个地区，其中四个地区归党卫队管辖 居民德意志化东方总计划
海因里希·希姆莱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妥为保管着一份秘密文件，任何与此无关的人都无权阅读它。因为在这份长达六页的文件中，记下的是党卫队头子最讳莫如深的白日梦，记下的是使千百万人横遭劫难的狂热臆想。
了解这份秘密文件的只有少数纳粹要员。除了几个纳粹党区领袖、两名中央部长和驻波兰总督外，只有各主管处局头子，才有资格在驻东方的党卫队领袖们的监视下阅读这份文件，并亲笔签字，以资证明。
这是希姆莱在１９４０年５月以《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为题，写给希特勒过目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希姆莱用他特有的率直而呆板的语言，提出了消灭东方各国人民以利于德意志主宰民族的主张。
备忘录的这位作者提出， 德国东方政策的最后目的必须是把原来拥有多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戈拉人、莱姆克人和卡舒布人）的波兰“分解为尽可能多的部分和碎片”，。从这么一锅烂糊中选出种族上有用的人”，其余的部分逐渐加以淘汰。希姆莱写道：“总督辖区内的居民经过下一个十年期间彻底推行这些措施之后，留下来的将是一种劣等居民，他们将作为没有自己领袖的、专供驱使的苦力，充当德国每年季节性农业短工和作为特别劳动力的工人。”应该一步一步地压缩东方各民族：必须采用“大量外移非洲或殖民地的办法来彻底消灭”犹太人，关于“在我国的国土上不再使用乌克兰人、戈拉人和莱姆克人等民族摄念。……相应地在较大范围内也适用于波兰人。
那么怎样灭亡一个民族呢？其方法是消灭它的领导阶层，并将它的青年“过筛”。具体做法分为两种：把“优等种族”的儿童掳到德国来，使他们德国化，对筛落下来的， 则有计划地使之变成愚民。 “对东方的非德意志人居民，”希姆莱写道，“不得开办程度高于四年级以上的国民小学。这些小学的宗旨仅仅是教会他们五百以下的简单计数，书写自己的名字，教育他们对德意志人服从，老实、勤劳、有礼貌，这是上帝的戒令。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让他们去阅读。”
对于纳粹德国的征服欲来说，没有再比这份文件表达得更露骨的了。这是昔日德意志东进政策的变本加厉的继续，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远不仅此，希姆莱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还含有更多的内容。备忘录表达了党卫队急于一手把持德国东方政策的欲望，反映了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局地区总队长英托·霍夫曼直截了当地概括的那种傲慢要求：“东方属于党卫队所有。”
的确，希特勒德国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党卫队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姆莱仿佛成了德国东方领土上的真正主人。这位党卫队头子在迷离的梦境中似乎看到这一切即将成为现实：为他的新德意志骑士团党卫队赢来一个新的集团普鲁士——结构坚固的集团国家；它是遏制波涛汹涌的斯拉夫主义洪流的堤坝，是使德国农民取得肥沃的移民垦殖区的保证。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能思索起就为这一使命作了准备。他打心底里认为，再没有比引导德国人东进，并使他们重新成为农民这一神圣使命更为合适的了。希姆莱说：“德意志民族过去是农民，今天必须恢复它的这一根本素质。东方应该为加强德意志人的这种农民素质做出贡献。它应该成为德意志血统青春常在和从而不断发展的源泉。”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以这样的伟大日耳曼农民领袖自居。在他奇异的想象中，中世纪向东方迁徒的那幅浪漫主义的历史图画和对黑头发圆脑袋的人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恐惧合为这样一种狂想：德国的幸福就在于在东方实现封建主义的农民贵族政治。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孜孜不倦地宣传德国东方移民。这个阿尔塔曼分子当年曾打算和自己的朋友阿·瓦尔特·达里在德国庄园遏制廉价的波兰农业工人蜂拥而来的洪流，反复教导他的党卫队队员，德意志人必须再次扎根于大地和开拓新的移民区。
希姆莱与种族和移民局（ＲＵＳＨＡ）局长达里很快就把德国移民政策抓在手里。１９３４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里荣升为中央农业部长，党卫队旗队长霍斯特·雷兴巴赫博士主管全国移民挑选局，中央农民事务局的领导干部全体加入—党卫队，成为名誉领袖。尽管如此，两个反动空想家的社会理想国，还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遭到失败，达里和希姆莱的友情也因此中断。１９３８年２月，希姆莱撤了死抱住血统和土地贵族政体计划不放的种族和移民局长达里的职务，原因是他认为达里”祟尚空谈“。善于见风使舵的希姆莱耐心等待着领袖的政策能为他开拓移植大德意志国家新农民的移民区。
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驶首次将外族、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余下的捷克人，并入大德意志国家，这时希姆莱有了一个使他的计划复活的机会。同年６月，他委派种族和移民处长、党卫队区队长库特·冯·戈特贝格去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个地产局。冯·戈特贝格的任务是，剥夺德国保护顿地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宜于发展农业地区上的捷克土地占有者，并把没收来的庄园交由德意志族移民经营。希特勒也参加了外迁六百万捷克人计划的讨论，但执行剥夺政策的头子冯·戈特贝格未能达到目的。大德意志的军备机器开始运转了，它同样需要捷克的工业潜力和劳动潜力，不允许在德国的后院采取任何大规模外迁措施。布拉格地产局只好仅限于准备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特两地安置寥寥几户党卫队员的家属移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给反斯拉夫的农民神秘主义者希姆莱开放了梦寐以求的地区。诚然，他暂时也只能从侧门里钻进去，因为在波兰战投开始前就向自己员忠实的助手发出召唤的独裁者并不急需这位移民使徒，他感兴趣的只是诉诸暴力的警察。
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解决“波兰问题”。就他来说，对波开战决不只是为了武力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已，现在是实现多年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即已大胆提出的预言的时候了：“我们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日耳曼人不断移往欧洲南部和西部，转而瞩目东方的土地。我们要结束前时期的殖民政策和贸易政策，向未来的土地政策过渡。”但是，这样的土地政策是和一个已经在土地上从事经营的异族相对立的，这一点希特勒早在１９２８年就已考虑到了：“德国”，他写道，只能“要么将这些异族分子加以封闭处理，以免本民族的血统不断受到侵蚀，要么……干脆将他们消灭，把空出来的土地交给本民族同胞。”
