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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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吐榈亍⒑挝奶锖痛蠼蔷祝兜暮齑｜和大口环，成为华人社会中心。1906年，弥敦当局为了限制华人在九龙尖沙咀之间的发展，以防止疟疾流行为名，将尖沙咀至九龙城之间约两万英亩的地区，划为欧洲人住宅区，限制中国居民进入该地区居住。
1906年9月18日，强烈的台风袭击香港，半小时内死伤达两万多人。广东沿海也惨遭破坏。清政府拨出白银10万两救济广东和香港受灾同胞，两广总督岑春煊将这笔救灾款分出3万两给港英政府用于救济香港灾民，可是，港英当局收到3万两白银后，不用于救济当前的灾民，而将它做为救济基金，留作以后紧急救济之用。
开始限制中文报纸
清朝末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政治派别斗争激烈，许多在国内报刊上不能发表的言论，都可以在香港报纸上刊登，然后再输入内地，内地读者也可以读到。所以，不少爱国志士在港澳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于是香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报刊活动的重要基地，成为进步报刊同形形色色敌对政治势力报刊进行斗争的战场。弥敦任职后期，1907年，港英当局颁布法例，正式开始对中文报纸的内容加以限制。从此以后，号称“自由港”的香港，所谓新闻自由，已经有了严格的条件。
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的觉醒，1900年，孙中山先生指派陈少白和王质甫等人前往香港，租赁士丹利街27号，创办出版了《中国日报》。陈少白任总编辑，杨少欧为总编辑助理。《中国日报》介绍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在广州受到普遍欢迎。同时，这个报馆也成为革命党人聚集、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钟紫主编的《香港报业春秋》一书认为，香港报纸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国日报》开始的。1903年洪全福、李纪堂、谢瓒泰等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失败以后，广州《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动。《中国日报》针锋相对，严辞驳斥《岭海报》的文章，双方笔战一个多月。后来，香港保皇党报纸《商报》鼓吹“保皇扶清主义”，《中国日报》又与《商报》展开论战。在弥敦时期，《中国日报》为中国打开民主之窗，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石，唤起国人的觉醒，起了神圣的喉舌作用。
1906年，广东总督岑春煊谋划将粤汉铁路收回官办，民营股东黎国廉等表示反对，岑春煊下令予以逮捕，同时明令广东与港澳的华人报纸不准刊登有关的敌对言论。《中国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抨击岑春煊的卑劣行径与高压手段，其他港澳中文报纸及广东报纸也同声斥责广东总督的可耻行为。岑春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报纸输入大陆内地。港英政府积极合作。
《中国日报》曾经代销《民报》的特刊——《天讨》。《天讨》曾刊登一幅漫画，画图中出现清朝皇帝的头像。香港当局认为这幅漫画损害跟“友邦”的关系，针对《中国日报》和其他中文报刊的反清宣传，港英政府在1907年颁布了第15号法令。法令称“凡在本港发刊的报纸、书籍、文字、图画，流入中国内地能令全国人心作乱者，本港政府为邦交起见，得而取缔之，罚款不过五百元，监禁不过两年，或罚款与监禁并施。”这就是香港当局管制中文报纸言论自由的开始。
但是，香港当局的限制措施，却促成了中文报界的联合，组成了“香港报界公会”，主持人为郭亦通。报界公会认为，要节省人力、物力与财力，在某些统一的资料搜集上，可由公会组织力量负责，于是各报所刊登的市场商品价格与各个服务公司的轮船航线与船期等资料，均由公会整理发送。这个“香港报界公会”后来改为“香港报界公社”，从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造就“石塘艳名”
弥敦接任不久，中环发生水坑口火烧妓寨事件。弥敦决定，趁此机会把妓寨迁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华。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坑口”，是山涧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坑口本在马路一侧，水不深，坑周边多山石缝隙，是龙虾聚集的好地方。
约在1821年，原住九龙九华径的几户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龙虾鱼蟹，后来干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脚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简陋的居所，定居下来，亦农亦渔。他们在大坑口浅海竖起竹栅，竹栅的疏密仅容小鱼小虾出入。在竹栅的不同方位，开辟几个栅门。涨潮的时候，龙虾随着潮水，从栅门闯进大坑口一带，潮水不再高涨的时候，居民把各个栅门统统关闭起来。等到退潮，水位回复原位，居民便纷纷下海捕捞栅内龙虾。捕捞获得丰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畅。因为他们在泥水中捕捞，全身是浊水污泥，个个都变成泥人，于是彼此呼唤着：“到大坑口去冲凉喽！”这种捕捞丰收的生动景象，实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为泥沙所沉积，数十年后，“坑口”愈来愈小，遂将“大”字省去，只称“水坑口”而已。时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传下来。“水坑口”之成为“街”，是自1904年以后，陆续填海的结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岗岩遍布的石山。花岗岩，广东老百姓称作“麻石”，坚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广东的惠州客家人，多为石匠，以凿石为业。他们听说香港石塘咀的花岗岩，质地纯正，却无人采用，于是成群结伙，来到石塘咀，先从海滨一带开始凿石，渐渐扩展到高山顶上，后来花岗岩凿空的地带低洼，形成了大池塘，而从内向外望去，近海处狭而长，酷似鸟咀。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做石塘咀。
