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前夜风云录-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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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士聪说：“上谕已发，只是开缺回籍，绝无生命危险，宫保还是回京谢恩为好。回河南休息一年半载，未始没有再起的机会。若你逃往日本，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袁世凯失魂落魄，心惊肉颤，皱着眉头苦思良久，总怕回京有性命之虞，不敢贸然决定。这时奕劻、张之洞又分别遣人来促他回京，担保说绝无性命之忧。袁世凯这才下了决心，满脸惶恐回到了北京。　
　　袁世凯小心翼翼又紧张万分的进了醇王府，面见载沣谢恩。载洵、载涛两兄弟当时都在坐，见了袁世凯嘿嘿冷笑。载沣将开缺他的上谕交了给他，板着脸说了一通皇恩浩荡的话，然后命他速速收拾行装，离京回籍。袁世凯叩头谢恩后，灰溜溜走出王府，回自己的府邸。　
　　走在路上，袁世凯时而仰天长叹，泫然欲泣，时而张目狞笑，嗔目恨怒。到了袁府门外，一家老小都接了出来，说：“皇恩浩荡，大人终于回来了，万千之幸！”　
　　袁世凯苦笑着打个哈哈，说：“皇恩浩荡啊，我如今方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收拾细软，都随我回河南去吧！”　
　　一九零九年元月六日，袁世凯带从家眷，在朝阳门车站乘火车离京南下，将回河南。来车站送行的，只有杨度、杨士琦等寥寥三四个人，场面冷清凄惨。　
　　火车开动，袁世凯打开车窗，在寒风之中回望渐渐远去的京城，牙关紧咬，眉头堆恨，但眼眶内，不自禁的还是溢满了泪水。　
　　袁世凯离京后，御史赵炳麟上疏，主张解散袁党，罢黜奕劻，调走直隶总督杨士骧，用人不分满汉，以求大清的中兴。载沣见疏上意思多合自己的心思，大喜下忙召见赵炳麟，面询他如何具体实施这个设想。赵炳麟说：“重新起用岑春煊，以之统帅第一镇新军，召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寿潜等入京，以作帝师，并兼任摄政王的国事顾问，以收海内人望。同时大赦党人，实行立宪，示天下为公；罢黜奕劻、徐世昌、杨士骧等，任张之洞为军机首辅，以安汉人之心。”　
　　载沣听完，点头微笑，大加赞许，即召张之洞商议。张之洞却知满清亲贵的势力仍旧极大，乃摇头不肯就任首辅，并极力反对赵炳麟的一揽子计划。张之洞这时已经七十三岁了，虽享一代名臣之誉，暮年却是力主持重。袁世凯一走，朝中有能力的望臣只剩下了张之洞一人。皇帝年幼，隆裕太后的威望能力与慈禧相差甚远，而不到三十岁的载沣又显然不是果敢智勇兼备之人，一朝国有危难，谁能响当当的站出来镇服众人，拯救时局？所以张之洞坚决反对大规模的人事变更。　
　　载沣再三说不动张之洞，回转王府，闷闷不乐、心情沮丧，想：“这个摄政王好难当啊！”　
　　这时胞弟载涛来访，向载沣建议加强宫中保安，说：“皇帝年幼，宫中任何人只要有歹心，就可以害死他，那时不但我们家族的富贵不保，天下恐也因此而动荡不宁。因此，必须成立一支以皇族子弟为主的禁卫军，专责宫廷安全。请大哥裁决。”　
　　载沣听弟弟说得有理有据，立刻就答应了，随即下令成立禁卫军，以胞弟载涛为统领，从其它新军中抽调训练有素的士官，皇族优先，满人次之。禁卫军成立起来后，载涛除对宫中保安尽职尽责外，还分出一部分兵力保卫摄政王的安全，在醇王府内外警戒巡逻。　
　　载沣为人老实，谨慎胆小，对权力与争斗也不热衷，但自己的儿子是皇上，这个摄政王不想当也得当，只是常感力不从心、事事苦恼。如今见载涛挺能干，脑子活泛办法多，便欲倚重于他，勉力控固大清的阵脚。载涛就建议哥哥要稳固统治，须得掌控军权，不然，稍有异动，皇族的其他宗枝便可能乘乱夺权。载沣问：“用何法可以掌控军权呢？”　