希特勒的这些话翻译成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语言，就是：使波兰人沦为农奴，强行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上层，摧毁他们的民族性，剥夺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自豪的波兰人将变成没有自由的苦力，他们唯一的命运只能是服役于德意志的统治者。德国军方头目们至迟已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２日上萨尔斯堡会议上获悉，这位独裁者决定灭亡波兰。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记得希特勒这样说过：“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唱采的事情。因此，他不打算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来执行。”
希特勒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才召见了党卫队头子，并使党卫队成了导致波兰悲剧的千古罪人。这位独裁者责成希姆莱组织特别行动队，跟随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消灭随时遇到的波兰上层人物。
在这以前，纳粹扩张政策的每一次进攻，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强占奥地利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就曾随军前进，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之役也吸引特别行动队开进了那个国家。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是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先头部队，它们闪电般地执行情报和保安警察的任务。任务一经完成，它们也就转到两个组织设在该地的固定据点，像在国内一样：特别行动队就是由这些据点——秘密警察局和分局以及区和分区保安处机构的人员组成的。
海德里希在短时间内就组成了波兰战役的特别行动队。他组织了五个特别行动队，其成员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佩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道队组成，尾随一个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行动。重要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领导第一特别行动队，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伦堡方向进军。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告费尔博士率领第二特别行动队，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进，直抵维斯杜拉河。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卒领第三特别行动队，跟随约翅内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指挥第四特别行动队，紧随奔向奠德林要塞的古恩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党卫队旗队长恩斯特·达姆佐格指挥第五特别行动队，随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如果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想要放手执行对武装部队保密的、领袖关于集体消灭波兰民族精华的命令，这个随军前进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就必须考虑，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窥探它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拥有控制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条件，海德里希的部队在整个作战地区受陆军领导，尽管它们在业务上是接受柏林德国中央保安局指示的，它们还受武装部队军法审判权的约束。此外，陆军总司令也巳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下的波兰实行军管。德国将军们如果具有足够的政治直觉，那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这里搞恐怖暴行就将会招来很大的风险。
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不得不小心行事。他们向军方不多谈情况，例如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的一份基本命令中将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概括为：“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警察的重要材料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当然会隐瞒特别行动队的真实任务，但也无法长期不让士兵知道特别行动队屠杀波兰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后来，渴求功名的党卫队领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要么他们只好泄露这位独裁者的诡秘企图，要么他们就得忍气吞声，被士兵们看成是一群无纪律的杀人匪帮。
如此几个月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变得郁郁不乐，因为他们被领袖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希姆莱以其不可谓不聪明的手法企图把罪责推诿给这位独裁者，他几乎是苦苦哀求地向将军们发誓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的同陆军的冲突，是因为“警方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命令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部人员，以致表面上看来这一切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目采取的独断独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别行动队去波兰的真相。９月８日，谍报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即报告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倍尔将军说，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两百名波兰人而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