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崛起的日本: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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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祗，如农业丰收的稻荷神及保佑身体健康、生子繁衍后代的神等。由于日本人有参拜神社的习俗，因而几乎每个人都被视作某一神社的“氏子”。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了神社神道，就等于掌握了全体国民。因此，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以神社神道为主体，建立了旨在对国民进行思想统治的“国家神道”。二战结束以后，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于1945年12月向日本政府下达“神道指令”，废止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写入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
不过“靖国神社”与普通的神社不同。“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靖国神社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的军人的神社，它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祭奠卫国亡灵，这本是各国共同的做法，很多国家元首的互访，都要给访问国的卫国阵亡将士纪念碑或长明火敬献花圈。但问题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不仅是历史上的卫国将士亡灵，还有东条英机等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名簿。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与一代人的记忆和现在世界秩序的安排密切相关。
靖国神社有围墙与外界相隔，正门前是“鸟居”大牌坊，后院的主建筑就是拜殿，拜殿前低垂饰有菊花徽记的白幔。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着“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10块与侵华战争有关，如“奉天入城”、“占领南京”等。大门内的广场中央耸立着一个高大的雕塑，是日本皇家陆军创始人和靖国神社创建者大村益次郎的铜像。在院内的一侧还有个陈列馆，称“游就馆”，陈列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为止的战史。“游就馆”的名称来自《荀子·劝学篇》，取意于“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句话，大概是取“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意思。但馆内放映的由一些战争遗属和旧军人极右翼组织资助的二战历史资料片，却充满推卸战争责任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话语。
靖国神社的拜殿里，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天皇战死的246万亡灵。除1。4万多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之外，其余都是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战死的。日中甲午战争中战死的有13 619名，出兵台湾等地战死的有1 130名，镇压“义和团”战斗中战死的有1 256名，日俄战争和侵略朝鲜战死的有88 429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等地战死的有4 850名，“济南事变”中战死的有185名，“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有198。4万人，太平洋战争和亚洲其他战场战死的有89万人。1978年秋，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重刑的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名簿和2 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名簿也被移入靖国神社，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宏田弘般、土肥原贤二、板桓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侵华战争的主将。
我去靖国神社时是初春的一个风寒日子，这里冷落凄清，了无人影，这种祭祀亡灵的地方，一般市民平时绝少踏足。据说每到春秋大祭和8月15日“终战日”，这里就会人群熙熙攘攘，一些民间极右翼的旧军人团体，还会在这里宣传“大东亚圣战”，甚至偶尔还能看到列队向“英灵”敬大礼的新生少壮。
扭曲的历史也会有一些支脉的遗产，少数种族排斥的群体，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在德国，你在那些纳粹建筑旧址，经常会看到身着黑色衣服和长筒皮靴的新纳粹“光头党”青年。德国至今也经常发生新纳粹分子残害外来发展中国家移民的事件，德国各地新纳粹团体还不时举行宣扬新纳粹精神的摇滚音乐会。德国的土尔其人移民问题，就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移民问题，是极右翼发展的社会因由之一。我在德国曾看到一首新纳粹团体散发的题为《土耳其人》的歌词，歌词大意是：“他们口臭吃大蒜，臭气熏人猪一般，闯入神圣德意志，抢我工作和饭碗。吃饱无事造大便，弄得环境脏且乱。解决他们无他途，要把他们全杀完。”但总起来说这是少数人的个体行为，在德国行纳粹军礼要被开除公职的。德国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民众认为政府对新纳粹打击不力。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性质就不一样了。
1951年10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开了战后内阁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除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等少数例外，历届日本首相大都参拜过，但参拜时间均回避“8·15”战败日。197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战后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开端，此后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首相效仿，但都以私人身份参拜。到1982年战败日，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为首的内阁成员全部出动参拜，开创政府内阁集体参拜的先例，此后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政府内阁也都仿照进行集体参拜。1996年7月
29日，桥本龙太郎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把参拜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日本的首相们就像是在不断地考验和刺激邻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怒神经，以测试其忍耐力。每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就激起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和民间的愤慨，然后又是日本方面关于各国历史、传统、习惯不同，并无意伤害邻国感情的解释，但下一次日本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全不把境外的抗议放在眼里，境外的抗议一般也不会进一步转化成双边关系实质性恶化的压力。这似乎已经成为围绕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游戏规则，真可以成为外交角逐的典型分析案例。
