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什么别考研-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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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七日，阳光明媚，我们起了个大早。曹真不胜怜爱地把他从主页上下载的文章装进书包，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们端着茶杯，走下楼梯，向附近一家出版社乘兴而去。曹真唱着小调，脑海中编织着美好的梦。街旁的超市，行人，树木，头顶上的阳光，都是那么宜人。
　　到了出版社门口，一个戴着绒线帽子的老头将我们挡住，极其严肃地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曹真说来出书。
　　“出书？你出书？出什么书？”他几乎是上下打量了曹真一番，带着怀疑和轻视的口吻问。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门卫都这副嘴脸，何况楼上的大编辑们！来时的美好心情顿时荡然无存。
　　“这你管不着。请问我们能进去吗？”曹真一字一顿地说。
　　正好一个衣着笔挺的中年男人走进，夹着公文包，步履稳健。
　　“这就是社长大人——”门卫指着中年人，对我们说，言语极其谦卑。中年人斜了我们一眼，理也未理，便自顾自走了进去，消失在电梯里。
　　“你们签个名，”门卫老头拿出登记簿给我们，“记住，上去礼貌点。”
　　我们签了后把登记簿扔给他，一言不发，走了进去。看了看楼层分布图，“文艺编辑室”在六楼，我们乘电梯直上六楼。
　　“文艺编辑室”门大大开着，门口站着一个秃顶发胖的中年人正在抽烟，门里有两个年轻女子正在嘻嘻哈哈聊天。
　　我们咨询中年男人，他昂着头“嗯”、“啊”地听完曹真的介绍，然后用几近教训的口吻说：“年轻人出书固然是件好事，但也不要好高骛远啊。你说你擅长文言写作，这不好。要尽量适合大众。”一个精瘦的女人走过来，说了声“陈主任，有人找您”，他便与她走了。
　　“今后若有经济类的书，可以来找我，我是经济编辑室的。”走了两步，“陈主任”回过头来补充了一句。
　　我与曹真面面相觑，刚才那番详细的介绍是对牛弹琴了。一个经济室的编辑也来对文艺指三道四，简直岂有此理。
　　我们敲了敲“文艺编辑室”的门，两个年轻女子的谈话嘎然而止。其中较高的一个接待了我们。曹真从书包里拿出稿件递给她，然后详尽地表达自己想出书的愿望。我坐在旁边，环视这个办公室，发现里面乱七八糟，角落里堆满了书籍和稿子。我又看了看两位编辑，发现较短的一个漂亮些，年龄恐怕在30左右。她发现我在看她，马上转过身，背对着我。
　　“你先放在这里，我们主任明天才回来。不过，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现在像你这样的无名小辈想出书的太多了，你看那墙角，全是他们寄来的，能成功出版的还不到十分之一。”高个女编辑面有难色，“好心”地劝道。
　　“这……”，曹真不忍心把稿件放在这里，怕走后被她们扔进墙角。
　　“我建议你先投稿到报社，在报纸上发表，看看市场反应。”高个又建议道。
　　“请问，如果自费出书，行吗？”曹真问。
　　“这……恐怕也很难。虽然作者愿意自费，但我们也要考虑自身的声誉呀。”高个很为难，“说真的，你不要急于求成，最好拿到报纸上一篇篇地发表，看看市场反应，也就是看看读者反应如何，很多著名作家都是这样起步的。”
　　“谢谢。”曹真收回稿件，重新放回书包。我们退了出来，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哈哈的笑声。我感到如芒在背。
　　走出出版社大门，忽然发现马上要下雨。这天气真怪，都已深秋了，早上还好好的，说变就变。我们慌忙跑到附近一家书店避雨。刚跑进书店，大雨便骤然而下。书店不大，但很温馨，里面的书种类也很齐全。曹真愣愣地站在一角，盯着架上的书发呆。我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各个书架，然后抽出一本名叫《中外妙言集》的小书，闲看起来。看了十几分钟，里面有几句话很好，恐怕一生难忘：
