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 作者:华博-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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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袁宏道也曾在《游六陵记》写道：“六陵萧骚岑寂，春行如秋，昼行如夜，虽聊鞭叠骑，而时闻伥啼鬼哭之声。读唐义士诗，痛楚入骨，为之沥泣。自古亡国败家虽多，未有若斯之惨酷者也。诗一首：冬青树，在何许，人不知，鬼应语。杜鹃花，哪忍折，魂虽去，终啼血。神灵死，天地暗，伤心事，戍儿年。钱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终离去。纵使埋到崖山崖，白骨也知无避处。”
时光流逝，可是宋六陵并获得平静，在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至此几不复存在。
正史、野史都记载了宋六陵在元初遭杨琏真珈等人盗掘。但是，这些记载相互之间都存在不少矛盾之处。其实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不少矛盾之说。元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不仅记录了几种不同的说法，还对杨琏真珈的盗墓时间，高宗、孝宗尸骨移葬东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不少文献资料都说：南宋王朝辟宋六陵为皇家的临时陵园，以后收复中原，这些皇帝的灵柩都要移葬到河南巩县的宋陵。但是，文献资料也都证明南宋皇帝偏安江南，并无收复中原的雄心和计划。也就是说，“收复中原”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那么，宋六陵难道就真的只是皇家的临时陵园？诸如此类种种疑问，相信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日益进步，总有一天会给所有关心它的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宋六陵出土的文物
据史料记载，盗贼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后代又陆续从宋六陵的遗物中发现铜凉拔锈管、真珠戏马鞍、锡器、端砚、玉瓶炉、古铜、精美的龙泉窑青瓷，这对研究当时的手工技术和社会文化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朱元璋重修宋六陵
杨琏真珈盗掘宋六陵一事，曾震动朝野，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御札相臣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叫其以理宗顶骨来献。次年六月令浙江行省进《宋六陵图》，于是命启瘗南归，藏诸旧陵。护葬者礼部尚书崔亮，绍兴知府张士敏勒碑记年月。其余陵墓，也从天章寺前迁遗骨回攒宫。陵上封以松树。“陵前丰碑重立，上刻诸帝陵名”。至此，南宋皇帝理宗赵昀的颅骨，被劫取在外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原本想暂时存放梓宫的绍兴陵园。后来，清人王居琼感赋《穆陵行》诗，足以发人深思：
六陵草没迷东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离，凿石通泉下深锢。
一声白雁渡江来，宝气竟逐奴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持比月支王，宁饲鸟鸢及狐兔。
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
明清对宋六陵的维护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令各行省臣同诣所在“审视陵庙并其图以进”，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历经近百年，宋六陵“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余仅存封树。”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设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传制。遣道士斋香帛致祭于孝宗理宗二陵，登极则遣官祭告”。此时的宋六陵布局，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其右为义士祠。
宋六陵虽规模宏大，“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亩，田三十八亩九分”，政府也下令派人看守，但“岁久为居民所侵”。正统间赵伯泰奏复，弘治元年复帖。县典史张弘捡勘具册以覆。其后或以山无守者，虽朝廷屡屡下令严禁侵盗，“无几时乃割禁山之半佃为民，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之禁，守卫之夫亦以疏矣。”
宋六陵的新生
自清代以来，宋六陵园渐渐荒废。建国以后，宋六陵所在地攒宫茶场在进行机械化改造时，在距地表仅40—50厘米处发现了屋基平面、局部排水沟和铺设整齐的石板小道，并有成堆的条石出土，绍兴县文保部门在现场勘查后，确认这是著名的宋六陵所在地。
“至1970年后，垦为茶园，诸陵地面建筑尽圯，仅存苍松8丛。”如今，历经沧桑、屡遭兵火的南宋六陵，由于年代久远，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不过地面尚存二百余棵作为封树的古松，作为皇陵所在的标志，使整个陵区虽已无地上建筑，但仍松柏森森，气氛肃穆，环境幽静，保留着皇家陵园的气派。
相关文字描述
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弃骨草莽间……”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
《绍兴县志·越中杂识》记载：“杨琏真珈等人发掘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杨贼发掘得志，又于十一月再发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平民之盗，以多取胜：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
作案时间：宋元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引子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1）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国才有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一定会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来。
北宋八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谒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北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巩县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中贯芝田镇，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区，真可谓是头枕黄河，足蹬黄河了。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
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它后陵都没有陵号。
巩县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陵墓的布局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