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 作者:华博-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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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的敕文宣布。其中又说道：应天下所禁……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佛骨至京”，唐懿宗亲迎礼之，又发表制诏，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可见，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庆典盛事，无论是大赦天下，还是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范围之内。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失望”，都表现了对于“发墓毁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或着说是痛恨的。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民族的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惩罚。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着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日：‘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对盗墓进行揭发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元代对盗墓行为的制裁，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写道：“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在元代法律中，还有“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的条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很明显，这是一则关于“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的法令。罪定为“大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盗掘坟墓有多么痛恨。就算你盗的是自家的坟，就算你取的是你老祖宗的财物，按照法律，你仍然有罪，而且还是“大恶”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况，仍然要“刺字徙远方屯种”。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条下还有关于盗发冢墓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理方式：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
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
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
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对于王公贵族的墓地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公贵族身分地位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王公贵族的陪葬品相对于平贫来说，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盗的机率比贫农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来防止盗墓行为的频发。
在《明史》《宦官列传二·陈奉》中有这样的记载：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对于盗墓行为应该也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2）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
县有座后汉奴官墓。当初村里人在墓的旁边种田，每到秋收的季节，靠近墓的田里便有很多的庄稼因失去穗而减少收成。这样过了几年，村里人对此十分苦恼。后来便经常在夜里去探察。一天夜里，人们看见有四只大鹅从坟墓中出来吃庄稼，前去追赶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听说奴官墓中有宝物，于是结伴去挖掘。刚进入墓道，就看到有鹅张开翅膀击打人，盗贼用木棒反击，鹅都不动了，原来是铜鹅。再进入墓室外厅，得到两只宝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器物。最后到了放置棺椁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积水，有个穿紫衣的人站在门前同盗贼搏斗。盗贼群起攻击，那个人冲出包围逃走。他到县衙大叫：“有贼劫我的墓！”管事的人问他：“你的墓在哪里？”回答说：“奴官墓就是我的墓。”县令派里长去前去查看墓地，结果，到墓地将盗贼全部抓获。
无独有偶，类似的记载在《逸史》也出现过：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袱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
唐玄宗天宝初年，严安之任万年县捕贼官。一天中午，有位黄衣太监骑马从大门跑进来，宣读皇帝的命令说：“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现在被盗贼挖劫，命令你带人去缉拿，不得使一人漏网。”严安之领命立刻带领手下人携带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赶到那里，看到那里六七个人刚刚进入墓道，全部被抓获。严安之让人去找那个太监，但没有找到。因而就暗自思量：“盗贼刚刚开始挖掘，皇帝怎么能知道呢？”到了县衙，把盗贼全部召集起来，审问盗墓的经过。盗贼说：“刚打开墓道，就觉得有些异常，意识到这次盗墓一定要失败。到了第一道门，看见有好几个为皇帝送信的黄衣太监骑在马上的冥器，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鞭子，姿势像是正在纵马奔跑，头巾的一角像是被风吹得直竖起来，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动。我们更觉得这次盗墓一定不会成功。”严安之明白了，那个持鞭的黄衣太监原来是陪葬的器物。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
当然，以上的传说多不可信，应该只是当时人们为了防止盗墓或是因讨厌盗墓而杜撰的。但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之所以出现以上种种怪诞的传说，是因为当时在民间，否定盗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反映。
到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盗墓者的处罚相当严厉，刑法第328条规定，盗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可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徒刑或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8条又增加了对连续盗掘全国重点保护文化遗产的首犯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整体而言，盗墓仍是刑责相当重的罪行。
厚葬之风催生的盗墓狂潮：秦汉时期的盗墓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坟丘形式的墓葬，而到战国之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丘垄必巨”，这是出于向祖宗先王墓进行拜奠、祭祀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盗墓者提供了便利。王侯将相们不惜耗费人力、财力，营建陵寝地宫，倾其生前所有，大肆奢华，开创“厚葬”先河，使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
《吕氏春秋》曾说到的“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说明了当时盗墓已经成为执政者严厉禁止的行为，而这一风习之盛行，使得法律行政力量在实际上已经难以抑制了。
先秦时期盗墓现象比较严重的事实，在《汉书》中也有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是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从这段话得知，吴五阖闾的墓仅仅十余年，就被越人给发掘了。关于吴王阖闾的陵墓，民间也有不少传说。
相传吴王阖闾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夫差将他父亲葬于虎丘山，但是等墓筑完，夫差就想这么多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墓之所在，如果有一天他们手头缺钱，很有可能一起结伴而行来盗墓。于是他想了一个毒计：一天，他召集了给阖闾修墓的一千多个工匠，请他们喝酒，并且观看鹤舞，等到深夜，乘他们都醉的时候，命他手下官兵将这一千多个人全部杀死。
在那个盗风盛行的年代，陵墓惨遭洗劫的并不止吴王阖闾一个人，春秋五霸中的另一霸主齐桓公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六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怎不教人叹息。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记载，齐桓公和他的名相管仲的墓均被盗。其中“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因盗墓而臭名昭著的刘去，把他境内的陵墓“一皆发掘”。这其中就包括魏襄王、晋灵公等诸侯。
近年考古发现徐州汉墓被大规模盗掘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很多楚王墓都在这时被盗掘。
实际上，要盗掘这些楚王陵墓并非易事，进入墓室的通道很长，其内都有多排巨大的塞石封堵，上下间有些有榫卯相扣合。塞石一般长2米余，宽高各1米左右。大的达7…8吨，小的也有3…4吨，最多的龟山楚王刘注墓内塞石达13排。塞石与甬道壁间仅有1…2厘米的缝隙，即使今人要进入墓室也非易事。但贼有贼法，盗墓者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使今人也不能不为之叫绝的方法：即不论每排为4块或2块塞石封堵，只选上层一块塞石的外端面，在正中间凿一牛鼻孔，在牛鼻内穿绳系索，使用人力或畜力将塞石拖拽出来。如此重复，一块块巨石就这样举重若轻地被拉了出来。
可以想象，当上层最后一块塞石被拉出后，群盗的头目举着火把、匍匐进入后段没有塞石的通道，已觉豁然开朗。而进入墓室，几乎是遍地金玉、满目珍宝，那种狂喜真是难于尽述。有时这种牛鼻孔牵引法还要另费些周折。
如狮子山楚王墓的甬道口开凿在一个巨大竖井的北壁，而竖井深达16米，又全部以夯土、石块封堵。盗墓者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掘土量，只在竖井北部下掘，至底部甬道前仅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