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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历史的荒谬 作者:刘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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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以另类而出名,所以尚有羞耻心的人必须掌握另一门高深的学问:清谈。清谈是魏晋时期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清谈是采取一对一单挑的方式,大家坐在胡床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取胜的标准是:看谁能谈的滔滔不绝,海阔天空,震慑世俗。谈的内容是主要是玄学,什么宇宙银河天空大地人生阴阳的都可以谈,唯独不能谈具体的事务,因为那是“俗不可耐”的鄙陋之事。清谈从社会功用方面来看,更像是一种毫无用处“屠龙之技”,因为它“上不用于国,下无益于民”,就是一种高雅的胡说八道而已。 
         
        西晋的太尉王衍是清谈事业中的领军人物。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清谈起来,“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这副唬人的长相就能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三分;再加上他的口才也达到了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高深造诣,号称“口中雌黄”,所以历次辩论都是无往而不利。擅长开大型清谈会的王衍是当时世家大族的偶像级人物,“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很多人受到了他的感召和启发,从此义无反顾的投身于清谈事业中去,至于国计民生这类俗务,那就是爱谁谁管了。 
        
        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后,幸存下来的中原贵族们搬迁到了江南,清谈也随之在东晋扎根,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晋的首都健康就是清谈重地。当时的名士如王导、王羲之、谢安等,无不是雅量非凡,妙善玄言的大家。在东晋,一个贵族要是不会唾沫横飞般的清谈,简直就和现在不会说英语、用电脑一样,一辈子也别想在清流名士中混出个名堂来了。 
        
      第34节:魏晋“疯”骨,清谈误国——两晋治下所谓的世家贵族(2)       
        两晋时期名士们的另类和清谈其实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虽然魏晋风骨看起来令人向往和陶醉,但在那光鲜的表面下,更多的是贵族政治的极端腐败,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人格品质的扭曲堕落和人民群众的悲惨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施政爱民,保家卫国,那么这个国家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西晋有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东晋是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当然在末世之中,直接受害的还是下层的劳苦大众。西晋末年,长安、洛阳等名城大邑“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东晋时期,全国人口仅仅是汉朝全盛时期的四分之一。“民风国势如此”,魏晋“疯”骨下的名士们若泉下有知,不知会做如何感想? 
        
        注:清谈领袖王衍被少数民族首领石勒抓住后,在将死之前,不禁幡然省悟,悲从中来,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这句话大概是对清谈误国这个词语所蕴涵意义的最好注解。   
        本文史料来源于《晋书》。   
        《晋书》阮籍列传: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晋书》何曾列传: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 
        
        《晋书》光逸列传:光逸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晋书》王忱列传:王忱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欢三日不叹,便觉形神不相亲。   
        《晋书》王衍列传: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第35节:来自地狱的罪恶——五胡乱华时的民族大屠杀       
        来自地狱的罪恶——五胡乱华时的民族大屠杀   
        在一位弱智皇帝和一群空谈家、炫耀狂、心理疾病患者共同执政下的西晋王朝,终于毫无悬念的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先是晋朝皇族诸王以敢为天下先的气势,示范性的上演了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八王之乱”。在宗室骨肉热闹非凡的自相残杀中,有的王爷目光远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恭恭敬敬的把少数民族的军队请来当外援。不过自古以来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胡人经过了汉族博大精深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再教育之后,他们的酋长们兴奋的发现,原来西晋的领导层里竟然到处充斥着饭桶与草包。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和鼓舞,在“八王之乱”的中后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开始反客为主,兴冲冲的加入到了群雄逐鹿的斗争中来。引狼入室的司马王爷们绝对没有想到,他们搞民族统一战线的后果,是西晋王朝从此变成了半身不遂,中原广大地区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异族战斗和屠杀的血腥地狱。 
        
