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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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首席代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为尤·阿·约翰逊。王炳南参与策动过西安事变。在重庆谈判时，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他在一九五五四月，奉派为驻波兰大使。
经过中美双方的会谈，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达成一份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日内瓦的会谈表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立的关系有了缓和。这理所当然对北京和台湾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自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当即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人们猜测着北京究竟以什么样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其实早在一九五○年，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遴选从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人物时，首先想及了那位号称“和平大使”的张治中。张治中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他曾是国共谈判时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台湾有着他的众多的旧部好友，他和蒋介石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就连蒋介石下野之后，他还两度赴溪口聆教……
一九五○年，张治中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三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全文如下：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内中，“寅”为代月地支，即三月。“微”、“真”为代日韵目，分别为五日、十一日。
毛泽东电报中提及的“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张治中在进行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这在当时是极为机密的。不过，那时国共大决战刚刚结束，尘埃尚未落地，海峡两岸的对立情绪还非常严重，张治中的和平使命难以实行。
当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披露了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见之后，从上海来了一毛遂自荐者，愿赴台湾去见蒋介石。此人名唤袁希洛。
袁希洛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写信，内中附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黄炎培将信交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即邢西萍），请他转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刘、周、陈、邓、彭真、陈毅阅，退毛。
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刘、周、陈、邓”，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袁希洛此人，确实颇有点来历，他是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临时议会代表，二十年代任江苏启东县县长。
袁希洛到了北京，说是可以去见蒋介石。
为此，毛泽东于十月十二日在袁希洛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刘、周、陈毅、彭真阅，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似可听其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退徐冰处理。
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袁希洛后来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章士钊和程思远各负特殊使命
为了着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他俩均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委员之中，还有章士钊，亦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他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一八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是章士钊的挚友。章称毛泽东为“润公”。
一九五六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
这封信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虽说蒋介石默不作声，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初作出表态了。那时海峡两岸对立，香港成了“中转站”。毛泽东的和平攻势通过香港传往台湾，蒋介石的反应，也通过香港传过来。那信息是从蒋介石会晤许孝炎时透露出来的。许孝炎来自香港，他是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
经过比较，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宜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这一机要职务，蒋介石信得过；
第二，宋宜山的胞弟乃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将，正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名正言顺”，不大会受人注意。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氏。一九二四年，宋希濂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的学生。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警备司令。此后，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司令，华中“剿匪”司令。
一九四九年初，西南吃紧，蒋介石调宋希濂出任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宋希濂手下尚有数万兵马，在慌乱中节节败退。宋希濂本人于十一月十九日被俘于大渡河北岸一座小庙之中。宋希濂被俘后的一幕，颇为有趣。一位首长模样的解放军来看他。他称之“军长”，对方摇头；呼之“师长”，也摇头。原来，那人叫阴法唐，是一个团长，令宋希濂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解放军的追兵起码是几个军。当时的情景如下：
阴团长见宋希濂这般误会疑虑，连忙摇头笑着说：“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五十二师一五五团的团长。沿大渡河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只有我这一个团，确切地说，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宋希濂一听说，在后面追击他的只是一个团，而且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便“唉”地长叹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