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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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别行动队去波兰的真相。９月８日，谍报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即报告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倍尔将军说，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两百名波兰人而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主要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三天后，卡纳里斯登上伊尔瑙的领袖专列，向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汇报。卡纳里斯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也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凯特尔大将看来没有怎么听进去。他用希特勒的强盗逻辑作为搪塞：既然武装部队不愿于“这些事情”，那它就不要干涉保安警察和党卫队去担负消灭工作。
尽管卡纳里斯及其代表们在继续收集特别行动队所作所为的材料科，这台碾轧不幸的波兰人的恐饰压路机，还照样在军人们的眼前隆隆滚动。它压出的可怕轮辙，使人想起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举国恐怖的日日夜夜。特遣队的猎手们四处活动，掳人杀人，实现希特勒所讲的话：“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海德里希的追捕者按淮备好的名单，把波兰教师、医生、公务人员、教士、地主和商人驱赶在一起，被捕者被送进接收营。事实证明，这些接收营中有不少是灭绝工厂。布龙贝格附近米尔塔尔的托尔恩油脂厂、施图特霍夫的京尔道接收营、波森省第七要塞都已成为数以千计的波兰人的恐怖和死亡信号。“消灭过激分子是既定计划，”布龙贝格特遣队队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勒德尔博士声称道。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过激分子”，连波兰沙文主义者团体“西部边境地区协会”——他们提出要吞并大片德国领土，因而有助于希特勒推行波兰政策——会员的身份也足够刽子手们有理由把他们判处死刑，公诸于众。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波兰民族精华受到沉重损失。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勒德尔向柏林报告说：“一大批天主教教士，由于持有众所周知的波兰激进立场而被消灭”。一位历史学家统计，在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杀害的人数为几万人。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宣称：“被占领地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除了冷酷无情的特别行动队的灭绝部队外，还有另一种党卫队的力量在活动。它不是根据领袖密令行动，而是受仇恨和复仇欲所驱使。特别是在但泽和西普鲁士，成千上万狂热的德意志族人跳了出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度也曾是波兰沙文主义者任意措获的对象。
波兰行政机关和团体为希特勒回到德国来的宣传所刺激，也由于疯狂的间谍恐怖而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战争爆发时对德意志族人展开了进攻。德意志族人眼见死路一条：在波兰的德意志人中间，一时拘捕令满天飞，分红色（逮捕入地方监狱）、玫瑰红色（逮捕入隔离营）和黄色（流放到中部和东部波兰）三种。手中捏着黑名单的民族主义团体，对“德国人”、“希特勒分子”和施瓦本人采取了特别行动。
五万名德意志族人被从他们所在的西部波兰驱鼓到了东部，数以干计的人身陷图围。波兰行动队洗劫德意志人的住宅和农舍，杀害他们的家小，数以千计的德意志又丧命。还有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拉去游乡，让人群诅咒、吐口水，经不住百般折磨而惨死。第三帝国当局后来宣称，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止，共发现一万三千具被害的德意志族人尸体。这个数字看来过于夸大，最接近实际的数字是，被害的德意志族人为四千至五千名，另外约有两千名死于战争。
不过，波兰人杀人跟德国人的暴行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国家不是这些杀人凶手的主使者。一些波兰人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的盛怒面前，将德意志族人藏匿起来，不少波兰军官保护受到迫害的德意志人。但尽管如此，德意志族人还是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报复。战争刚打到一个地方，波兰的德意志人就联合起来，成立自卫团体。起初它的目的只是出于自卫。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担心多数波兰人会发动新的攻击，为此他们建立了志愿民兵来保卫自己。
但是，这种自卫很快就变成了发泄民族主义怨恨的行动。外加纳粹党但泽区领袖艾伯特·福斯特还利用他的保卫团和一个刚成立的特别组织（党卫队埃曼突击大队）挺进西普鲁士，煽动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斗争，使西普鲁士很快就成了无情打击波兰人的主要战场。这些来自但泽的民族斗士们还保持着“革命”的冲锋队的传统，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反波仇恨发泄出来。福斯特的目的是，让领袖看到，他作为东方纳粹党区领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区变成“无波兰人”区。
后来，希姆莱派出他的兵源补充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尔，命令他：将自卫队改组为一支德意志族人党卫队。
伯格尔带来了一批德国党卫队领袖，接管了波兰德占区内德意志族人自卫团体的领导权。伯格尔的副手们将民兵组织划为四个自卫区；自卫区又分成所谓的督察段，分别由各该地的高一级党卫队兼督察领袖领导。在一般情况下，自卫团体执行辅助警察的任务，只有在西普鲁士（后来在卢布林地区也是如此）追捕波兰人，滥加杀害。
