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崛起的日本: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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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但即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这位因出版《交锋》等系列政论书籍而出名的记者，2002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上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使他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人物。他在文中以游记见闻和史料回顾的方式，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提出“不能纠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应该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为了‘战略目标集中’和‘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应该接近而且中国要采取主动”等。不久之后，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同样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殷文提出，应当把“搁置历史问题，平衡日本经济需求，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加强与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五条，作为“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安全两难’问题”的解决之道。他把这种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预期”的政策改变，称为一次“外交革命”。
　　这种对日“新思维”，在中日两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在中国，舆论界乃至学界一片哗然。网上出现大量激烈的批评甚至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学界对马立诚的观点，蔑视的说是外行人的遐想，中肯的则认为这有些一相情愿，既缺乏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分析基础，也缺乏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深刻理解，更忽视了民众情绪左右舆论和政策选择的力量。
　　在日本，“新思维”激起了日本舆论的广泛兴趣。媒体铺天盖地对该讨论进行转载，《　　　
读卖新闻》甚至猜测，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投石问路”，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日思维未来“将发生巨大转变”。两篇“新思维”文章的作者也被邀到日本四处演讲。
　　在我看来，中日之间现在这种保持着总体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经常有些贸易和历史问题摩擦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难以深交的“正常的关系”，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利益均衡。在国际关系问题的分析上，不能有主观情感和浪漫的色彩，以为感情好了就会怎么样。那句老话，即国际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大致是对的。
　　平心而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还是非常重要的。从1979—2001年，日本对中国提供了约折合2　0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30—40年）低息贷款（1％—2％的利率）和约折合50亿元人民币的赠款，援助中国150项工程，其中包括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南昆铁路、武汉天河机场、秦皇岛码头等等。2002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额达1　03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国，也是继香港、美国、中国台湾之后对中国的第四大境外投资实体，而中国已经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贸易互补性也很强，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玩具、塑料制品、材料类工业制品以及各种农副产品，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则是电器、机床、汽车等。
　　中日两国的关系不会太坏，因为中国寻求快速发展，需要日本在资金、技术上的支持以及产品出口上的配合，日本也需要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旦发生贸易战，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打击，对日本的低迷不振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1年“中国大葱”与“日本汽车”的贸易战就很能说明问题。开始时，日本迫于国内农业劳动者和舆论的压力，对中国大葱、香菇、蔺草席三种农产品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对可能增加的进口配额准备分别实施256％、266％和106％高额关税。作为反报复，中国则宣布要对日本原产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实施100％的特别关税。但最后几经谈判，双方达成和解，日方决定不启动对三种农产品的正式保障措施，中方决定撤销对三种日本机电产品的特别关税措施，双方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并加强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但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建立盟国式的亲密，中日关系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日本的外交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对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势力格局，影响到冷战时期美日建立的亚洲防御体系，“沉没的日本，升起的中国”的说法，在亚洲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经常被提到，这是日本关于“中国威胁”忧虑的由来。
　　不过，中日两国确实应当把具有深层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经过去60多年的历史问题与国家战略选择中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问题，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尽量分开。前者要经过长期的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和磨合才能逐渐疏解，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良药。后者则要通过保持适当的利益均衡和互利互惠才能长治久安。
　　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秘书长、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国分良成教授，送我一篇他为纪念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发表在日本《外交论坛》上的文章，题目是《日中关系应当建立超越“1972年体制”的新关系》。他在文章中认为，支持1972年中日关系蜜月体制的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因素，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日友好”的口号发挥巨大威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正处于尚未建立新关系体制的不稳定状态，必须在中日之间以互利为基础建立成熟的“成人”关系。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日本学者的“对华新思维”吧！
