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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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还舟山一款，坚称如约，毫无迟疑，至进城一节，则更端以请，并不牵及舟山一字。今接据来文，乃竟牵合为一，借以挟制，于屡次成约，均佯为聋聩，概置不理，实非始料所能及。臣等窃思该夷驻兵舟山，所费不赀，宁波虽已通市，贸易甚属稀少，似无久行占据，徒滋糜费之理。惟现既借端要挟，求进粤东省城，若不允所谓，恐未必即肯退还；而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议允洽，骤允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筹思，与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议，权利害之轻重，审时势之缓急，舟山固应如期收复，而民情未协，亦未便操之过蹙。似不如稍宽时日，相机办理……”
耆英知道无法压制广州百姓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的行动，只好向戴维斯说了个大谎，许诺3年之后，一定准他入城，僵局才算打开。最后，戴维斯与耆英在虎门签了交还舟山协定。直到1846年5月9日，耆英派员到香港，与戴维斯约定交还舟山的一切细节事宜，然后在6月10日，才正式收回定海城。
戴维斯自知耆英推诿之词含义，又知广州百姓的抗英志气，一时没有办法，只能俟机行事。10个月后，1847年4月3日，戴维斯看准了时机，借口6名英国人于3月间在佛山被群众驱赶一事，突然派遣军舰侵入广州，向清政府提出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及租借广州河南地方等7项要求。两广总督耆英竟全部同意，只是进入广州城一项，担心人民反对，推迟两年后再实行。5月15日到17日，戴维斯派人在广州河南洲头咀丈量土地，插旗标界。17日，广州群众数千人在双洲书院集会，抗议英国的侵略行为。20日，河南48乡的群众三千多人聚集在英国商馆前示威，随后，广州市民10万人示威声援。戴维斯迫于形势，只好暂停在广州建立租界。
1849年，3年之期已到。这时，中英双方在广州、香港的主要官员，都已经换人。耆英调回北京，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戴维斯1848年离职，般含继任港督。般含到任后首要的任务是突破英人进入广州城这一关。1849年2月，般含率领军舰三艘，在虎门外要求广东当局履行前约。两广总督徐广缙起初还想拖延推搪，而般含逼之甚急，难于应付，但他又害怕民众，心里十分矛盾，据记载，他和叶名琛商量，认为“无拂百姓以顺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倾刻生变，势难终日，官府无立身之地。惟有拒诸城外，纵有他故，亦官与城为终始。”“今我两人和衷一致，顺民心以行之，复何疑之有？”于是，徐广缙拒绝了般咸的要求。英国军舰直入省河，要和徐广缙在广州衙署会谈。徐广缙答应在英舰上与般含会谈。般含施加各种恐吓，说如果不准进城，就要“北上询问”，而且封锁运河，截断江南对北京的粮食供应。徐广缙只好上奏道光皇帝。道光答复含糊其辞，说“只得暂入，不得滞住”。徐广缙知道，如果暂入，就不可能再叫英国人离开。广州老百姓知道后，群情激愤，珠江两岸聚集了十万多群众，怒吼震天，反对英国人进城。广州的情况传到香港，香港的民众也准备起来反抗。般含看到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不敢前进，只好乖乖退回香港。
草菅人命
戴维斯继承其前任璞鼎查的衣钵，继续歧视和虐待香港中国居民。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颁发港口管理章程十六条，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每晚9时以后，非有特别护照，不准行船；船上有外国人者，不在此限。第十六条规定：违反章程者，港务司有权给予25元以下的罚金或一个月以下的监禁。显然，香港当局的这些规定是专门对付华人的。