　　载涛说：“下诏以皇上为海陆军大元帅，皇帝年幼，这大元帅之权自然由摄政王代为行使。”　
　　载沣心想不错，立刻下令拟诏，以皇上为海陆军大元帅。奕劻、张之洞却提出反对意见，说：“皇帝是君，大元帅是臣，君臣怎能混为一谈！”　　　
　　五一　帝京走强人（3）　　　
　　载沣无以应答，便以眼看载涛。载涛就咳漱一声，侃侃而谈，以德国皇帝就兼任三军统帅为由，据理力争，争论不决，载沣就裁定按载涛的意见办理，同时命将陆军部的军咨处独立出来，称军咨府，作为大元帅的参谋机关，以载涛、良弼为军咨府的事务大臣。如此一来，军事力量就等于全部掌控在载沣兄弟手中了。奕劻、张之洞等心中不满，却又无法阻止。　
　　载涛这时又建议筹建海军。甲午之战后，大清的海军力量几乎全军覆没，虽还有零散的舰只，却已不相配套、难以成军了。载涛不甘心永作弱国，想着海军建了起来，或许有朝一日可与日本再较短长，便极力怂恿载沣，论说建海军的好处。载沣被他说得意动，就决定再建海军。　
　　载沣还有个胞弟叫载洵，是个花花公子，游手好闲，能吃能睡，因而刚上二十岁就发福虚胖，他见哥哥载涛当了官好不威风，便寻到载沣，大吵大闹也要当官，听说筹建海军可以出洋，更是死缠活赖，非要做筹办海军大臣。　
　　载沣知道这位弟弟不学无术，不是筹建海军的料，所以犹犹豫豫，迟迟不肯答应。载洵急了，赶到醇王府里吵闹不休，一日数遍，弄得载沣招架不住，最后叹了口气，咬咬牙，把筹办海军大臣的乌纱给了他，同时命海军界的元老萨镇冰也为筹办大臣，以助载洵。载洵兴高采烈，大夸哥哥有情有义，乐得一颠一颠上任去了。　
　　载沣兄弟三个把海陆军的领导权全垄断了，朝中微言渐起。先是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那桐，肃亲王善耆等，后是铁良、载泽、良弼等。载沣心感不安，不知该如何应对，载涛就建议撤汉官以满人代替，用排汉转移朝野的注意力，争取铁良、良弼、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的支持。载沣允诺。　
　　张之洞隐闻排挤汉官的消息，忧心仲仲，上疏谏道：“欲御外侮，须先靖内乱，内乱之源，即是满汉不同法、满汉隔阂歧视，若朝廷能决心化除畛域之见，以满汉为一体，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借口，立宪各事以此为基础，推行无碍，国方可大治。”　
　　载沣见张之洞对排汉大表反对，就敷衍说：“我本无满汉之见，今后将融汇满汉蒙回各族，一视同仁，公其勿忧。”　
　　载沣话是这样说，但在载涛、载洵等的推动下，却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今天换一个汉官，明天再换一个汉官，逐渐以满族亲贵取代汉人。与此同时，载沣下令，命各省尽快将咨议局成立起来，为立宪做好准备，接着他将坚决反对立宪的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以示立宪的决心。　
　　一九零九年六月间，津浦铁路总办汉官李顺德因营私舞弊被革职，载沣又准备以满人继任，张之洞累谏不听，因而怒道：“如此行事，必将激起变乱，到时后悔莫及！”　
　　载沣亦怒，说：“兵权在我手，谁敢倡乱？”　
　　张之洞无言而退，退而长叹，说：“此亡国之音，不易今天被我听见。我唯愿早死，不愿见到国亡的那一刻。”于是以患病为由，上折请求开去本兼各职。载沣却坚决不许，只给假让其归家调养。不久张之洞病逝。　　　
　　五二　桀骜不屈，重张旧时旗（1）　　　
　　此时在日本东京，章太炎坐等陶成章从南洋携款归来，哪知日本警方忽以《民报》有激扬暗杀的文字、扰乱破坏治安为由，下令查封《民报》。　
　　激扬暗杀的文字是陶成章进报社后多了起来的。陶比较偏向于以暗杀震慑清廷，唤起人民。满清的驻日公使便以此为由向日本政府提起抗议，要求其取缔《民报》。当时清政府正派唐绍仪为代表赴美，欲与美国结盟。日本深恐中美结盟于日本不利，便以各种办法阻扰，同时着意讨好清廷，断然下令查封《民报》。　