        第一个自立门户的是匈奴人首领刘渊,他觉得自古以来,匈奴和汉朝和亲不断,是兄弟之国,所以自己改姓刘,建立的政权国号叫汉。(希望汉武帝不会被气活过来。)正是这个凭空被复兴出来的“汉朝”,凶狠的扮演了西晋王朝掘墓人的角色。公元311年,西晋的二十万逃难大军被刘渊手下大将石勒击败,士兵们难逃一死,随行的众多高级官员和宗室四十八个王爷也全部被杀死,血流成河。同年,匈奴兵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士民死者三万余人”,司马氏的祖坟也惨遭挖掘。公元316年,匈奴部队又攻破了饿殍遍城的长安,在一片瓦砾中俘获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正式终结了西晋王朝短暂的统治。(第二年,司马睿称帝于江南,收拾残余力量建立了东晋。) 
        
        匈奴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破坏力惊人,洛阳长安等大城经过战火的洗礼后,除了名称未变外,实际上已经成了十室九空的一片废墟。接匈奴之后,继之而起的分别有羯族、鲜卑、氐族、羌族,他们在北方各领风骚几十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在这漫长的战乱中,每一个民族的兴盛与衰弱,都离不开血腥暴力的屠杀,都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乱世故,二者皆难保,作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命如蝼蚁,随时随地的可能身遭不幸。羯族建立的后赵有一条规定:胡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在这条鼓励抢劫的法律条文之下,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后赵汉族大臣也常常被抢的狼狈不堪。雪上加霜的是,十六国的暴君昏君层出不穷,蝗旱水涝频繁,所以天灾人祸之下,北方汉人几十年中几乎损失殆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350年,后赵的汉族大将冉闵起兵反抗,满怀激愤的他在邺城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此令一下,汉族百姓压抑已久的仇恨便排山倒海般的倾泻而出,大家抄起菜刀铁锅一阵猛揍,当天便取得了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的开门红。冉闵作为首倡人也不含糊,亲自带兵围追堵截,胡人“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大面积的民族仇恨一经发动,带来的就是不可遏抑的大面积屠杀,于是一月之中,“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至于统治中原二十三年的羯人,竟然在这场滔天大乱中被灭族!冉闵在羯族人的血泊中中登基为帝后,接着把熊熊的仇恨怒火引向了其他的少数民族,“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以致于当时的农业生产遭受了灭顶之灾,“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冉闵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他这种专心打仗不事生产的大政方针决定了他最终失败的命运。后来冉闵被鲜卑的慕容家族击败,硕果仅存的汉族人反过来又遭到了胡人的报复,被杀无数,“死者塞道、白骨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五胡乱华时期发生民族大屠杀,不仅仅限于胡汉之间,而是无族不入,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交替,也经常是伴随着这种血雨腥风。一个民族今天可能还在威风凛凛的统领一方,明天说不定就会被种族灭绝,“人命关天”这个成语,在那个时代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幽默。这种杀尚往来的恐怖情形,直到北魏一统北方和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后,才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这已经是一百六十余年后的事情了。 
        
        西晋在建国之初,采取的是少数民族内附自由的政策,只要某部落提出申请,政府就在中原地区划出一块地方让其安家落户。这项政策看上去很美,但是却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深刻的民族矛盾,因为晋朝无论是公卿大臣还是贩夫走卒,都对胡人有强烈的偏见和轻视,就连内附政策的初衷也只是一种嗟来之食般的怜悯而已。迁居的胡人在中原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下等人的地位,融入不到汉族主流生活和文化之中。他们被汉人肆意羞辱,甚至会让一些豪强地主卖做奴隶。低下的社会地位让胡人对汉人产生了怨恨之情。另一方面,内附政策也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的越过了北方防线,直接进入到了富庶的中原地区,打入了晋朝的内部。在这种怨恨之气滋长难平的情况下,一旦西晋王朝出现内乱,对胡人聚居区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后,本来定时炸弹般的少数民族问题就会适时引爆,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酿成了自古未有的巨变。晋朝制定的民族“睦邻平等”政策虚有其表而无其实,如此一来,倒真不如当初就强调“华夷之妨”来的更合算些。 
         
