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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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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    
    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政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引自《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其中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而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日益紧张。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

    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一九三八年六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    
    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    
    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积极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以为对其除了“击溃”,别无选择。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使两党产生分裂。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六月十二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十四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十二个师团,前后投入了四十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向世界各国呼吁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四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故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将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蒋介石。也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这会议是在延安召开的,极为重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王明居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要中共中央委员们到武汉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须知,武汉在蒋介石手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集中到那里开会,是多么的危险!虽说国共之间那时颇为亲密……王明(陈绍禹)不得不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一起从武汉回到延安。笔者在延安查阅资料时,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华报》上,查到一篇署名“浩然”的报道,从中可以颇为真切地看出王明当时在延安所享有的声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也无法跟毛泽东较量了。报道题为《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像一个晴空里的霹雳,突兀、嘹亮……让你来不及为这个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门的路上去。街上,还有人们在写标语,发着透亮的光彩——“欢迎南北奔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陈、周、秦、徐诸同志!”巷口里,不时走出一列长枪大刀的自卫军,步伐是那样急促,几乎是在跑步。    
    广场里,排着长长的两行较整齐的行列,一批批的人们插了进去,在低声地喘息……烟尘起了!人们的心像一条扯满了的弓底弦……渐渐地看见三辆卡车的影子,近着,近着,安然而止了,第一个跃出来的是英俊、挺伟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将军走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手在迅疾抖动着;接着出现在人群里的是丰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递过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却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拥抱起来,笑着说:“我跟你行洋礼!”最后出现的是白发苍苍的徐特立同志,张开了缺了门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的寒暄着一切的一切……在延安东北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当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会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座教堂里召开。由于从苏联刚刚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这下子,王明无奈——因为王明所凭恃的“王牌”也无非是共产国际而已!此外,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早已提醒要警惕陈独秀的教训。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提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却摇头。他大抵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打从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主动从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地位上退下来。凡政治局开会,张闻天总是建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也总是以毛泽东为轴心。以中共中央名义签发的文件,排名顺序也从“洛、毛”改为“毛、洛”。毛泽东已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武汉风声紧,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便派周恩来前往武汉。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新设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返回武汉不久,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加强了对武汉的攻势。蒋介石仍在武汉指挥作战。直至十月二十四日夜,武汉已岌岌可危,蒋介石这才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汉口,前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不料,飞机迷失方向,不得不折回炮火连天的汉口。翌日凌晨四时,蒋介石的专机,在黑茫茫中冒险起飞。周恩来也是在这时撤离武汉。当天,日军便进驻武汉三镇。虽说武汉会战以国民党失败告终,但武汉会战打了三个多月,伤亡日军达二十多万,完全打破了日军速胜的梦想。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

    蒋介石在广西桂林逗留了一些日子,十二月六日,飞抵陪都重庆。从此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到了这座浓雾遮掩的山城。    
    蒋介石在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便命陈布雷发一电报给周佛海,命他速返重庆。    
    周佛海此人是一位十足的政客。早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高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十二月五日,他从重庆飞往昆明,据云,视察那里的宣传工作。陈布雷的电报,使周佛海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反反复复思忖:为什么他刚刚离开重庆,蒋介石就从前线赶到重庆?为什么蒋介石一到重庆,就命他速返重庆?本来,蒋介石要周佛海速回重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周佛海另有心事,不由得惊恐万分。“事情是否已经暴露?”这个大问号,压得周佛海喘不过气来。    
    周佛海此人的笔头倒是很勤,十二月五日他在离开重庆后写下这样的日记: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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