1772年，广东长乐石匠朱居元，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纪初，港岛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后，该地区仍然比较荒凉。弥敦想借大火之机，利用妓院搬迁促成石塘咀的繁荣，便下令将水坑口的妓院迁往石塘咀。随着妓院而来的酒楼、菜馆、烟馆、客栈等行业也迁移和兴建起来。从1910年开始，石塘咀成为闻名的妓院区，号称“塘西风月”。
杨思贤所著《香港沧桑》一书曾有一段描写石塘咀当年的情景：
当残阳西沉、皎月东升的时候，香港之夜的面纱也层层揭开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邻这两个地区，不少富商巨贾，佩上贵重珍宝，坐上汽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气派不凡的华厦门口。他们从侍役开启的车门里，大步跨出，进入摆开筵席的厅堂，尽情地享用佳肴琼浆。然后，在爵士音乐的聒噪声中，一对对、一双双，翩跹起舞。在浪漫的情调里，获得刺激，进行着狂欲的交流。舞娘们以自己色相的代价，取得了金钱和虚荣的补偿。
在骑楼下，在黑暗角落，三三两两的、面涂粉黛的阴影在徘徊。她们卖弄风骚，招摇惑众，频向路人暗送秋波，极尽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们跟“客人”进行了一桩又一桩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挥霍的代价。她们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为繁盛时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间放射的霓虹灯光，五彩缤纷，附近海上的小船，灯火闪耀，犹似天上的星宿，灿烂夺目，确是一幅人间的绚丽画图。然而，它的光芒终究掩饰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龌龊。
弥敦预想中的繁华，在石塘咀实现了。当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繁华。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绝娼妓，影响了餐饮等行业的生意。据马沅新编《香港法例汇编》第一卷记载，石塘咀的六大酒楼于1934年4月18日联名向香港总督贝璐请愿，要求“给予一线生机”。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窃敝同业等在远年操业，多丛聚于上环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该地繁荣过剩，其时西环石塘咀尚在僻隅，为因地制宜起见，乃有明令饬上环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迁之举，而酒楼生活，本与相依，故亦随娼寮同时播越。从此筚路蓝缕，乐业安居，其间经历三十年，逐渐繁荣。彼向日常人所不轻履之地，其时已冠盖来往，毂击肩摩；昔日芜秽不堪之屋宇栈仓，其时已美仑美奂，陆续建筑崇楼杰阁。即跨越水坑一段阔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扩而大之，瞻视一新，殊为埠上生色不少。”“综核石塘咀全盛时代，有大小酒楼十八家，约雇用职工一千有余。娼寮以字号计，大小有五十余家，约容妓女二千余人。……其时住舍充满，居民住户从无空歇。”请愿书的上述内容反映出当时酒楼、妓院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反映出弥敦时期石塘咀妓院区畸形繁荣的情景。
富园林气息的弥敦道
弥敦离任后，香港政府以弥敦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位居九龙。据香港《新报》集言堂的专栏“里巷风情”的文章介绍，弥敦道是九龙早期开辟的主要马路。它自梳士巴利道起到界限街止，由南至北，分为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共五段。
早在1860年，英军工兵修筑了这条路，是九龙半岛最早筑成的大道。1904年，弥敦将这条道路重新翻修拓展成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
当年的弥敦道，路面宽阔，“路的两旁老榕树枝叶如伞，显出一派优雅的园林气息，两旁的楼宇又骑楼宽阔，大都十多二十间同一式样建筑，更有气派及高贵的格局。”“一条两旁全是商家楼宇的大道而有这种令人闲憩的设计，在过去的日子，香港和九龙，除弥敦道外，似乎没有第二条同样令人喜爱的马路。”当然，星移斗转，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变迁，楼宇取代了昔日的林荫大道。今日今时的弥敦道，再也没有往日的一派清静，大榕树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已无踪无影，有的只是商家招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不过，在九龙公园旁还可以看到当年种植的几株百年老树。
