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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考什么别考研-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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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七日,阳光明媚,我们起了个大早。曹真不胜怜爱地把他从主页上下载的文章装进书包,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们端着茶杯,走下楼梯,向附近一家出版社乘兴而去。曹真唱着小调,脑海中编织着美好的梦。街旁的超市,行人,树木,头顶上的阳光,都是那么宜人。
  到了出版社门口,一个戴着绒线帽子的老头将我们挡住,极其严肃地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曹真说来出书。
  “出书?你出书?出什么书?”他几乎是上下打量了曹真一番,带着怀疑和轻视的口吻问。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门卫都这副嘴脸,何况楼上的大编辑们!来时的美好心情顿时荡然无存。
  “这你管不着。请问我们能进去吗?”曹真一字一顿地说。
  正好一个衣着笔挺的中年男人走进,夹着公文包,步履稳健。
  “这就是社长大人——”门卫指着中年人,对我们说,言语极其谦卑。中年人斜了我们一眼,理也未理,便自顾自走了进去,消失在电梯里。
  “你们签个名,”门卫老头拿出登记簿给我们,“记住,上去礼貌点。”
  我们签了后把登记簿扔给他,一言不发,走了进去。看了看楼层分布图,“文艺编辑室”在六楼,我们乘电梯直上六楼。
  “文艺编辑室”门大大开着,门口站着一个秃顶发胖的中年人正在抽烟,门里有两个年轻女子正在嘻嘻哈哈聊天。
  我们咨询中年男人,他昂着头“嗯”、“啊”地听完曹真的介绍,然后用几近教训的口吻说:“年轻人出书固然是件好事,但也不要好高骛远啊。你说你擅长文言写作,这不好。要尽量适合大众。”一个精瘦的女人走过来,说了声“陈主任,有人找您”,他便与她走了。
  “今后若有经济类的书,可以来找我,我是经济编辑室的。”走了两步,“陈主任”回过头来补充了一句。
  我与曹真面面相觑,刚才那番详细的介绍是对牛弹琴了。一个经济室的编辑也来对文艺指三道四,简直岂有此理。
  我们敲了敲“文艺编辑室”的门,两个年轻女子的谈话嘎然而止。其中较高的一个接待了我们。曹真从书包里拿出稿件递给她,然后详尽地表达自己想出书的愿望。我坐在旁边,环视这个办公室,发现里面乱七八糟,角落里堆满了书籍和稿子。我又看了看两位编辑,发现较短的一个漂亮些,年龄恐怕在30左右。她发现我在看她,马上转过身,背对着我。
  “你先放在这里,我们主任明天才回来。不过,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现在像你这样的无名小辈想出书的太多了,你看那墙角,全是他们寄来的,能成功出版的还不到十分之一。”高个女编辑面有难色,“好心”地劝道。
  “这……”,曹真不忍心把稿件放在这里,怕走后被她们扔进墙角。
  “我建议你先投稿到报社,在报纸上发表,看看市场反应。”高个又建议道。
  “请问,如果自费出书,行吗?”曹真问。
  “这……恐怕也很难。虽然作者愿意自费,但我们也要考虑自身的声誉呀。”高个很为难,“说真的,你不要急于求成,最好拿到报纸上一篇篇地发表,看看市场反应,也就是看看读者反应如何,很多著名作家都是这样起步的。”
  “谢谢。”曹真收回稿件,重新放回书包。我们退了出来,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哈哈的笑声。我感到如芒在背。
  走出出版社大门,忽然发现马上要下雨。这天气真怪,都已深秋了,早上还好好的,说变就变。我们慌忙跑到附近一家书店避雨。刚跑进书店,大雨便骤然而下。书店不大,但很温馨,里面的书种类也很齐全。曹真愣愣地站在一角,盯着架上的书发呆。我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各个书架,然后抽出一本名叫《中外妙言集》的小书,闲看起来。看了十几分钟,里面有几句话很好,恐怕一生难忘:
  “即使拥有整个世界,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
  “天空上不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细细品味这三句话,眼睛慢慢向外看去,发现雨已经停了。曹真想去《新闻晚报》社,我说不如去《文娱大拼盘》。因为更好发表,市民也喜欢。曹真依了我。我们叫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文娱大拼盘》。
  当计程车的计价器上显示为39元时,终于到达目的地。这回没有门卫拦我们、盘问我们,我们直奔文艺编辑室。由于快到中午了,编辑室的人特别少。一个少妇模样的编辑坐在电脑前正在打字,见我们进来,便停下手中的活,问我们干什么。曹真拿出厚厚的稿件递给她,说明了来意:想发表文章。女编辑吃惊地看着递过来的稿件,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是我当编辑以来一次性收到最多的稿件。”她粗略翻了一下说。
  曹真笑了一下,请求发表。她面有难色,但还是继续翻看着。
  “可你这稿件也太多了呀!我们报纸只有一个文艺副刊。”
  “没关系的,慢慢发表,我不要求一次发完。”曹直说。
  女编辑和我都笑了,曹真涨红着脸,诚恳地看着她。
  “这样吧,你选几篇你最得意的出来,先放在这里。”
  “好好,那也行。”曹真马上拿过稿件,一页页的选起来。女编辑对着曹真叹息一声,又打起字来。我环视一下室内,发现同样凌乱不堪。一台电脑还没关,显示器屏幕上山口惠子正向人搔首弄姿。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曹真终于选好了。天,他满意的竟有一半多,还是厚厚的一大摞。女编辑苦笑了一下,叫他继续选,最好选出三四篇来。曹真咬着牙,忍痛割爱地又选起来。过了几分钟,他终于只选出几篇来。
  女编辑认真看了一下,眉头不觉紧皱起来。
  “你这《鸡巴?几巴?》标题似乎不太文雅吧!《“傻逼”考》好像也不太符合我们报纸的口味。”
  “不要光看题目,内容可好着呢!”曹真竭力解释道。
  “那行吧,把名字、地址、电话写上,留在这里。”她看了一下表,“哦,我该走了,午饭都快过了。你们快走,我要关门。”
  曹真匆匆地在文章上写下名字、地址、电话,然后不胜怜爱地看了又看,最后整齐地放在女编辑的桌子上,还拿了一本书压在上面。
  “你们是学生?”女编辑关好门,我们一起往楼下走,她问。
  “是的。”
  “大学生?”