　　“即使拥有整个世界，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
　　“天空上不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细细品味这三句话，眼睛慢慢向外看去，发现雨已经停了。曹真想去《新闻晚报》社，我说不如去《文娱大拼盘》。因为更好发表，市民也喜欢。曹真依了我。我们叫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文娱大拼盘》。
　　当计程车的计价器上显示为39元时，终于到达目的地。这回没有门卫拦我们、盘问我们，我们直奔文艺编辑室。由于快到中午了，编辑室的人特别少。一个少妇模样的编辑坐在电脑前正在打字，见我们进来，便停下手中的活，问我们干什么。曹真拿出厚厚的稿件递给她，说明了来意：想发表文章。女编辑吃惊地看着递过来的稿件，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是我当编辑以来一次性收到最多的稿件。”她粗略翻了一下说。
　　曹真笑了一下，请求发表。她面有难色，但还是继续翻看着。
　　“可你这稿件也太多了呀！我们报纸只有一个文艺副刊。”
　　“没关系的，慢慢发表，我不要求一次发完。”曹直说。
　　女编辑和我都笑了，曹真涨红着脸，诚恳地看着她。
　　“这样吧，你选几篇你最得意的出来，先放在这里。”
　　“好好，那也行。”曹真马上拿过稿件，一页页的选起来。女编辑对着曹真叹息一声，又打起字来。我环视一下室内，发现同样凌乱不堪。一台电脑还没关，显示器屏幕上山口惠子正向人搔首弄姿。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曹真终于选好了。天，他满意的竟有一半多，还是厚厚的一大摞。女编辑苦笑了一下，叫他继续选，最好选出三四篇来。曹真咬着牙，忍痛割爱地又选起来。过了几分钟，他终于只选出几篇来。
　　女编辑认真看了一下，眉头不觉紧皱起来。
　　“你这《鸡巴？几巴？》标题似乎不太文雅吧！《“傻逼”考》好像也不太符合我们报纸的口味。”
　　“不要光看题目，内容可好着呢！”曹真竭力解释道。
　　“那行吧，把名字、地址、电话写上，留在这里。”她看了一下表，“哦，我该走了，午饭都快过了。你们快走，我要关门。”
　　曹真匆匆地在文章上写下名字、地址、电话，然后不胜怜爱地看了又看，最后整齐地放在女编辑的桌子上，还拿了一本书压在上面。
　　“你们是学生？”女编辑关好门，我们一起往楼下走，她问。
　　“是的。”
　　“大学生？”
　　“研究生。”曹真答道。
　　“哟，了不得！那我得仔细看看你的文章。”
　　走出报社大楼，女编辑打的扬长而去。天空阴沉沉的，潮湿阴冷。我抬头看看报社大楼，共六层，有一种威严的感觉。街道两旁的快餐店生意正好，里面座无虚席。一个音响店正放着一首名曲招徕顾客，声音柔和。公共汽车、出租车川流不息，空气中弥漫着汽油的味道。闻着这种味道，我感到恶心，胸闷得厉害，禁不住猛咳了一阵。
　　我们决定回学校，但我一点也不想挤公共汽车，于是我们步行，慢慢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曹真说自己今天很失败，问我感觉如何。我把刚才看到的几句话背给他听，他听了叹息一声。
　　路过一家卖大枣的店铺，我感到很奇怪，都快深秋了，枣居然还那么润泽饱满。看着红红的大枣，我顿生饿意。我们各买了两斤硕大的枣，边走边吃，味道甘甜怡口。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累得实在不行，再加上街上烦燥的车声吵得我心烦意乱，于是我们钻进一辆公交车。车上的地板湿漉漉的，乘客们都面无表情地坐在座位上，售票员也拉长着脸，仿佛世界末日快到一样。坐了三十多分钟车，终于回到学校。下车时，天又下起■■细雨。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
