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1期-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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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时而端起酒杯爽声大笑，时而交头接耳，小声谈论着，在酒店中洋溢着一种特有的欢愉；我迈上了第三个台阶，我看见雨晴在酒店里跑来跑去的身影，一身轻盈，满脸微笑，她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缩影。
“姐。你们回来了！”雨晴笑呵呵地跑出来迎接我们，还顺手接过我手里的皮包。
“是啊，今天很顺利。”我兴奋地说着，方才心烦意乱彻底不见了。
“今天的生意可好了！”从她的脸上我早就看出来了，没有值得兴奋的事儿，她是不会这样开心地笑的。
“你辛苦了！”
嘻嘻。雨晴调皮地笑了。
“丽丽，我很担心你呢，给我讲讲，事儿办得顺利吗？”雨晴挽着丽丽的胳膊走进了她们的房间。
我微笑着向客人点头表示欢迎和谢意。
“老板娘，过来给我们倒杯酒。”有人在大声喊我。
“好，马上就来。”我脱下披风，从酒柜上拿了一瓶葡萄酒和一个高脚杯走过去。“欢迎各位光临酒花飘香酒店。”
“我给你介绍一下，”一个老顾客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这位是？菖？菖乡的党委书记，这位是？菖？菖局的副局长……”我一一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
“做生意十礼九不周，如果哪里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请各位原谅。”我的微笑像九月的菊花。
“客气了不是，以后我们会经常来的。”我的微笑感动了他们。
“你们慢慢地吃，需要什么叫我一声，我吧台那边还有事儿，先过去了。”我和他们共同举杯，然后告辞。
“好，好，好，你去忙吧。”他们说完继续有说有笑地吃着，喝着，谈论着。
于是我又在酒店的吧台里躺了下来，吧台里只有几平方米，靠墙角的地方摆着冰柜，在冰柜的一头摆着四张椅子，椅子上铺着一条毛毯，毛毯上放着一个半人高的狗熊娃娃。这就是我每天在酒店里休息的地方。每天，只要一有闲暇，我就会躺在毛毯上，枕着狗熊娃娃，漫无边际的遐想……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来，它的响声吞没了酒店的喧哗，吓得我，心突突地跳。
“你好，酒花飘香酒店。”我懒懒地接电话。
“虹儿姐，你快回家吧，云松病了，他不能动了……”
“你，你怎么跑到我家里去了？”我像被木棍敲了脑袋似的，感觉浑身发软，却反弹似的坐了起来。
“我们才在床上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可是，可是，他从我的身上下来就不会说话了，呜呜……虹儿姐，求求你，救救他吧！”那边挂断了电话。
我慢慢地把电话放回去，呆呆地坐在哪里，大脑一片空白。
“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样难看？”雨晴被我吓愣了。
“快，快，快去打车，和我回家！”我忽地站起来，抓起电话拨打１２０……
雨晴把我扶到出租车上，哭着说，“姐，你要想开点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
夜幕薄得透明，月儿弯弯地挂在楼角，几颗稀疏的星星无力地窥视着苏城，只有马路两旁的路灯在闪烁，外面的风好像很大，它把一块破旧不堪的塑料袋高高地扬起，又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我闭着眼睛不忍再去看。
雨晴扶着我上楼，用我的钥匙打开我的家门，一股异样的气味扑入我的鼻，一行酸酸的液体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同时我听见我的心开始嘀嗒，嘀嗒地淌血。我没有脱鞋子，也没有脱披风，而是直接走进卧室。在沙发的后背上凌乱地放着云松脱下来的衣服。云松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眼睛，鼻子，嘴巴拧在一起。我走到他的身边，蹲下来，握住他的手。
警笛声划破宁静的夜，匆匆忙忙的医护人员掀开被子检查云松赤裸裸的身体并采取了急救措施，然后用被子把他裹起来，抬到担架上。
我让雨晴留下来，让她把那张床和床上所有的东西扔掉。
我一直握着云松的手，直到把他送进手术室，然后坐在手术室门外的椅子上等。
走廊里的灯光太强了，它刺痛我的神经，一阵的眩晕。我坐在一个开满丁香花的小巷里，风儿吹过，漫天的丁香花在空中飞舞，好像飘扬着的雨滴。我不禁伸手去接，粉红色的花瓣在我的手心中闪闪发光。忽然，丁香花瓣在我的瞳孔中迅速变大，变薄，变得透明，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女孩在地上抽搐，看见她美丽的脸孔被关在卫生间里落泪，听见她给我讲故事时咯咯的笑声，还有方才电话里嘤嘤的哭泣声，呼救声……