　　东京警视厅的查封令送到了《民报》社。章太炎视《民报》如生命，如何能容许别人来查封，恼怒之下，一纸诉状便递到了东京地方法院，又聘宋教仁为翻译兼律师，诉警事厅侵反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开庭之日，一切均按程序进行。原告章太炎激动殊甚，舒拳捋袖，张目质问日警方和审判长，说：“吾报扰乱治安，证据何在？我等既未买手枪，又没蓄刺客，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　
　　警方的代表瞑目不答，假装打盹。　
　　章太炎大怒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乃吾国圣人之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乃贵国的法律。吾报宣传的革命，乃是革中国满清之命，非革日本之命，这犯了日本的那条法律？我们的文章的确有煽惑性，但我们煽惑中国人反满，又怎么影响了日本的秩序和治安？”　
　　警方的代表还是不说话，瞑目如睡。　
　　这样的庭审进行了三次，判决就下来了：维持对《民报》查封的命令，同时处《民报》罚金一百一十五元。　
　　章太炎气得大骂，却是无可奈何。《民报》此时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交罚金，日本人却不管这些，没钱就将章太炎抓起来做苦工，每做一天苦工，抵一元钱的罚金。可怜章太炎纵有万千道理，有雄辩滔滔，却派不上用场，一天的苦力只能抵得一元日币。　
　　这时的黄兴正在宫崎家中躲债，他办“勤学舍”时借的高利贷到期了，但他无钱可还，债主逼得紧，就只好躲了起来。章太炎的学生鲁迅、许寿堂看老师受苦，就动用了他们出书的印刷费，将章太炎救了出来。章太炎情绪激动得厉害，大骂日本人不讲道理，又骂孙文不管《民报》的死活。　
　　谭人凤这时从香港到了日本东京，遍寻黄兴不着，一问才知他躲债已将两月，谭人凤急道：“总部怎能没有了黄克强？”忙四处借钱，替黄兴还了一部分高利贷，黄兴这才从宫崎家出来了，一出来就找章太炎商量将《民报》转往美国出版，却因缺钱难以实施。章太炎怨恨交加，指责孙文抛弃了《民报》，黄兴婉劝。　
　　便在这个时候，陶成章从南洋回来了，带着《孙文罪状》，怒气冲冲直接找黄兴，要求总部开会，革除孙文的总理职务，并改组同盟会。黄兴大惊，极力劝解陶成章，谭人凤也相帮黄兴，要陶成章打消此念，以和为贵，精诚团结。　
　　陶成章冷笑道：“孙文岂是可团结之人！此人量小易盈，志大才劣，实为一奸恶小人。如今南洋的同志人声汹汹，皆欲罢黜孙文，为同盟会除害。”　
　　原来陶成章与李燮和起草的《孙文罪状》洋洋数千言，列举罪状十二条，李燮和、魏兰、许雪秋等联络了一些流落南洋的各省同志，取得支持后。就以粤、湘、鄂、江、浙、闽、皖七省同志的名义，要求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由陶成章到东京面见黄兴，将《孙文罪状》交同盟会总部，交涉罢免孙文、改组同盟会的要求。　
　　《孙文罪状》中除罗列了孙文人品、领导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外，最具杀伤力的是说孙文借革命之名骗钱，将华人华侨的捐款不尽用于革命，却私留存贮起来，供自己挥霍享受，估计孙文在外国银行的存款足有几十万之多。　
　　当时孙文在新加坡，听说了自己留存捐款几十万的话，就大笑起来，说：“我若有几十万元存款，革命恐怕早该成功了。”　
　　胡汉民、汪精卫看过“孙文罪状”，气愤不已，对孙文说：“先生对陶成章的污蔑应该还击，大力驳斥，不然被世人误会，影响先生自己的清誉，也影响革命党的名声，保皇党更会以此做把柄嘲笑我们。”　
　　孙文笑道：“陶成章攻击我，乃欲以我得名，以我攫利，我岂能如他所愿。我孙文从广州首义失败以来，人人骂我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我被骂得多了，还怕多出一个陶成章来骂吗？”　