  “研究生。”曹真答道。
  “哟,了不得!那我得仔细看看你的文章。”
  走出报社大楼,女编辑打的扬长而去。天空阴沉沉的,潮湿阴冷。我抬头看看报社大楼,共六层,有一种威严的感觉。街道两旁的快餐店生意正好,里面座无虚席。一个音响店正放着一首名曲招徕顾客,声音柔和。公共汽车、出租车川流不息,空气中弥漫着汽油的味道。闻着这种味道,我感到恶心,胸闷得厉害,禁不住猛咳了一阵。
  我们决定回学校,但我一点也不想挤公共汽车,于是我们步行,慢慢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曹真说自己今天很失败,问我感觉如何。我把刚才看到的几句话背给他听,他听了叹息一声。
  路过一家卖大枣的店铺,我感到很奇怪,都快深秋了,枣居然还那么润泽饱满。看着红红的大枣,我顿生饿意。我们各买了两斤硕大的枣,边走边吃,味道甘甜怡口。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累得实在不行,再加上街上烦燥的车声吵得我心烦意乱,于是我们钻进一辆公交车。车上的地板湿漉漉的,乘客们都面无表情地坐在座位上,售票员也拉长着脸,仿佛世界末日快到一样。坐了三十多分钟车,终于回到学校。下车时,天又下起■■细雨。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
  “唉,这年头出名真难!”曹真叹息道。
  “出风头也很难。”我说。
  已经有很久没有和宝贝联系过了。明天又是星期三,得去云凌中学上课。我胸闷得很,肚子也有点痛。问了医生,他们叫我最好去检查检查。我对生命倒没有什么太大的看不开,但我的意志、精神却一天天的颓废下来。我准备明天去结账,上最后一次课。我不想将自己的颓废带给学生。想到明天的上课将成为最后一次,我不觉思念起宝贝来。上次苏姐说她请假回广西了,过了这么久,应该回了吧。我回忆了与她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包括她以我为豪和骂我取笑我的事情,霎时都一样亲切起来。于我而言,勿庸置疑,她无疑是一把带刺的鲜花,而我却是朴素不过的一株灌木。我感到了我们的分歧。但我却是一个永远也离不开爱情的人,所以我痛苦迷茫。
  我到校门口的一个化妆品店买了一瓶她经常用的“玉兰油精华”,准备送给她。几周没联系,我忽然生出一阵内疚来,一瓶“玉兰油”不知道盛不盛得下我的歉意。
  第二天,我径直打的到云凌中学。车快到学校的时候,透过车窗,我忽然看见宝贝远远地走来。她正挽住一个男人的胳膊有说有笑。我揉揉眼睛,定神细看,没错,是她。我叫司机将车停住,司机问我咋啦,我说没什么,就想停一会儿。司机说没问题,将车停住,点燃一根烟,悠悠地吸着,又打开音乐,“东方风云榜”正在播放一首不知名的曲子。
  宝贝就像当初挽住我的胳膊一样挽住那个男人。她还是穿着那套她经常穿的牛仔服,同样还是那么干练飘逸。那个男人大概30来岁,穿着一件长长的风衣。说实在的,比我是要潇洒英俊。他们边走边笑,似在亲密谈论一个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他们渐渐走近我,又渐渐路过车旁,但她没有注意车里的我。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通过反光镜尾随他们的背影,渐渐两个背影变小,渐渐融为一点。
  我忽然悲怆至极,手中的“玉兰油”掉在车座下面。司机转头问我怎么啦,我不回答,眼睛有些湿润。
  “朋友,有什么想不开?哎呀,不要想不开啦,向我学习,我一无所有啦,老婆孩子都要我养,我还不照样快乐?”司机好心开导我。
  我什么也不说,接过司机递的纸巾擦干泪痕,强颜欢笑了一下。我捡起“玉兰油”,拿在手上。
  “您有女儿吗?”我问。
  “干吗?”司机不解地问。
  “这瓶‘玉兰油’送给她,如果有的话。”我淡淡地说。
  “有是有,可我不能收。谢谢了。”
  “没什么的。车费我照付。”我掏了钱,与“玉兰油”一起递给他。他推辞不过,接了。
  他要向我讲什么,我摇头说不用讲了。我打开车门,走出车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小伙子,有事情找我,我一定帮忙,重要的是想开点。”
  我微笑致谢,将名片装在衣服口袋里,然后向他挥挥手,向云凌中学门口走去。他在后面拼命说些祝福我的话,我再次回过头向他致谢。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径直走到校长办公室,面无表情地表达了我不想再上课的想法。
  “为什么不上?不是还有几周吗?你这叫违约。”
  “是的。”
  “那你想干什么呢?”校长点燃烟,问。
  “结账。”
  “可你还没有上完啊。”他像第一次一样,又喷出了一根长长的烟柱。
