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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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池，共有八间客房。内中五间在院内东南隅，依山临水，人称“五间厅”。另三间在东首，称“三间厅”。朱柱、青瓦的五间厅，在绿树掩映之中。一号房成了侍从室。二号房为蒋介石卧室。三号房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四号房为会议室。五号房则为秘书室。这样，五间厅便成了行辕的中枢。四周有宪兵和蒋介石的侍卫严密警戒着。那里，原本没有电灯。为着蒋介石的到来，在那安装了一台发电机，使五间厅及其四周有了明亮的电灯。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每天记日记。即便是在西安事变那生命攸关的日子里，他依然记日记。他曾依据日记口述，由“文胆”陈布雷捉刀，写出《西安半月记》——在此前不久，他五十大寿之际，亦由陈布雷为之代笔写出《报国与恩亲》。毛泽东与之截然不同，他几乎不发表这类文字。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记述：十二月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这就是说，那天他已发觉有点异常的动向，只是“未暇深究”。傍晚，蒋介石“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张杨于”，即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原在吴佩孚手下任长江上游副司令。吴佩孚倒台，他转入奉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军事参谋官。一九三○年九月，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三五年六月，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东北军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张学良。
蒋介石所说的与“张杨于”商议“进剿计划”，亦即准备于翌日下达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不过，“杨于”未到。张学良本来也不去华清池的。因为那天晚上，张、杨、于联名在西安城里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傍晚，蒋介石来电要张学良去华清池，张学良只得从命。蒋介石与张学良共席，他发觉“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汉卿，亦即张学良。蒋介石直至“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其实，张学良“形色匆遽精神恍惚”，是因为他急于赶回西安城。他先是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见面，主持宴会，直至十时席终人散，他才又匆匆走向金家巷。
金家巷五号矗立着A、B、C三幢三层新楼，原是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的。
一九三五年秋新楼刚竣工，正值张学良由汉口迁西安，便租下这三幢楼，人称张公馆。青砖朱窗，典雅宁静。张学良踏着青砖铺成的台阶进了楼，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已在客厅静候了。张学良步入客厅，向东北军高级将领们庄严宣告，他和杨虎城将军决定，拘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派出手下三员大将，前往临潼，执行这一历史性使命：第一员大将是他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他是张学良的心腹，向来参与机要，完全信得过。只是觉得孙铭九乃留日士官生，尚缺乏实战经验。因此，他又加派另外两员大将，即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该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白、刘二人皆出身绿林，枪法极好。据云，夜晚见亮不用瞄准，抬手即中。然而，两人皆非张学良嫡系。张学良敢用他们二人执行如此机密又如此重大的使命，除了因为他们都坚决抗日之外，还因为之前已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考验。据刘桂五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引者注：指张学良）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的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在三天前——十二月八日下午二时，张学良召见刘桂五。见面时，张学良并不搭话。刘桂五正感到奇怪，张学良忽地猛然一拍刘桂五的肩膀。刘桂五一愣，问道：“怎么？副司令，我有什么错？”张学良笑道：“我是想看看你遇事沉着不！”笑罢，张学良才向刘桂五透露了要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意思，并要刘桂五执行拘押蒋介石的任务。刘桂五当即答应了。张学良说：“我带你去见委员长，你向他请训，借此机会熟悉那里的环境，便于执行任务。”到了临潼，张学良把刘桂五介绍给蒋介石，自己却走开了。这使刘桂五极为感动。后来，他曾对同事陈大章说起：“副司令让我单独跟委员长在一起，一点都没有担心我会‘卖主求荣’，对我够信任的！”刘桂五提出，白凤翔最好也能参加这一重大行动。张学良接受了他的意见。
白凤翔那时驻守在甘肃固原，接到张学良电报，马上乘小汽车赶到西安……白凤翔从张学良那里带回两箱十二枝手枪，他吩咐副官把枪一一擦好。副官不知何用。白凤翔解释道：“西安附近的七曲山上有一只老虎伤人，要准备去打老虎！”后来，他的部下们才明白，“老虎”原来在华清池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张 杨终于发出扣蒋令
张学良记得，在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父亲张作霖便对他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在下达扣蒋命令之际，张学良大有“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的感觉。孙铭九对笔者说起，记得在十二月十一日夜十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这么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这一“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如此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这样，他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他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他写道：“如果我回不来，拜托应德田把我的兄弟孙明昌送到陕北或者苏联去学习。”应德田，也就是跟他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张学良随从秘书。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张学良任命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东北军又分内外线：外线在华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武装突围；内线则是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以及张学良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深入华清池，执行扣蒋任务。内线由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指挥。
在一切布置停当后，张学良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秘书刘鼎。就在刘鼎忽忙去买电池时，孙铭九已和白凤翔、刘桂五朝临潼进发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三十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四十人左右（后来才知是七十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五十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王协一的卡车仍朝里进。门卫开枪了，打破了黑夜的宁静。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五十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二道门的火力甚猛，因为蒋介石的卫队听见枪声，火速起床加入了战斗。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白凤翔、刘桂五带领的队伍也先后到达五间厅。听说蒋介石逃了，都吃了一惊，分头开始搜索。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那山，也就是骊山。骊，即毛色纯黑的马。那山形似马，山色纯黑，得名骊山。此山自古以来，便颇有名气。相传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的那个烽火台，就在此山上。秦始皇陵，在此山北麓。华清池及唐朝华清宫故址，在山的西北麓。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委员长，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委员长——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委员长，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孙铭九那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也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灰白短发，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
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关于此后的情景，美国记者斯诺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是这么写及的：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汽车开到西安去了。“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斯诺：《西行漫记》，三六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本书所引用的这一段，斯诺加了这样的注解：摘自代我在西安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采访的詹姆斯·贝特兰访问孙铭九的报道。笔者采访孙铭九时，他还忆及：在山上，他一说是东北军，蒋介石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
孙铭九便叫士兵挟架着蒋介石，下了山，然后连推带拉，把他送上小汽车。那是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一五七七”。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在战斗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死于流弹，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蒋孝先被东北军打死，此外死亡的还有蒋介石速记秘书萧乃华、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双十二”飞舞于华清池的弹雨，从此载入了史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十日，随着日本ＮＨK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该台在台北独家采录的专题片《张学良现在开口诉说》和《张学良：我的中国和日本》，八十九岁高龄的张学良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历史老人，回首往事，坦然说出了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张学良透露了自己生日的秘密：前些天，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八十位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庆贺他九秩大寿（虚龄），举行仪式。这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新闻传媒广为报道，轰动海内外。然而，那一天并非他真正的生日！
张学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阴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阴历四月十七日，是公历六月四日。恰恰在这一天，皇姑屯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被日军炸毁，“大帅”死于非命。“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张学良说道，“从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日军杀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过了半个多世纪，他首次打破缄默，也选择了日本电视记者，以便通过日本传媒，使日本年轻一代知道历史的真相。他在接受采访，一开始便说起自己的“生日之谜”，道出了那段血的历史。
张学良又说及了日军当年侵占东北三省。他说：“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为这样，他是非常坚决的抗日派。张学良忆及，父亲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国通”林权助前来游说，希望他倒向日本。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他说：“我是个中国人呀！”于是，张学良下令东北易帜，挂起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回忆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当时要求是很严的，下令做什么，必须要做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