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韩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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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伟与杜甫，借葵之向日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来，也许要批判为“奴性”和“暴君的帮凶”之类。但我以为，在那个时代，这恰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这和把自己比喻成“涧底松”、“篱边菊”、“墙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或者说，这正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表现。但若是把少数人的情趣强加到多数人的头上，则会适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阳花，结果是人人乱扔瓜子皮。独立人格必须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赐予，也不能克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大家一起去斗争，若是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也跟着一大群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吆五喝六，并且排斥和打击那些偏偏不愿“独立”的人的话，这首先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意义。在一个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时代，青松的价值已经跟瓜子差不多。那么在一个号称独立崇拜个性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尊重那些不要个性的葵藿们，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此文标题为发表于《信报》时，著名批评家骆爽先生所赐。有朋友看此文后，说梵高一定会喜欢的。）　



板门店的枪声　
　　来韩以前，不知道韩国电影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准。一天晚上，吃过冰激凌后，我请金恩惠等两位学生看电影，目的是为了让她俩给我当翻译。电影是赫赫有名的《JSA》，即《共同警备区》。这是根据朴上延的小说《非军事地区：DMZ》改编成的。三八线两侧，是联合国和朝鲜联合管辖的“共同警备区”。　

　　一天深夜，朝鲜一方的哨所内传出了枪声。影片以哨所墙上弹孔的特写镜头为开端，叙述了对发生在板门店的神秘枪击案的一场复杂的调查。　

　　联合国派来负责调查的主力官员，是一位漂亮的具有韩国血统的瑞士女军官苏菲。她根据南北双方幸存者的陈述报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两份报告疑点甚多。韩军的李秀赫班长，说他被绑架到“北韩”后，在艰难的逃跑过程中，向“北韩”军人开了枪。与此相反，“北韩”的生存者吴敬弼中士则说，南方首先越过军事分界线袭击他们。一粒消失的子弹壳就是这起命案的锁钥，可是两位当事人从此却一直缄口不言。在那神秘的“不归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共同警备区是南北冷战的象征，它不仅是半岛南北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美国的分界线，是东方西方的分界线，是两种人类理想的分界线。双方军人在相隔仅几步的距离内彼此面对面盯着站岗，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板门店谈判和斧头冲突案（1976年）都发生于此。斧头冲突案后，美韩一方为纪念丧命的美军波尼帕斯大尉，便又称共同警备区为波尼帕斯基地。　

　　守卫共同警备区的韩国部队是一种特殊部队。他们要先到美军服役，然后经过选拔而被派遣到此。共同警备区士兵虽然是韩国国籍，但名义是联合国部队的成员。　

　　因为南北双方隔桥对峙，所以他们每天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可是军人也是有感情有良心的活人。不太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察觉到每天见面的“北韩”士兵也是同胞，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青年人。　

　　一个深夜，在巡逻中因撒尿而掉队的李班长踏上了一颗地雷。万分危急之中，经过那里的“北韩”军人吴中士救了他。从此，他把吴中士当作哥哥，二人产生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忘记了休战的现实，李班长每夜冒着危险越过三八线。他们在“北韩”的哨所内一起喝酒，谈女人，交换礼品，还一起讨论故乡。多少个欢乐的夜晚，如同梦境一般。然而悲剧降临了，“北韩”军官的巡查，迫使他们卷入了预想不到的枪战。如果是在后方的城市或乡村，这样的友情是非常平凡的。可他们是边界上的哨兵，所以不得不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兄弟。　

　　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全方位摄影，摄影机往返交错地拍摄着哨所内部。场景紧张到令人屏息，同时使观众对于半岛南北分裂的现实深深叹息。观众和漂亮的苏菲都看出了，双方指挥官都知道这次枪战的内幕。可是他们不愿意公布真相。李班长和吴中士也宁愿把真相埋藏在心里。但最后因为不能解脱的内疚和人道主义激情，李班长和他的部下都自杀了。朝鲜人民军战俘的女儿苏菲陷入了无底的悲哀。　

　　本片导演宣布：“我们不但利用神秘的电影结构造成让人紧张的气氛，而且以回忆的场景和幽默的穿插唤起被遗忘的人道主义。然后电影在悲壮中结束。”　

　　朴导演对于电影视觉语言的遵循和突破，都表现出新一代韩国导演的才华。高达30亿韩元的拍摄费用，没有给影片带来负担而是带来了极大的收益。朴导演在尽情发挥了电影的娱乐功能之后，在结尾的镜头里利用一张照片浓缩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南北方分裂的悲剧。四名主人公在一个画面内由不同的角度互相对视着站岗值勤。南侧，一个西方女游客的帽子被风吹落到北侧，顿时一片紧张。粗犷的朝鲜人民军吴中士俯身拾起，微笑着递过来。那一刻，全世界的阳光都灿烂了。为了那一刻，我后来又看了一遍《JSA》，没用翻译。　