2500字了解日本历史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与欧美国家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对欧美主要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远远胜于欧美国家大学生对中国的认识。中国的不少大学生都能对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倒背如流、如数家珍，甚至比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还熟悉，而在多数欧美大学生的脑海里，中国仍是一个遥远、神秘、落后的古国。
　　但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情况却不一样。在日本的图书馆里，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　　　
，几乎全部都翻译成了日文，很多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如果在中国，你去问大学生日本的德川幕府是怎么回事、福泽谕吉何许人也，大概会遇到一脸茫然。
　　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是一种带有民族情绪的漫画式理解：日本有什么历史？不就是古代历史上学中国，近代历史上打中国，学生打老师，那是最大的不敬。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你不了解它的过去，你就很难理解它的现在。现在的青年生活节奏快，很少去看历史书，我希望用2　500字来叙说日本2　000多年的历史。
　　日本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的，除了北海道有两万多阿伊努族人和15个阿伊努族人可以说阿伊努族方言，其余的都是“大和族”。大和族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间有三件宝物—八尺镜、八尺勾玉和天丛云剑，天照大御神把它们交给了日本的第一位人皇—神武天皇，神武天皇从此横扫千军，建立了大和王朝，从此这三件神器成为日本的国宝，护卫着大和民族数千年来的繁荣和向外拓展。“三件神器”也成为今天日本语言类似“三大法宝”的习惯用语。
　　据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实际上，直到公元1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到了公元4世纪，这些小国逐渐得到统一，在关西地方建立了大和王朝。按日本官方的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此时中国已进入两晋时期。
　　5世纪初，大和国发展到鼎盛时期，势力曾扩大到朝鲜半岛南部。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公元645年发生大化革新，建立起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7世纪时，推古女皇的侄子圣德太子仿效隋唐，锐意政治革新，实行“大化改新”，试图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一个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可惜圣德太子壮志未酬身先死，其革新大业也因之付诸东流。传说圣德太子曾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远赴中国，捎去一封“东天皇敬白西天皇”的国书，结果让天下独尊的隋炀帝大怒，不过小野妹子成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驾桥铺路的先驱。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奈良市及近郊），标志着日本皇室开始从古坟时代进入了奈良时代，同时也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奈良时代与此前的古坟时代，基本上是男女天皇分掌天下，18位天皇中女性占了8位，而在此之后900年中，都是男性天皇，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时期明正女皇登基。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平安时代。10—11世纪时，皇室的外戚藤原氏垄断政权长达200年，皇权开始旁落。几位天皇禅位后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相伴。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院政时代”。
　　12世纪末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军事封建国家，史称“幕府”时期。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应仁元年（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日本进入长达100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日本群雄四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乱世争雄，最终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建立德川政权。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了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日本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
　　1868年1月3日，维新强国的“倒幕派”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揭开了近代史的帷幕。
　　　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但也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要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日本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1904年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1910年侵占朝鲜半岛，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攫为己有。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走上了通往军国主义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9日，苏联红军正式参战，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字无条件投降。
　　战后日本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实行“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的“新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
　　1972年9月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
　　日本经济在1973年受到国际性石油危机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泡沫经济，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进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和停滞期。2003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复苏势头。
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的选择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日元的货币单位很小，有些像意大利原来的货币单位里拉，1美元等于上百日元，在日本买起东西来，通常是几千几千地花，心理上挺过瘾。
　　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但日本却有些特别，在1　000日元的纸币上，印着有日本“国民作家”之称的一代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年）穿西装的头像。夏目漱石的成名处女作是《我是猫》，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奇特，匠心独具，以幽默　　　
与讽刺为主要特征，由一只被拟人化的善于思索、乐于议论又富于正义感的猫担任叙述者与评论者，通过这只猫的眼睛，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与20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并以连珠般的妙语警句极尽嬉笑怒骂，化嘲笑为利刃，直刺向“恃众凭势，胡作非为”的拜金主义。鲁迅曾以“轻快洒脱，富于机智”评价该作品。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即我所在的庆应大学的创始人。庆应大学的师生曾多次拿着万元大钞，以自豪的神情向我介绍他们的校父。我则调侃地说，看来庆应大学始终掌握着日本的金融命脉。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影响甚大。福泽谕吉目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