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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袁氏当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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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还是低一级‘寡头政治’(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但是低一级的往往一搞数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级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 reactionary )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辞,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孙中山要毁党造党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搞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纪念馆所在地。】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毁党造党的工作来了。

  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言难尽的大题目。在大陆上它一直就‘改组’、‘整理’、‘革新’的搞个不停。退保台湾之后,还不是在继续‘改造’。如今闽南帮当权了,李主席大搞修宪、废省、精省……,还不是另一种的‘改造’,哪里说得完呢?今日新党诸公还不是老国民党员吗?只因搞不过地头蛇的闽南帮,还不是毁党造党,才搞出个新党来?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 atotal…power party )。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底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中华革命党’的极权架构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中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而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一○二号蒋志清(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国民赏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五辑卷首之原件复印图片。】

  孙公是基督徒,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此一打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六四一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亦亲自参预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左’: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八三。】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哉?转型期中,形势比人强,有许多必需的恶政( necessary evils ),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发展出来的啊。

  所幸,还是不幸,此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都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最后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孙总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栖栖遑遑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而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钜,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庆龄的大姐蔼龄曾是孙总统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之‘摩登’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史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且看四十八岁的柯林顿大总统,和二十一岁的陆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无独有偶。)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投入孙郎怀抱;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笔者亲闻者,即有黄沈亦云夫人等数家之多。众口一辞也。后来抗战期间,毛泽东和蓝苹同居时,一般共产党的老同志对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没有好感。远在皖南的项英竟电毛指摘,毛公覆电说:‘学习孙中山’(这话是江青自己说出的),项亦无辞以对。这可能是孙宋畸恋,很少有的负面影响了……。他们这两桩婚姻,对我们国族的命运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嘛。

  笔者附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代,曾批评我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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