　　（强烈建议中国文化部门引进此片，使人民体会分裂之苦、统一之甜。）　

　　注：关于“南韩”、“北韩”的称呼问题——通常所说的“南韩”、“北韩”，本来是朝鲜半岛上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战后在冷战体制下分裂为实际上的两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都予以承认。它们的正式国名分别是“大韩民国”和“韩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国名所指的领土包括整个朝鲜半岛（韩国叫韩半岛），即包括对方。所以单独指一方的时候，可以简称为韩国、朝鲜；而一般同时说二者的时候，要说“南韩”、“北韩”。这样的非正式称呼又准确、又客观。韩国人都是这么说的，而北朝鲜则说成“南朝鲜”、“北朝鲜”，道理相同。本书是从客居韩国的立场写的，所以用的是“南韩”、“北韩”。用南和北的说法，他们双方都能够接受，而正式的国名，他们却彼此都不接受，虽然他们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但一般不用正式国名互称，谈判时也只用“南北会谈”或“北南会谈”的提法。如果我们外国人假装“客观”，同时叫他们的正式国名，那恰好是他们最反感的，因为那等于是支持半岛“两国论”，等于永远反对他们的统一。就好像西方人把“中国”与“台湾”或“中华民国”并列给我们的感觉一样。我们宁肯听“海峡两岸”这样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提法。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二者对举的上下文里，还是用“南韩”、“北韩”为合适，（同样，“韩半岛”、“韩战”等提法也加上引号后部分保留。）这样才能突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的分裂之痛，表达我们支持统一的一片真诚。欧美等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用的。本书为了出版方面的格外慎重，多处使用了“南方”、“北方”一类的概念，在不是并列的情况下，也分别酌情使用了正式国名或简称，但作者的客观立场是一致的。特此说明。　




魂断板门店　
　　4月20日是谷雨，距离“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时节已经半个月了。然而一路上，每个中国人的“魂”都已经被勾起来。大家有的谈笑，有的假寐，有的发呆，其实都不过是掩饰和体味着内心深处那股复杂的滋味。板门店，曾经让6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个小山村，就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了。豪华大巴在1公里1公里地逼近“三八线”。我心中默念着一个相声里的台词：“快来买，快来看啊，看一看我的纯毛线啊，不管是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还是王张江姚吴法宪，都比不上我的纯毛线啊！”三八线，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第一次老老实实坐下来的地方，遥遥在望了。然而我们却是穿过“联合国军”的防区前往这条线的，这似乎包含着什么历史性的讽刺。一团心绪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干脆不去剪和理，看完了再说，那感觉说不定要消化个几十年呢。　

　　看见了铁丝网，大家兴奋起来。然而一直期待的紧张气氛却始终没有降临。虽说是一道又一道的关卡和检查，但跟履行坐地铁逛公园的手续也没什么分别。韩国士兵一个个奶气未脱，一看就是学生兵，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俩。西洋士兵一个个吃得白胖粉嫩，好像是在夏威夷度假。我脱口说了一句：“军容如此不整，北边打过来岂不是摧枯拉朽？”随后又吟了几句陆游的诗：“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然而转念一想，难道说我不喜欢这一片大好的和平景象么？分界线南北的人民本来不就该铸剑为锄，在这三八线上歌舞升平么？　

　　终于踏上了那条线。站在八角亭上望去，韩国士兵摆开非常“威武”的雄姿：头戴钢盔，眼配墨镜，双脚呈“大”字撑开站立，双拳紧握斜伸在身体两侧，整个人好像一个世界的“界”字。不知是谁设计的这个姿势，的确很好看，可以作为“耀武扬威”这个成语的活注解。我和别人一样，也与这些士兵合了影，但总觉得这里面表演和夸张的成分多了些。因此我便觉得这些士兵颇有几分亲切，好像是我的学生或兄弟。我很想跟他们开一点玩笑，但又怕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他们那样一动不动地“种”在那里，恐怕比中国天安门的国旗班卫士还要辛苦。　

　　抬头看看对面，北边只有一座灰色的平顶楼，门前高高的台阶上背手站着一名头戴大沿下十五年帽的军人。那军人气度从容，不怒自威，浑身无一处紧张，但也无一处松懈，用一句武侠小说里的话，叫做“渊停岳峙”。他就一个人，俯瞰着这边所有的人，他的背后，是起伏的山野和辽远的蓝天。　

　　看过了遣返战俘的“不归桥”和朝鲜高达160米的世界最大的国旗，我们上车返回。在参观纪念册上，我题写道：“人类的伤痕”。我经常感到，不论南边和北边，都有一种“不平之气”。此刻，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不平之气”了，一个被拦腰斩断的民族，哪里能够“心平气和”呢？　

　　中午的燥热包围上来，忽有一缕凉风拂面而过。我意识到，那是北边吹来的风。空气，是任何边界阻挡不住的，正像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亲人的思念。　