西普鲁士自卫团体的头子是党卫队区队长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称霸一方的暴君，跟当年私设“野蛮”集中营、虐待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卡尔·恩斯特之流的冲锋队恶棍们如出一辙。自卫区领袖冯·阿尔文斯勒本俨然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如有德意志族人告密，他就在名单上挥笔一勾，自卫团员就把被告发的波兰人押进地窖、汽车间或树林，加以杀害。
有些纳粹分子对令人发指地迫害波兰人渐渐看不下去了。霍亨萨尔察县一个德意志族人地主的妻子、党员莉莉·容克布卢特给赫尔曼·戈林写信提出抗议。她诉说道：“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放枪杀。”连关心纪律胜过关心人道的海德里希也埋怨自卫团体干出了自卫行动中“部分难以想象和过火的复仇行动”。
可是，对希姆莱来说，主要的只是“成绩”，只是被消灭的或按现在的说法——“被特殊处理掉的”波兰人的统计数宇。
９月中旬，全国领袖派出一支新的灭绝队，即党卫队副总指挥乌多·冯·沃伊尔施率领的加强特别行动队。它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行动队头子冯·沃伊尔施是希姆莱围剿罗姆时期的老搭档，他奉命在东部上西里面亚开展了党卫队奉行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新阶段：将但绎、西普鲁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亚约五十万名犹太人赶往波兰内地。
沃伊尔施所部显然是作为一种恐怖队而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用恐饰手段恫吓东部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将他们强行迁往克拉科夫一带。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刚刚开始战役行动，海德里希又亲自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将已经重归德国的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在波兰划定的犹大人隔离区，将来有一天让他们移居海外。对此瓦格纳未表示异议。二十四小时后，９月２１日，海德里希指示特别行动队，开始将犹太人强行迁往波兰腹地。
可是，跟陆军事先打招呼井未使海德里希得到好处，陆军突然起来反对了。在这期间，在占领的波兰已建立了以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为首的军事管制，把德占区划成四个军区。
军人们负责抓治安和秩序，恪守陆军向波兰人发布的庄严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将得到尊重。”党卫队部队的野蛮恐怖，尤其是沃伊尔施特别行动队的残醋暴行，使陆军的诺言成了骗人之谈。但其中也不乏猛烈攻击党卫队杀人暴行的军官。
如果武装部队继续坚持对希姆莱施加压力的话，它本来是有可能制止在东方的专横行为的。可是希特勒更了解他的将军们，他迅速结束了东方的军事管制，同时还满有把握地缓和了高级将领们的情绪。
１０月５日，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去见希特勒，诉说军人们在西普鲁士不断给他制造的麻烦。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撤除西普鲁士的军事管制，将其交给福斯特领导。这个闪电式的决定引起了一阵雪崩，埋葬了东方的军政权。１０月中旬，希特勒大笔一挥，批准在波兰德占区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于是出现了一个染指东方的纳粹特权阶层内部相互争权和日后勾心斗角的新迷宫：但泽和西普鲁士被并为德国的一个区，由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任领导。福斯特在但泽的竞争者、纳粹党区副领袖兼议会主席阿图尔·格赖泽尔，出任新划的另一个德国区瓦尔特兰区（泼森）领袖。和东普鲁士接壤的小块波兰领土，成了福斯特的另一竞争者、纳粹党何尼斯堡区领袖埃里希·科鼓的地盘。上西里西亚并入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瓦格纳的西里西亚，但到１９４１年又改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归纳粹党区领袖弗里茨·布拉赫特领导。经过德国人（以及从东面入侵的苏联人）这样肢解后余下来的波兰，则被强行划为一个总督辖区，它的最高领导人是表面上拥有特别全权的纳粹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
军人们反对剥夺他们在东方的大权吗？他们抗议希特勒背弃由武装部队掌握执行权的诺言吗？没有。将军们为这位独裁者不要他们对屠杀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军人们描绘的波兰未来的可饰形象，令人喘不过气来。１０月１７日，希特勒阐述了他的对波政策要点。震惊不已的军人们匆忙将其记录下来：“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些方法同我们的原则是不会一致的……要阻止波兰的才智之士充任领袖阶层……清除新老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佬和贱民。”
军人们毛骨悚然地走开了。希特勒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点可由冯·伦斯德大将的表现来加以说明：这位东总在获悉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将军们忙不迭地急于结束军管，以致来不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权构，军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真空”，希姆莱利用这个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乘虚而入。