        本文史料来源于《资治通鉴》和《晋书》。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夏,四月,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等。夜,使人排墙杀之。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 
        
        《晋书》石季龙载记: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第36节: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小人物带来的大破坏(1)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小人物带来的大破坏   
        最近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意思是说某件事情无论你规划的多么十拿九稳,多么铁板钉钉,只要旮旯角落里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考虑不到,那就有可能阴沟里翻船,一败涂地。那么什么算的上是细节呢,我想和事件有所关联的小人物肯定是其中之一。小人物不同于小人,他们或许不像小人那样奸同鬼蜮、行若狐鼠,只是看起来人微言轻,无足轻重。但是手握乾坤的大人物们一旦忽视了他们的利益或作用,那后果就有可能难以预料,不堪设想了。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伐,经常是你敲我一榔头,我打你一棒子,军事行动比演习都多。有一年,宋国大夫华元率军攻打郑国,夜宿某地。由于第二天就要和郑军交战了,为了振奋士气,华元吩咐炊事员给大伙加餐,每人分给一大块羊排骨。当晚,士兵们兴高采烈的捧着骨头大啃特啃,只有华元的马车夫羊斟在一边喝凉水,原来华元军务繁忙,忘了交代分给羊斟一份。羊斟见其他人吃得满面红光,不禁气不打一处来,心想: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领导好处多,怎么我就那么背呢,这不是诚心作践我吗。有仇不报非君子,羊斟暗暗的打定了主意,决定以牙还牙,明天要华元的好看。 
        
        第二天,宋郑两军相遇,双方摆开阵势,捉对厮杀起来。就在两军激战正酣的时候,羊斟忽然一甩鞭子,驾着马车风驰电掣般向郑军的营地驶去。车上的华元大惊,对羊斟喊道:“你晕头了吗?那边是敌营啊!”羊斟回过脸答道:“我的地盘我做主,昨晚你有权不给我吃羊肉,今天我有权让你当俘虏。”就这样,羊斟驾着指挥车径直到了郑军大本营,可怜华元研究了一晚上的兵法计谋还未施展,就稀里糊涂的成了战俘。 
        
        民以食为天,所以不给人吃饱饭带来的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无独有偶,几百年后,中山国的国君也不幸重蹈了华元的覆辙。   
        中山君某次设宴款待群臣的时候,席上上了一大锅羊汤,为了方便,国君让仆人把汤分到客人们各自的碗里。不过人多汤少,当轮到一个大夫司马子期的时候,羊汤已经没了。司马子期当时没表示什么,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认为这是国君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意的出他的洋相。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叛逃到了楚国,怂恿楚王攻打中山。楚王听了司马子期的一面之词,便把中山君当成了虐待臣下的暴君,派出军队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解放”了中山。中山君“一碗羊汤引发了一场血案”,只能出逃外国,四海为家了。 
        
        小人物不仅能够毁家灭国,他们的厉害之处,还在于能够深刻的影响历史的走向。公元199年,袁绍和曹操之间爆发了争夺北方老大地位的官渡之战。在战争过程中,曹操处于不利的地位,不但部队人数远少于袁绍,而且更要命的是军粮奇缺,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了。曹操屡次向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告急,荀彧是巧臣难为无米之炊,拿不出粮食,只能回信给曹操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告诉他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曹操只好每天拿着荀彧的书信画饼充饥,功夫不负饿肚人,不久以后,曹军还真的等来了战争的转机。 

        原来袁绍手下有个许攸的谋士,他经常喋喋不休的向袁绍出谋划策。不过袁绍是个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主,许攸的主意又恰好不合他的口味,于是袁绍就对许攸表现出一副爱搭不理,有你不多,没你不少的态度。许攸见得不到重用,伤了自尊,便投降了曹操。他向曹操提供了袁军乌巢粮仓的详细虚实。曹操听了后喜出望外,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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