　　（本文曾在中韩两国报刊网站发表，并被英国BBC电台播送，反响甚佳。）　



迟到与礼数　
　　朝鲜高宗时代朴在馨纂辑有一部《海东续小学》，里面记载的金鹤峰出使一事，颇有意趣。金鹤峰在宣祖时曾任副提学，一次奉命出使日本。到对马岛时，岛主宴请他却自己迟到，而且“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金鹤峰大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至，岂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于是罢宴而去。吓得对马岛主杀了轿夫，斩其首来谢罪。从此以后，“倭人敬惮，待之加礼，望见下马。”　

　　此事可以表现出那一特定时期的韩日关系，也可以表现出韩国人脾气之一端。但是，金鹤峰对礼数的要求是建立在“宗藩”的基础之上的，有点“以势求礼”的味道。其实，即便对马岛不是藩臣，即便大家都是平等的甚至反过来宗藩易位，请人赴宴也不该迟到。否则，便不是“知礼”。而只是“识趣”而已。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韩国古代长期蔑视日本，认为他们是不知礼仪的夷狄。《宣祖实录》卷37记载朝鲜国王的话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朝鲜中期的儒学大师李退溪在一篇《乞勿绝倭使疏》中劝告国王不要与日本一般见识，原因是“禽兽之不足与较。”李退溪的态度与金鹤峰是有些不同的。金鹤峰是与之较，示之威，李退溪则主张“以夷狄待夷狄，则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李退溪认为如果与夷狄“辩是非，争曲直”，就好像“督禽兽以行礼乐之事”，除了逼迫禽兽咬人以外没有好的结果。　

　　我在韩国讲学二载，韩国各界朋友请我吃饭无数次，主人迟到之事十有七八。有一次，某上司宴请全体中韩教师，大家枯坐许久，此公方到，既不解释，也不问候，入坐便与韩国人用韩语商谈某事甚久。其他中国教师皆有怒色，我只好大讲笑话，代韩国上司化解危机。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中国人一般认为，韩国菜肴清汤寡水，没啥可吃，赴宴纯粹是给韩国人面子，是为了“尽礼数”。而韩国朋友却往往忽略了此中的善意，不知不觉导致了彼此感情的疏远。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南方某著名大学的教师，甚至宣布拒绝一切韩国人的宴请，大发金鹤峰式的脾气。我因为知道韩国人并无恶意，是疏慢而不是故意侮辱，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一般采取迟到15分钟的做法，与主人差不多同时到达，这样就免除了双方的尴尬。由于我有很多这类油滑的窍门，而被一些中韩朋友戏称为韩国通。　

　　礼数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要看你遇见什么人了。遇见金鹤峰，则失礼之人会自取其辱，因小失大。遇见李退溪，则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被看不起。不计较，其实可能是更大的轻蔑。这些道理，耿直的人不一定会想到。因为韩国人脾气火暴，中国人也大多不愿意讲。我把它讲出来，不仅是想提醒同为礼仪之邦的韩国朋友，也更希望中国朋友戒之哉，戒之哉！　

　　（中国现在喜欢迟到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知识分子的人情债　
　　许多中国学者以为韩国实现了民主化，从此就会一路顺风地奔向光辉灿烂的锦绣未来。这种想法非常类似当年看到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就以为共产主义离我们只有一袋烟的工夫了。实际上韩国民主化以来，韩国的知识分子在欣喜的同时，也饱尝了打掉牙吞落肚的苦辛。从卢泰愚“民主化”政权上台后，众多知识分子一直怀着一种“多数暴政”的恐惧，并保持着对许多不公正现象的沉默。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他们对长期民主斗争的肯定，包含了对烈士洒下的鲜血的肯定。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要对开创民主化改革新时代的当政者给予最大宽容的气氛，因为他们曾忍受了30年的种种痛苦和压迫。呼唤民主的人对实行民主的人欠下了一笔人情债。　

　　客观地说，面对“民主”、“统一”、“正义”、“改革”等掷地有声的口号，有谁敢说一句“我不赞成”呢？最多不过嘟囔一句“改革是好的，但这种方式是否值得考虑。”即便如此，也难免招来愤怒。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批评了“文官政府”或“民选政府”，就会被当作“守旧反动”的留恋专制的人。　

　　于是，知识分子的空间内只有一种自由主义声音响彻云霄，而另一些人却畏首畏尾、噤若寒蝉，形成了一种新时代的“白色恐怖”。在“反民族、反和解、反改革、反统一”的达摩克利司宝剑之下，人们对“现政权式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粗暴的大众主义只好唯唯诺诺。打破专制时代的万马齐喑局面，无疑是令人拍手称快的，但是，对于神圣的自由来说，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是同样危险的。真正的自由，当然应该包括对自由本身的质疑。　

　　可喜的是，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官政府”和“民选政府”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