新的行政机关的统治者们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隶属党卫队控制的政府就已将波兰置于它的蛛网之下了。特别行动队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它们在总督辖区的各地区，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统管。波兰五个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总司令领导，后者又直接所命于德国中央保安局。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铺设了另一条警察渠道，即风纪警察的指挥系统。风纪警察在战争爆发时即进行了动员，好多个警察营参加了征服波兰和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活动。风纪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样：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设风纪警察司令一人，整个总督辖区设风纪警察总司令一人，总司令又受风纪警察总处领导。
掌握实权的是控制两条警察渠道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从１９３７年起，德国就有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了，他们多半是希姆莱派在各军区作为他的代表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在动员时采取措施协调所有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希姆莱所企求的党卫队和警察一体化的铁钳子。
新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被委以监督东方所有警察和党卫队组织的全权，构成对付黑色集团内部海德里希的优势地位的干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莱用以充当铺袖意志的真正体现者的政治警察特别行动权。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还待别关系到希姆莱的意图在东方能否得到贯彻。全国领袖给自己挑选了三个人，他们都是手段强硬、雄心勃勃的党卫队领袖，干劲很足但又并非强大到足以对希姆莱构成威胁。他任命地区总队长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为维斯杜拉（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此人是老战士，有“小希特勒们”的对头之称，曾因为同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争吵，一度被希姆莱撤去党卫队内一切职务。地区总队长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部，被任命为瓦尔特兰（波森）党卫队兼督察高级领袖。 副县长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任命为东部（克拉科夫）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党卫队领袖之一，为冲锋队所憎恨。因为他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玩弄两面派手法，传播谣言，自命博学，对所谓不忠于路线的同事进行诋毁，连希姆莱也几乎难以忍受。希姆莱还破天荒地给驻波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配了一个助手团：党卫队兼警察领袖。他们驻在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也负责确保党卫队和警察在省一级的一体化。
希姆莱依仗在东方迅速建立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国占领政策中担当领导角色。现在，他自作主张，不同武装部队进行商量，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溃散的波兰部队和新成立的游击队。在反游击队的幌子下，希姆莱的部队继续大肆消灭波兰上层人物。 波兰人不断被捕， 并随时排成一行行遭到杀害。仅１９４０年春的“特别绥靖行动”，就有三干五百名波兰人被枪杀。
希姆莱的部队以名正言顺的占领军自居，致使武装部队将领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武装部队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部队的报告从各方面源源送来。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区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枪杀各种各样人物，而且经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抓人，一边抢劫”。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关于图尔克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说：“……一批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命令他们一面唱着歌并爬在地上钻板凳，一面由党卫队员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强迫他们脱下裤子打屁股。一个犹太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竞逼迫着他把屎尿抹在别的犹太人的脸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暴行层出不穷，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元异……摆脱这种不充彩的、玷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武装部队又整理了一份党卫队所作所为的材料，列举了三十三起事件，对经过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虐待犹太人和波兰人，强奸、抢劫、屠杀。“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１９４０年５月，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口授打印出那份“处理东方异族人”备忘录的时候，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希姆莱可以开始将已经沦亡而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