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书信文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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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后你突然地（但并不是出乎意料地）失踪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恰恰是在我狼狈不堪的时候，在9月初。这期间，7月份我完成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情（世界上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啊！），我在大妹妹的帮助下到波罗的海边的缪利茨去了一趟，无论如何是离开布拉格，走出了这四壁紧锁的房间。刚开始我的情况很不好，后来在缪利茨才萌生了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的想法呢，这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幻想，就像一个明知自己永远下不了床的人所抱的幻想一样。既然我永远下不了床，我为什么不能至少到巴勒斯坦走一趟呢？可是在缪利茨我碰到了一个柏林犹太人大众疗养院的度假旅游团，多半是犹太人。这很吸引我，路就在我的前面。我开始考虑搬到柏林长住的希望。那时这个希望不比去巴勒斯坦那个希望大多少，后来却越来越大。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个人住在柏林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在柏林，在其他地方一个人生活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我在缪利茨找到了一位有着难以想像的好心肠的助手卡夫卡这里说的是指他生前最后一位女友朵位·迪曼特。朵拉忠诚地爱着他，照拂他，直至他病逝。。然后我于8月中旬到布拉格去，接着还在谢雷申我的小妹妹那里度过了1个月。在那里我偶然听到烧毁那封信的事，我绝望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为了减轻我心灵的负担。可是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对你一无所知，后来在去柏林前也把它烧掉了。你提到的另外三封信我至今一点不知道。我对给任何人带来的任何耻辱都感到绝望，我不清楚这三者中涉及到哪一个。可是我当然绝不会是因为绝望（即使它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而迁来迁去，就算我在缪利茨及时地收到那三封信也不会这样。
接着9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里了；在柏林，迄今为止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是乡下，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诚然，我也会很快地失去它的，对我来说它美丽过甚了，这已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处住宅。伙食至今与布拉格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只是我的伙食。健康状况同样如此。这便是一切。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幽灵们贪婪地把它们吞进了那贪得无餍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我猜不出。当然，我对自己的情况也是猜不出的，没有别的，“恐惧”而已。
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密伦娜：这是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
给您写的一段信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了，可是却写不下去，因为过去的烦恼又在这里找到了我，袭击了我，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于是我举止艰难，每一步都很艰难，我写下的所有的话我都感到太伟大了，我与我的力量较量着。当我写下“衷心的问候”时，这问候还真有力量出现在那喧哗、混乱、充满城市灰暗色调的L。大街上，而我和我的一切却连气都喘不上来。所以我根本不写，等待着更好或者更糟的时辰的到来。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对于世界我只是通过涨价，而且是深受震动地通过涨价去了解的。布拉格的报纸我收不到，柏林的报纸对我而言太贵，您能偶尔给我寄些《民族报》剪报吗？用以往那种使我欣喜的方式。我使用下列地址已经好几周了：施台格利茨，格鲁瓦尔德街13号，赛福尔先生转。现在又该致“最好的问候”了，如果它们刚到花园门口就摔倒了怎么办呢，或许您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你的K。
叶廷芳黎奇译
致马克斯·勃罗德M。勃罗德（1884…1968），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在大学年代与他相识，结为终身知交。1939以后他定居以色列。除了上面两位情人，卡夫卡致他的信是最多的。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是午夜12点半，通常不是写信的时间，即使像今天这样炎热的夜晚也不例外。甚至连夜蛾都不飞到灯下来呢。
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幸福的8天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4天了，我是这样地孤单。任何人都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第一点的结果，只有你的书使我感到舒服，我现在终于正式地在读它了。我已很久不曾这样无法解释地深深陷在不快之中了。我读着这本书时，就紧紧抓住它不放，尽管它本身也根本没有帮助不幸者之意。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
1908年9月于布拉格
论众诗人——与雅诺斯谈话录中有关诗的言论
卡夫卡
谈文学与诗人的不同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谈表现派诗选《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黏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谈贝歇尔的诗
我不懂这些诗。诗里充斥了喧闹，挤满了词句，使人无法摆脱自己。诗句没有成为桥梁，而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人们不断撞到形式上，根本无法突进内容。语句在这里并没有凝聚成语言。那是叫喊，如此而已。
谈波德莱尔
创作是疾病，但是退掉热度，人还不能康复。相反！烈火能净化灵魂，照亮道路。
谈特拉克尔
他的想象力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忍受主要由于极度缺少想象而产生的战争。
再谈《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的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谈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理想国之外
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现状。
谈阿波里奈尔及其长诗《区域》
……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它任何一种诞生一样。你听说过，妇女是生孩子的能手吗？
（“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雅诺斯说。）
当然合不到一起，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你在阿波里奈尔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奈尔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
谈惠特曼
……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别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谈兰波
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波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他把元音变成颜色。通过这种声音与颜色的变换魔术，他接近了原始部族的神秘的宗教实践活动。他们怀着恐惧与不安，跪拜在各种各样木制或石制偶像前。然而由于进步，材料减价了。我们使自己成了偶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恐惧的阴影更强烈地钳制我们，折磨我们。
卡夫卡谈话录
谈话录
1920年卡夫卡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这里摘采的约相当于这部《谈话录》四分之一篇幅。
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
1。“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1889—1946），小说家、剧作家，1928年前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日报》当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犹太管风琴》出版于1922年。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3。“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4。“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5。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6。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