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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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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还就和谈作了准备工作。    
    这些密谈内容,后来就反映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毛泽东除了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之中痛加驳斥外,还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出答复。    
    毛泽东在《声明》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内中列为首条的“惩办战争罪犯”,这战争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应是很具体的。蒋介石当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泽东已很明确称之“第一号战争罪犯”、“头号战犯”。至于详细的名单,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发出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已一一开列。值得提一句    
    的是,这“陕北权威人士”指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河北西柏坡,并不在陕北,只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用了“陕北权威人士”名义。这电讯,明明发自西柏坡,也用了“陕北电”之类字眼。    
    这《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文如下: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    
    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深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称之为“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即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原意为“最后通牒”。    
    特别是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败局,在一月里震撼着南京城。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下野了。    
    一月十九日,在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蒋介石面对党政要员们谈了对毛泽东《声明》的看法:“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提到的李德邻,即李宗仁。    
    两天后,蒋介石便决定下野。    
    蒋介石不早不晚,选择了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宣布下野:二十日,杜鲁门宣告就职美国新一届总统;二十一日,则是艾奇逊宣告就任美国国务卿。    
    杜鲁门对于蒋介石早已不悦,所以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希望在中国“换马”。蒋介石自然也就对杜鲁门不悦,一九四八年冬美国竞选总统时,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表示支持,这当然更使杜鲁门对蒋介石不满    
    。不料,杜鲁门在竞选中获胜,使蒋介石深为沮丧。正因为这样,蒋介石选择了杜鲁门再度出任美国总统之日后一天,宣告下野。    
    接替马歇尔成为美国新国务卿的艾奇逊,对蒋介石选择了那么个日子下野,说道:“我就职的那一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艾奇逊提到的“福摩萨”,即台湾。那时,蒋介石已预感可能在中国大陆无法立足,在作退往台湾的准备了。    
    二十一日那天中午,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宴请军政要员,宣布下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了这么一番话:“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介石拿出事先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请李宗仁在上面签字。这一文告即蒋介石下野宣言: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宴散之际,蒋介石宣布,他今天就离开南京。    
    李宗仁及军政要员当然要为他送行,他却借口还有事情要处理,飞机起飞时间未定,不必送行。    
    蒋介石临行,其实并无要事处理。他的汽车离开总统府,直奔中山陵。他在那里流连、沉思,内心不胜痛楚。下午四时十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起飞。他特地嘱咐,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让他多看一眼。    
    待李宗仁和军政要员们闻讯赶到机场,他早已离去……后来,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写及蒋介石引退的三个原因:(一)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三)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杭州逗留了一天。照他的惯例,每一回下野,总是“下”到他的家乡奉化溪口。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历来讲究“名”。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李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

    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故乡溪口,当晚便在母亲的墓庄“慈庵”住宿。那时,宋美龄正在美国,为他争取美援。    
    蒋介石这一回回老家,脾气大得很。他一进卧室,见到为他准备的席梦思,大为不悦,要马上换木板床。给他吃机器碾的大米,他不喜欢,一定要吃用石磨碾的大米。武岭学校的校务主任施季言给他送来了甲鱼,他不但不谢,反而问这年头甲鱼多么贵,吃甲鱼干什么……他心中异常烦闷,脾气也就异常暴躁。    
    虽说下野,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总裁,而且还只是暂不“视事”的总统。电话、电报不断,又有两架专机往返穿梭于奉化和南京之间。蒋介石在幕后,依然操纵着一切……    
    李宗仁呢,他在南京,依然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虽说他也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毛泽东在西柏坡,细细观察着、比较着蒋介石和李宗仁。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饶有兴味的评论,题曰《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大抵是三大战役已经结束,毛泽东有了点“闲情”,所以对蒋介石、李宗仁的优劣比较,产生兴趣。此文写得轻松活泼,调侃辛辣,典型的“毛派”笔调。    
    一开头,毛泽东便写及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相同,也注意到两人的不同:“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    
    毛泽东笑谈两人的另一不同:“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起来申辩……”    
    毛泽东又指出: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    
    毛泽东又指出:“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毛泽东批驳了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和谈?以    
    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    
    毛泽东所说的“小诸葛”,指的就是白崇禧。    
    毛泽东接着又讲述了这次国共和谈的“故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    
    们再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就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    
    毛泽东最后这样评价李宗仁:“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    
    毛泽东在二月十八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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