香港当局歧视和压迫中国居民的另一项内容是滥施笞刑。动不动就对华人实行公开鞭笞刑罚。据记载，1846年2月25日，一天内竟有54人被执行笞刑，刑后并被剪去辫子以示惩罚。除公开执行笞刑外，还有“游街”、“立木笼”、“戴枷”等侮辱人格的刑罚。港府滥施残酷刑罚的情形，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法律史》一书中有所记载。书中说，当时“肉刑施行频繁”、“笞藤使用范围之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经常“为了细微的过失，中国人就被判决公开执行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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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居民的虐待，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史》的记载摘录如下：“1845年3月间，令人憎厌的公开鞭笞示众行为差不多成为城中每天必有的事。有一次，下午日落之前一小时左右，在皇后道上，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被缚在一间公共建筑物的门柱上，这人被剥去衣服，背上被藤条抽得伤痕纵横。这里并无人认为这事不雅观或有碍观瞻之意，但是裁判官的这么滥用鞭笞却是值得反对的。警察法庭的记录，你如加以调查，将发现若以人口为比例，香港将是全世界施行鞭笞最多的地方。”
1846年10月27日，英国商人邓肯报案说，家中遗失了200元钱，怀疑是家中厨师偷款逃往澳门，要求警方到海上截拦船只搜查。于是警方会同邓肯及其若干友人在海上截查船只。在西环海面见到一艘中国帆船便喝令停船，帆船不听，继续加速行驶，警方从后面追赶。中国船上的人慌了起来，纷纷弃船跳海。经过检查，船上并没有被怀疑偷钱的厨师，但是警方却在船上查获一些武器，便认定这些中国人都是“歹徒”，将他们拘捕控告。后来泅水上岸的船员向警方证明他们是一艘合法的商船，除船员外都是正当乘客，船上的武器是防海盗自卫用的。至于为何听到喝令不停船，船员称，船上人员当时听到后面有船追赶，误认为是海盗船，所以不得不弃船逃命。经清点船上人数，已经有5人失踪。
后来在海上捞获了4具尸体，经船上人员辨认，证明都是这艘帆船上的乘客。当时的验尸官是麦克斯威尼，因为文件上说船上疑已溺死五人，虽然事实上仅捞获4具尸体，验尸官却想当然的填写已有5具尸体被验明是溺死的。明明只有尸体4具，却签发了5具尸体的证明，另一名乘客是死是活，便置之不管。对此，居民十分不满，法官、律师也群起指责，当局只好把麦克斯威尼撤职了事。
港府的“医官剖验尸体”、“死因法庭研究”，以及验尸官的报告，往往是港英当局用来掩饰自己杀人罪行的一种手法。香港有名的黄祥水事件，就是一例。小商贩黄祥水被官差踢伤，脾部肿胀而死，结果经过所谓医官的尸体剖验，以及死因法庭研究，死因竟确定为“脾部肿胀”，死于疾病。黄祥水明明是被官差踢伤而死，验尸官却倒因为果，不说他被人踢死，却说他死于脾部肿胀。脾部因何而肿胀致死，无人过问。类似草菅人命的案例时常出现。
包庇第一个有案可查的贪官
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有案可查的贪官就出在戴维斯时期。戴维斯政府对这个贪官进行了百般袒护。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初期政府高级官员全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政治制度又不民主，没有人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和有效的监督，因此，贪赃枉法行为相当盛行。
香港岛上有一条很长的街道——坚道，就是用这个贪官威廉？坚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坚在璞鼎查时期就已经在港府任职，是英国人统治香港初期的首席裁判司，属于港府高官。他利用一个名叫卢亚景的中国人当走卒，向商人和“海盗”索取贿赂。卢亚景自恃有首席裁判司撑腰，横行霸道，趾高气扬，因此得罪了一些英国商人。英国商人便向法院控告了威廉？坚及其走卒。