　　“唉，这年头出名真难！”曹真叹息道。
　　“出风头也很难。”我说。
　　已经有很久没有和宝贝联系过了。明天又是星期三，得去云凌中学上课。我胸闷得很，肚子也有点痛。问了医生，他们叫我最好去检查检查。我对生命倒没有什么太大的看不开，但我的意志、精神却一天天的颓废下来。我准备明天去结账，上最后一次课。我不想将自己的颓废带给学生。想到明天的上课将成为最后一次，我不觉思念起宝贝来。上次苏姐说她请假回广西了，过了这么久，应该回了吧。我回忆了与她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包括她以我为豪和骂我取笑我的事情，霎时都一样亲切起来。于我而言，勿庸置疑，她无疑是一把带刺的鲜花，而我却是朴素不过的一株灌木。我感到了我们的分歧。但我却是一个永远也离不开爱情的人，所以我痛苦迷茫。
　　我到校门口的一个化妆品店买了一瓶她经常用的“玉兰油精华”，准备送给她。几周没联系，我忽然生出一阵内疚来，一瓶“玉兰油”不知道盛不盛得下我的歉意。
　　第二天，我径直打的到云凌中学。车快到学校的时候，透过车窗，我忽然看见宝贝远远地走来。她正挽住一个男人的胳膊有说有笑。我揉揉眼睛，定神细看，没错，是她。我叫司机将车停住，司机问我咋啦，我说没什么，就想停一会儿。司机说没问题，将车停住，点燃一根烟，悠悠地吸着，又打开音乐，“东方风云榜”正在播放一首不知名的曲子。
　　宝贝就像当初挽住我的胳膊一样挽住那个男人。她还是穿着那套她经常穿的牛仔服，同样还是那么干练飘逸。那个男人大概30来岁，穿着一件长长的风衣。说实在的，比我是要潇洒英俊。他们边走边笑，似在亲密谈论一个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他们渐渐走近我，又渐渐路过车旁，但她没有注意车里的我。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通过反光镜尾随他们的背影，渐渐两个背影变小，渐渐融为一点。
　　我忽然悲怆至极，手中的“玉兰油”掉在车座下面。司机转头问我怎么啦，我不回答，眼睛有些湿润。
　　“朋友，有什么想不开？哎呀，不要想不开啦，向我学习，我一无所有啦，老婆孩子都要我养，我还不照样快乐？”司机好心开导我。
　　我什么也不说，接过司机递的纸巾擦干泪痕，强颜欢笑了一下。我捡起“玉兰油”，拿在手上。
　　“您有女儿吗？”我问。
　　“干吗？”司机不解地问。
　　“这瓶‘玉兰油’送给她，如果有的话。”我淡淡地说。
　　“有是有，可我不能收。谢谢了。”
　　“没什么的。车费我照付。”我掏了钱，与“玉兰油”一起递给他。他推辞不过，接了。
　　他要向我讲什么，我摇头说不用讲了。我打开车门，走出车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小伙子，有事情找我，我一定帮忙，重要的是想开点。”
　　我微笑致谢，将名片装在衣服口袋里，然后向他挥挥手，向云凌中学门口走去。他在后面拼命说些祝福我的话，我再次回过头向他致谢。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径直走到校长办公室，面无表情地表达了我不想再上课的想法。
　　“为什么不上？不是还有几周吗？你这叫违约。”
　　“是的。”
　　“那你想干什么呢？”校长点燃烟，问。
　　“结账。”
　　“可你还没有上完啊。”他像第一次一样，又喷出了一根长长的烟柱。
　　“我不想再上了！我要结账。”我一字一顿地说，语气坚硬。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又觑了我几眼，发现我今天似乎不对劲。
　　“好吧，你到会计室去领钱。”他终于松了口，但挥手将还未散开的烟柱拦腰弄断。
　　“谢谢。”我立即起身，告辞而去。
　　领了钱，我匆匆离开云凌中学，全然不理会碰到的老师。他们向我问候、招手，我统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干老师在门口碰见我，想要问我什么，但我疾步走过。回到寝室，蒙头便睡，任凭一个接一个的噩梦把我拖到痛苦的深渊。