1900年弥敦道当年弥敦道的各段街市，又各有自己的历史及特点。油麻地一段的弥敦道，当年有些像北京的天桥。江湖杂技艺人，在街道的空地上搭起棚场，或者表演杂耍，或者耍猴戏，或耍枪弄刀卖武艺。杂技中的一绝是所谓“卖人头”。“江湖上的杂技帮，在空地上以竹作柱，布幅作墙围成表演场所，一人守住入口处招揽观众入内观看‘卖人头’。每位观众收一个仙。所谓‘卖人头’是一张四方桌上，摆了一个人头，桌子下面看到的是空空的，显然不是里面有人了。这人头会唱歌、抽烟、眨眼。”杂技之外，还有唱南音的。傍晚时分，艺人弹起筝唱木鱼书，附近居民傍晚没事，围在艺场周围，听南音背解红罗，客途愁恨。听众全是女人。另外还有讲章回小说的讲古佬，围着讲古佬的听众全是油麻地街市、店铺的伙计，车仔馆的“骆驼祥子”，自然全是男性。到了后来，社会发展，便有了戏院，最早的有广智戏院、普庆戏院，迟些时候便有大华戏院、平安戏院。这些戏院，设备比较简陋。
至于旺角，是当时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商铺密集于狭窄的道路两旁，十分繁华。
第十四任 卢押FrEdEricK Lugard（1）
1907年7月28日，卢押就任第十四任香港总督，直到1912年3月15日，任期5年届满。
卢押（1858～1945），也译作卢嘉、鲁吉等。英国人，生于印度。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经在印度、阿富汗、非洲等英国殖民地服役，因在侵略殖民战争中有功获封爵士。来香港前，任北尼日利亚专员兼驻军司令。1902年，卢押与伦敦《泰晤士报》经理人员弗洛拉？萧结婚。由于妻子很不适应非洲的气候条件，卢押提出调换新职。正置弥敦离任，英国殖民地部接受了卢押的请求，派他赴香港履职。离港后，赴尼日利亚任高级专员。1945年去世。著作有《我们的东非帝国》、《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
卢押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香港受孙中山革命活动影响，民众思想也十分活跃。
卢押任内有几件大事，一是中英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英国减少在港经营鸦片贸易；二是内地辛亥革命爆发；三是香港大学成立。1907年12月，卢押提出创办香港大学，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没做过的事。四是1908年11月香港发生首次排日运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载军火到广州，被广州当局查获拘留。日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广州当局鸣炮道歉，广州市民对此极为愤慨。香港报纸报道了有关消息，于是香港中国居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捣毁售卖日货的商店。
1909年，港督卢押向英政府建议：交还威海卫给中国，而以永远割让新界为交换条件。英国殖民地部同意在适当时候认真考虑。可以看出，新界租期问题，在早期就是港英当局的一块心病。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经清廷庆亲王奕劻、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租借给英国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后收回。
1910年，九龙水塘建成，储水量3。5亿加仑。其后，增修副塘，储水量1。85亿加仑。
卢押任职期间，全港人口增至50万人。
第十四任卢押纵烟禁烟之争
英国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听命，签订了《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管辖权，便将香港视为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76万元，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鸦片税收占到1／4。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至于俱乐部、酒楼、妓院、银行、米行、保险公司、南北行中，都设有鸦片烟床。至于转移至内地的，就更不用叙述了。
到了卢押时期，英国人自己关于禁烟产生了一场争论。英国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是一个正直的英国人，他曾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调查，并于1908年在英国议院与下议院提出陈述。他说：我在远东，曾晤见各领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谓鸦片流毒中国极惨，倘英国不禁止运烟入中国，则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结果只有印度人独收其利，则中国人独受其害而已。我诚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经香港时曾晤见一著名之英商，与之讨论禁烟问题，彼之持论谓，不应将中国人娱情逸乐之事禁绝之。我乃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烟瘾，你之子若孙亦复如是，你亦愿为是娱乐否？他答云：如此又当别论。在己受害以为不可，在人受害则又以为可，存心如是，岂得谓平？我深知烟毒之害，不只可以伤身，并且可以亡国，殊不解在远东的英人尚谓无害于中国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论，不必问中国之禁与不禁，我英国亦应先行禁绝。
虽然英国伦敦禁烟总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便“不只可以丧身，并且可以亡国”的核心问题，同时尖锐指出“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可是，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一为如若禁烟，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40万元”的利润；一为如若禁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