据香港法院的档案记载，在1847年6月间，卢亚景的上司威廉？坚被另一个英国人控告，说他用人不当，利用他手下的这个卢亚景，向市场上的中国商人和其他租户索贿收规，同时更有“纵盗”和“诬良为盗”之嫌。当局接受了这个控告，下令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威廉？坚被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自然，主要的证人是卢亚景。不料，这一切全是装模作样的，在正式开庭调查之际，卢亚景突然“失踪”了，据说是已回内地。主要证人既然失踪，调查工作也就无法进行，只好宣布威廉？坚被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威廉？坚的罪名既然不能成立，控告威廉？坚的那个英国人当然有“诬告”嫌疑了。于是威廉？坚就反过来告他一状，使这个英国人既罚款又坐牢。此案既了，卢亚景忽然又出现在香港。
就这样，威廉？坚的贪污渎职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后来他反而得到升迁。在1858年11月和1859年5月，先后两次被委任为代理总督，代理行使香港总督的权力。
戴维斯时期，继威廉？坚之后的另一个大贪官是前边提到的高和尔。高和尔是威廉？坚的好友。高和尔本来在广州和新加坡经商，1840年英国远征舰队从新加坡北上进攻舟山群岛，威廉？坚和高和尔两人同船，来到中国，从此成为好友。1843年，由于威廉？坚的推荐，高和尔开始在香港政府任职，成为港府裁判司的翻译，而当时的裁判司就是威廉？坚。他于1846年再升任副警司，1856年又被任命为总注册官和抚华道。高和尔索取贿赂的手段与威廉？坚如出一辙。牵涉高和尔贪污受贿的重要案件还有杜亚宝案件和黄墨洲案件。
1847年4月，商船“加路连号”及“柯美加号”驶经尖帽湾时，遭海盗抢劫，船员全部遇害。高和尔逮捕了三名嫌疑犯，但定罪的证据不足。这时警署破获另一起行劫案，高和尔便授意行劫案犯杜亚宝出庭作证，指控前案三人是他参与尖帽湾海盗案的同党。审判官认为证词疑点很多，但陪审员认定三被告海盗杀人罪成立。杜亚宝因此事立功获得释放。之后，高和尔便利用他充当破获海盗的眼线人，进行敲榨勒索，受贿收规。捕获海盗后，仅以杜亚宝的只言片语为证，即可定人罪名。“他说是，虽良善难冀超生；他说非，则真盗也可幸免。”1847年10月，杜亚宝向船民沈亚熙勒索80元，沈倾箱倒箧如数给他。事后，沈亚熙向高和尔密告此事，高和尔置之不理。第二年1月，杜亚宝又向沈亚熙勒索100元，并声称这是转给高和尔的。沈亚熙实在无力拿出这笔在当时说来数额很大的款子，杜便诬陷他为尖帽湾海盗，将其逮捕。直到杜亚宝索贿罪行败露，被判处3年徒刑的沈亚熙才获得释放。而杜亚宝的后台高和尔却照常高官稳做，继续贪赃枉法。
跑马地与快活谷
戴维斯任内修建了跑马地，为香港以后的赛马、骑马活动打下了基础。
在英国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全盛时期，英国式的赛马在世界许多地区流行。香港的赛马就是英国人首先倡导的。《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香港举行过赛马。根据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记事册所载，1842年和1843年，香港举行过两次赛马。当时香港还没有马场，比赛是借用澳门的马场举行的。最初的赛马完全是一种体育活动，有跳栏和其它马术比赛，而且一年只举行一次，因此叫做“周年大赛”。
在早年的香港，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香港政府要员及大商人经常以马代步，每人往往不只有一、两匹马。因此，考察香港早年的赛马记录，冠军马多半属于知名人士。例如，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的一匹名叫“诱惑”的马，从1850年起，得过多次冠军。1853年，大鸦片商颠地的一匹名叫“金手指”的马，也夺得多次锦标。怡和洋行大老板罗拔？渣甸的一匹名叫“锡克”的马，从1852年至1856年，连续五年赢得“妇女银袋”奖。有这些达官富商参与，马赛自然兴旺。由于赛马逐渐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于是，成立了赛马会。