　　一觉醒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头脑一片麻木，就像酒精中毒一样。照照镜子，我发现双颊深陷，眼睛肿胀，面目实在可憎。曹真正在看书，见我醒来，放下书，问我怎么了。我呆呆地坐在床上，说没事。
　　“愿意出去走走？”曹真问。
　　“没问题。”我说，“有什么安排？”
　　“先喝它几杯，再去找找别的事情。”他将“别的事情”几个字拖得长长的。我心领神会。
　　我洗漱完毕，打好领带，精神看上去好了一些。走出校园，我们坐公交车到淮海路，然后东游西逛。找了一家小酒吧，喝了几瓶啤酒。出来后又买了几个炸鸡腿，边走边吃。已经是夜里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有几许凉意。各幢巨大的写字楼也灯火熄灭，进入梦幻之中。偶尔一辆出租车急驰而过，留下一串串尾气。
　　我们一直不停地走，东转西转，不知不觉来到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永远是那么热闹，现在仍有很多人在游晃。附近的电子广告牌一闪一闪，也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息。我们觉得有点累了，便坐在花园边的石阶上。石阶凉浸浸的，但我感到很舒服。我们漫无主题地交谈起来。曹真再次谈起他的理想，谈起他对周女士的思慕之情。我则因为最近种种不顺心的事长吁短叹。我觉得这半年来我衰老了不少。
　　忽然两个年轻的女子向我们走过来，其中一个我很面熟。
　　“你们两位好，可还认识偶？”面熟的那位面带笑容地问我们。
　　“……”我与曹真面面相觑。
　　“比较面熟，但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如实回答。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她嘴角一翘，“‘啄木鸟’里面，你们的表现可是很突出哟！尤其是你！”她指着曹真说。
　　哦！我终于想了起来。开学不久黄为政请我们在“啄木鸟”喝酒，遇到过她。为了她，黄为政还挨了我一拳。那次她可是放荡不羁啊。我不由得细细打量起来，她现在变了不少，穿了件紫色的羽绒服，一条洁白的围巾恰到好处的围在脖子上。头发很长，但挽了起来，堆在脑后，就像古书上所描绘的“倭堕髻”。而另外一个略矮一些，全身牛仔服，丰满性感。
　　我们就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倍感亲切，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互相嘘寒问暖起来。她详细地介绍了她们的情况：她自己叫徐铃，19岁，松江人，在浦东一所中专读书，专业是文秘；而另外一个叫张小兰，她的同班同学。她们经常到大酒店短时间实习，见了不少，学了不少，有时也失去了不少。
　　“偶讨厌虚伪，讨厌正经。上次你们两个喝酒的样子偶很欣赏哦。”徐铃笑说。
　　“欣赏？”我不解地问。
　　“对呀！肮脏的心灵披着严肃正经的外衣偶看得出来的，而你们恰恰相反，是严肃正经的心灵披着貌似肮脏的外衣。”
　　我与曹真都笑了。对我们这样评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感到自己其实已慢慢地堕落了，何谈“严肃正经的心灵”？
　　“难道就在这里谈一晚上？今晚可有事，你们？”曹真问。
　　“没有。有何安排？“
　　“喝酒去？”
　　“行啊！”徐铃转头看了一眼张小兰，“如何？”张小兰也点点头。
　　一拍即合后，我们四人边走边聊，去寻找酒吧。人民广场周围我与曹真不是很熟悉。张小兰说她知道一个酒吧，比较安静，但较远一点，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们说没问题，悉听尊便。她于是扬手叫了辆的士，我们全部上车。十几分钟后，车开到了一条不知名的偏僻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