　　胡汉民说：“虽然先生不在乎，但此事关乎革命党的形象，还是请先生出面澄清为好。”　
　　孙文大怒，猛地站了起来，说：“我革命以来，起义及各项组织联络所费糜大，募捐赞助的款项常不敷用，只好从檀香山家兄处拿钱补足，如今家兄已因我而破产，迁居香港，寄人篱下，此事党内之人知之甚多。我若以革命赢利，家兄又怎能困顿至此？事实昭昭，我又何必费神解释！”　
　　东京的黄兴此刻却极是忧虑不安，面对蓄势而来、满腹委屈又满腔愤怒的陶成章，百般劝解说服均告无效，遂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致南洋同志的公开信，对“孙文罪状”所列各条逐条解释，为孙文辨诬。陶成章不虞有此，大怒道：“黄兴与孙文竟朋比为奸！”于是便将“孙文罪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康梁的“帝国宪政会”在南洋、日本均办了不少报纸，偶然见了《孙文罪状》的传单，宪政会的人大喜之下，便将传单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扬扬，华人聚居之处都在议论这件事，弄得革命派十分被动。　　　
　　五二　桀骜不屈，重张旧时旗（2）　　　
　　这时东京忽然又出现了新版的《民报》。却原来是汪精卫受孙文指派从南洋到了日本，重新编印《民报》，却托名在美国出版。这一下子把章太炎的肝火激了起来。《民报》出刊竟把自己排除在外，是可忍，孰不可忍？章太炎大怒下斥汪精卫所办的报纸为伪《民报》，并写了“伪民报检举状”一文，送东京的《日华新报》刊发，对孙文与汪精卫狠批毒骂。以章太炎辛辣的笔法，又是满腔怒火下作文，遣词造句自是无所顾忌，把孙、汪两人骂得不堪至极。　
　　孙文此刻已从新加坡到了美洲筹款，看到美洲的华文报纸转载“孙文罪状”及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孙文大怒起来，就命香港的《中国日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等报进行还击，对陶成章、章太炎的言语予以驳斥批判，双方唇枪舌剑，既有说理论辨，又有人身的攻击谩骂，沸沸扬扬，如仇敌一般。　
　　黄兴见章、陶攻击孙文不遗余力，致使革命派阵营内乱不堪，十分生气，盛怒下往见两人，当面斥责，说：“你等的手段，实是卑劣无耻，诋毁领袖，破坏组织，只以谩骂攻击为能事，革命党的人是这样的吗？”　
　　章、陶齐声说：“孙文卑劣至极，无耻之尤，你却处处维护他，殊堪可恨！你以为你是维护团结，其实你是为虎作伥、姑息养奸。”　
　　黄兴指着他二人大喝道：“给我立刻停止攻击言论，不然，我不惜代价，会动用一切手段制止你们，为了同盟会，我可以不顾一切。”　
　　章太炎、陶成章两人却凛然不惧，陶成章更拍着胸膛，咬牙切齿说道：“武力威胁、暗杀，陶某哪一样也不怕，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能撕掉孙文的革命家面具，为革命踢掉这块绊脚石，陶成章虽死无憾，以死为荣。”　
　　内部这样闹腾，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基本上是瘫痪了。孙文干脆将在美洲组建的分会称作“中华革命党”。南洋一带的会员也公开分裂成了“拥孙”“反孙”两派，相互攻讦不已。　
　　梁启超见同盟会内部大动干戈、乱吵乱闹，顿感满身轻松、欢喜无限，心想革命党现在无力给我们制造麻烦了，高兴之下给康有为写信，说：“革命党内斗不休，自顾不暇，我等可以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对付朝廷。如今当务之急是向朝廷施压，要其早开国会、早立内阁。”　
　　康有为复信同意梁启超的想法。　
　　梁启超于是就写信给在国内活动的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