香港的跑马场是1844年开始修建的，1848年投入使用，地点选在香港岛的黄泥涌。这一带叫黄泥涌峡，一股山溪从山上挟同黄泥沿峡谷滚滚而来，进入海面，这山溪就叫黄泥涌。溪畔有个黄泥涌村，村民在峡谷种稻田、蔬菜，养猪和家禽，利用黄泥涌的水来灌溉，利用山上的石头砌墙盖屋。英国人占据香港后，见这一带风景秀丽，就在黄泥涌峡山上，开辟英国人的住宅区，建起洋楼。可是，英国人住进后，多数得疟疾等病，死亡不少。港府认为，这是因为黄泥涌谷的水田滋生蚊虫，传播疾病，就硬把村民的稻田草园填掉，强迫村民迁徙。到戴维斯时代，就把填平的谷地辟成为跑马场。
跑马地的英文名字就是HaPPy 6allEy，意思是快活谷，与伦敦附近一所坟场的名字相同，含有“极乐世界”的意思。1842年至1843年间，许多驻港英军和商人患疟疾而死，死后就葬在黄泥涌的山边，可能因此称做“快活谷”。现在马场对面仍然是坟场。
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记载，戴维斯是为了迎合英国商人，修建了赛马场，并且每个周末都举行赛马活动。戴维斯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讨好英国商人的举动。因为这是英国商人们十分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但他却没有想到，就是在赛马场上，英国商人们大大地出了他一次丑。在1845年的一个周末，戴维斯为了笼络英国商人，表示自己将亲临赛马场，为比赛的优胜者颁奖。他满以为此举必然反响强烈，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戴维斯兴冲冲地到达赛马场时，迎接他的即是一个十分冷清的场面。原来那些商人得知此次赛马是由戴维斯前来颁奖时，竟采取了联合抵制行动，不让一匹赛马参加这次比赛，使戴维斯感到十分难堪。
1890年，赛马开始有投注，正式变成赌博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场修建了观众台，跑道增设排水设备，跑道周圈内铺植了草皮，还可做为高尔夫球场。赛马会开始广泛吸收会员，富有的华人也可以成为会员或马主。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特派驻华通讯员库克，曾经记述香港赛马的盛况：“如果要看良好的旧花样的赛马，其中没有横冲直撞、勒马牵缰，而且每一匹马都是为着竞赛取胜而出马的，恐怕只有到香港来才可以看得到了。”“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快活谷里的赛马场，几乎忍不住地嚷着，这是整个世界上景色最丰富多彩的地方。司令台、看台、马厩、草坪和一切设备，加上那难以忘怀的午餐和香槟，所有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快活谷和维多利亚城之间相距一英里半的马路上，在赛马日那天，挤满了车辆、骑士和行人。”热闹的情景于此可见一斑。
引咎辞职
戴维斯任期内最大的风波，是他同大法官晓吾的冲突。他利用总督的特权停止大法官行使职权，以致大法官返英向女王控诉，结果戴维斯因此而引咎辞职。
大法官约翰？晓吾，1844年5月与戴维斯一同自孟买乘船到港履职。香港政府按察司，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他是第一任大法官。
在这之前，香港只有警察法庭，裁判司禀承总督的意旨行事。当时的裁判司是威廉？坚，他几乎是总督的行政左右手，不像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官。晓吾抵港后，高等法院成立，他的地位与总督分庭抗礼。裁判司是大法官的属下。而戴维斯仍然习惯于直接指挥裁判司，威廉？坚也一直以总督的属下自居。晓吾认为这是越权，侵犯了司法独立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就与总督在职权上发生磨擦，双方因为案件发生矛盾的事件接连不断。香港英籍人士习惯于英国的法治制度，因此都站在大法官一边。
1846年底，两艘中国船在港内相撞，理亏的一艘畏罪逃去，另一艘从后追赶，鸣枪警告。水警船以为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