大凡此类政府争议行为，都有其利益所在，那么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利益所在是什么呢？特别是当政日本首相何以破例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呢？大致有四种假说：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万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和舆论是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而且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从未认真清算过自己的侵略历史，在否定其战争罪行这一点上，日本政府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1951年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发表一项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德国战后还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1 100亿马克，约合550亿美元。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面对600万名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亡灵，“震撼人心的一跪”，令所有在场的人寂静无声，世界为之动容。198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日），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40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他说：“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1998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指出：“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而日本与此相比较，令受害国民众感到，它从未“正面历史”、“全民忏悔”，一直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复活的心理土壤。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以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在小泉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争议多年的《有事立法》法案，参议院通过《支持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似乎正在形成。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的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这些说法和解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比较相信第四种。日本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的网上充满青年人叫骂的帖子，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题名为《决战靖国神社》的网上小说，虚构一个中日安全情报部门联手对付中国非法社团怒龙军去东京要恐怖袭击和炸毁靖国神社的故事，中国的大学生还把这个小说用电子邮件互相传递。看看中国近年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新民族主义”，你就可以理解日本新一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而任何理性的政府，实际上都不能不顾及自己国民的普遍心态。也许从这里入手，才能解决中日之间心态上的不解之怨和深层问题。
中日间的情感芥蒂和新思维风波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中日两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两国在文化方面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走在日本的大街上，到处是汉字的招牌，看着那么熟悉和亲切。但是，由于近代史上的中日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理深处蒙上浓重的阴影，存在着很深的情感芥蒂。我有一位亲戚，是那种最易交友的性格，她在日本留学两年，与一位日本女孩同租一个单元，共用卫生间、厨房和客厅。虽说两年中一直相安无事，彼此以礼相待，但始终难以成为挚友。我曾与日本教授合作，在北京做过一项中外企业劳动关系意识的比较研
究，调查结果显示，欧美在华企业的中国职工对劳动关系的满意程度，远远高于日资企业。
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人内心始终隐藏着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日本自然也有傲慢的本钱，在历史上它就要“脱亚入欧”，当今世界七大强国中只有日本属于非欧美国家。如果不算“9·11”事件中纽约双子楼在恐怖主义袭击中轰塌给美国人的心理造成的重创，历史上也只有日本的珍珠岛之战让美国人蒙羞。日本人和中国人，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差异，日本人均GDP已经达3万多美元，中国只有1000美元，是30倍的差距。在富人眼里，穷人都有阴暗的仇富心理，而在穷人眼里，富人都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落后、贫穷、自以为是，而且办事没有效率。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人，认为弹丸之国却总想做亚洲的老大，除了善于造机器没有多少文化，作为国粹的歌舞伎也让人难以忍受其几近静止的缓慢。
中日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很大一部分起因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差异。现在中国人的父辈，是在抗日文化中过来的，那时的生活形成一种苦难话语，各种各样日本兵烧杀抢掠的故事，通过口述亲历文化传承下来。“日本军国主义”、“日本鬼子”和“汉奸”，是中国民众历史心理积淀的罪恶符号。中国人认为，日本的侵华和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是一个性质。二战之后，德国全民忏悔，德国首脑跪地向受害国赔礼道歉，发誓不让纳粹历史重演，而日本却似乎没有战争罪责的承担者，作为战争精神支柱的天皇，以政教分离为理由免除罪责。日本对多数被侵略国家没有进行战争赔偿，首相还不时地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小学教科书上也要删去侵华的字样。中国总理访日时，一位记者向总理提问，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反映了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他们父辈的对外征战，是服从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神圣使命，是“错”而不是“罪”，是盲从而不是故犯，是劣迹而不是暴行。有些日本人还认为，日本在亚洲的战争是一种殖民战争，就像当年的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处的殖民战争，殖民战争是“非正义”的，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当地的发展，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等都是从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殖民战争与德国纳粹的区别是，前者的目的是善意的，是文明的兵火拓荒，而后者是摧毁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天堂。有一次在餐桌上，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如果你能理解你们“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抢，你就能想像很多日本人心理中父辈的海外征战。
这叫什么逻辑呢，富人打穷人是文明战胜野蛮，穷人打富人是野蛮摧毁文明。德国的纳粹党里绝大多数成员是普通的工农，也都怀着建立强大德意志帝国、改造世界的梦想，难道他们因此就能免罪？日本历届政要，虽然有21次向中国道歉，但从来没有提到“罪”字。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当年访华，下了飞机就道歉，说是“过去的战争给中国添麻烦了，对不起”，结果遭到中方抗议。后来改为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后来的多次道歉，用词都限于“巨大灾难和损害”、“侵略行为”、“殖民统治”等，但从不提“罪”字。
这种战争罪责认识上的差异和心理深处的情感芥蒂，不断会因一些事件的发生而影响中日的关系。近年来，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教科书修改侵略历史表述事件、东北发现战争遗留毒气弹事件、珠海日本旅游团集体嫖妓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新年晚会上侮辱性演出事件，等等都一次次造成中日关系的风波。这些在日本人看来偶然发生的事情，却被中国人放在统一的逻辑链条里。
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但即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这位因出版《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