  “我不想再上了!我要结账。”我一字一顿地说,语气坚硬。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又觑了我几眼,发现我今天似乎不对劲。
  “好吧,你到会计室去领钱。”他终于松了口,但挥手将还未散开的烟柱拦腰弄断。
  “谢谢。”我立即起身,告辞而去。
  领了钱,我匆匆离开云凌中学,全然不理会碰到的老师。他们向我问候、招手,我统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干老师在门口碰见我,想要问我什么,但我疾步走过。回到寝室,蒙头便睡,任凭一个接一个的噩梦把我拖到痛苦的深渊。
  一觉醒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头脑一片麻木,就像酒精中毒一样。照照镜子,我发现双颊深陷,眼睛肿胀,面目实在可憎。曹真正在看书,见我醒来,放下书,问我怎么了。我呆呆地坐在床上,说没事。
  “愿意出去走走?”曹真问。
  “没问题。”我说,“有什么安排?”
  “先喝它几杯,再去找找别的事情。”他将“别的事情”几个字拖得长长的。我心领神会。
  我洗漱完毕,打好领带,精神看上去好了一些。走出校园,我们坐公交车到淮海路,然后东游西逛。找了一家小酒吧,喝了几瓶啤酒。出来后又买了几个炸鸡腿,边走边吃。已经是夜里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有几许凉意。各幢巨大的写字楼也灯火熄灭,进入梦幻之中。偶尔一辆出租车急驰而过,留下一串串尾气。
  我们一直不停地走,东转西转,不知不觉来到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永远是那么热闹,现在仍有很多人在游晃。附近的电子广告牌一闪一闪,也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息。我们觉得有点累了,便坐在花园边的石阶上。石阶凉浸浸的,但我感到很舒服。我们漫无主题地交谈起来。曹真再次谈起他的理想,谈起他对周女士的思慕之情。我则因为最近种种不顺心的事长吁短叹。我觉得这半年来我衰老了不少。
  忽然两个年轻的女子向我们走过来,其中一个我很面熟。
  “你们两位好,可还认识偶?”面熟的那位面带笑容地问我们。
  “……”我与曹真面面相觑。
  “比较面熟,但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如实回答。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她嘴角一翘,“‘啄木鸟’里面,你们的表现可是很突出哟!尤其是你!”她指着曹真说。
  哦!我终于想了起来。开学不久黄为政请我们在“啄木鸟”喝酒,遇到过她。为了她,黄为政还挨了我一拳。那次她可是放荡不羁啊。我不由得细细打量起来,她现在变了不少,穿了件紫色的羽绒服,一条洁白的围巾恰到好处的围在脖子上。头发很长,但挽了起来,堆在脑后,就像古书上所描绘的“倭堕髻”。而另外一个略矮一些,全身牛仔服,丰满性感。
  我们就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倍感亲切,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互相嘘寒问暖起来。她详细地介绍了她们的情况:她自己叫徐铃,19岁,松江人,在浦东一所中专读书,专业是文秘;而另外一个叫张小兰,她的同班同学。她们经常到大酒店短时间实习,见了不少,学了不少,有时也失去了不少。
  “偶讨厌虚伪,讨厌正经。上次你们两个喝酒的样子偶很欣赏哦。”徐铃笑说。
  “欣赏?”我不解地问。
  “对呀!肮脏的心灵披着严肃正经的外衣偶看得出来的,而你们恰恰相反,是严肃正经的心灵披着貌似肮脏的外衣。”
  我与曹真都笑了。对我们这样评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感到自己其实已慢慢地堕落了,何谈“严肃正经的心灵”?
  “难道就在这里谈一晚上?今晚可有事,你们?”曹真问。
  “没有。有何安排?“
  “喝酒去?”
  “行啊!”徐铃转头看了一眼张小兰,“如何?”张小兰也点点头。
  一拍即合后,我们四人边走边聊,去寻找酒吧。人民广场周围我与曹真不是很熟悉。张小兰说她知道一个酒吧,比较安静,但较远一点,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们说没问题,悉听尊便。她于是扬手叫了辆的士,我们全部上车。十几分钟后,车开到了一条不知名的偏僻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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