我痛苦地摇着头，大喊：“不——”
来自右肋的痛
楚荷子
将恩怨情仇细枝末节翻江倒海地数落了一遍又一遍后，我觉得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可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我想要把那些东西从体内全部掏空，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然后我便觉得自己想要哭泣，可却始终没有眼泪流出来，也找不到真正令我悲痛而动情痛哭的理由。
于是我开始翻箱倒柜，筋疲力尽后，我望着满屋子翻天覆地飘舞的飞絮，晕了。最后飘浮着的三张沉甸甸的纸，按照日期这样排列着：
一张九月二十三号全部合格的体检表；
一张十月十号德国领事馆签发的通行证；
一张十二月十五号的乙肝大三阳检验报告单……
1
三月，春光烂漫的好时日。
这是一座白天昏昏沉沉又安份沉静，夜晚藏龙卧虎的南方城市。
坐在早晨的公共汽车上的人，十有八九都在打瞌睡，东倒西歪地支撑着萎靡的头颅，仿佛前一晚的安眠药总是迟几个小时才发挥效力；而到了傍晚，城市便如幻灯片下的影像，明目张胆地故弄玄虚，人们也如海底暗礁上的水藻，暗自神伤却频频招摇。
沿着城东的方向，畅游过一段段扑朔迷离冠冕堂皇的大街小巷后，终于到了我要去的站点。
空气，已经有些热腾腾了。太阳孤傲地照耀着这座阳奉阴违的城市和左顾右盼的人群，街上匆匆过往的行人，姹紫嫣红的打扮已经俨然盛夏；花儿朵儿正伸展着腰肢，向着城市的各个角落绚烂；涌动着的各种气体，也趁着春日的灿烂气息和夏日的炽烈热情，游走在城市的表皮，无孔不入地穿梭，向着城市的躯体。
向里拐过几条没落的小巷后，迎面扑来丝丝久违却与环境不合理宜的清新和花香，两个相向而立的鲜花水果店，如世外桃园般孤傲，珍贵却道貌岸然；两扇名不见经传的大门里面，如坐落在城市的盲肠里的，便是那所铿锵有声却让人瑟瑟发抖的传染病医院了。
跨进破旧得像战争时期的狱所一样让人颤栗又充满祈求的铁栅门，主楼也就是门诊部有恃无恐地立在面前。与外面街市的疲倦怠慢状态完全相反，这里人群急拥，有着清明上河图般的沸腾景象；但是这里处处却流窜着一股紧张和凝重，还有无可奈何的失魂落魄，心有余悸的壮志未酬。
“发热专区”和“传染病区”的右转路标醒目地挂在主楼右侧的柱架上，向来人指示着方向，更明确地区分着被隔离的孤独和恐惧。
向右转过二十米，是一条幽长而茫然的小道，两旁立着不算高大但却强壮的树木，伸展着的绿色枝叶欲盖弥彰地闪着柔软而病态的光亮；中间是一座座分隔着的不同科室的住院部小院门；一直走到静静的小道底部，“传染科”三个黑漆大字才像带着毒素的飞标刺中了眼球，把个小得像囚笼一样的院门全然遮挡，使其黯然失色。
一座三层楼的门诊部，和一座六层楼的住院部相向而立，它们从结构和架式上都不输给门庭若市的主楼，那分威严壮观如同空中楼阁。
然而，这可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它汇集了各种让人生畏的传染疾病：痢疾，伤寒，霍乱，鼠疫，流行脑炎，肝炎，非典型肺炎，血吸虫病，肺结核，百日咳，狂犬病，艾滋病，淋病，梅毒等等。
这里汇集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蜂拥而至的传染病患者，不分职业贵贱，身份尊微，地位高低，地区远近，辈份长幼，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病痛来到这里，只为了生命健康这同一个目标。
他们的姿态各异：躺着，坐着，歪着，站着；他们的眼睛各不相同：睁着，闭着，呆着，闪着；神情也各不一样：激昂，颓废，期待，麻木。
他们和亲朋好友或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在这里直接或间接地演绎着人情冷暖，生死浮沉和悲欢离合。
手里握着一张凝重又单薄的纸，我不由自主又百无聊赖地走进了这里，麻木又习惯性地向五楼走去。一切都是老样子：幽静暗淡充满药味的楼道，血腥恐怖又真实的宣传画，赤裸刺目又科学的教育栏，忙里偷闲的医务人员，敞开或紧闭的病房。
我貌合神离却有板有眼地走着，走过一个个病房，走过意气风发的撒手人寰，走过无动于衷的屈从等待；走过百折不挠的竭力奋斗，最后无所适从地走向那个熟悉又陌生，欣然又憎恨的516号房。
站在门口，我迟疑了一下，关切地伸头向里望了望，一个上了些年纪的老人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右手腕上挂着针；一个脸色黄得泛绿的青年男子，耷拉着头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个躺在床上，被一个值班护士挡住了。
我蹭了蹭生硬的脚，向里观望，正在犹豫着进去是否打扰了人家时，那个青年男子扫了我一眼，甩出一句话来：
“瞄什么瞄？找人吗？进来啊！死不了！”有气无力却字字强劲，语气中明显带着备受岐视的敏锐伤感和满腹哀怨。
“咦？你怎么又来了？”值班护士已转过身来。
“我……我到这附近办点事……过来看看，孙大爷呢？”
“孙大爷……没了。”在这个特定场所看惯了生老病死的护士表情平缓，但掩饰不了遗憾：
“唉，那么乐观开朗的一个老人，说没就没了。”
我怔住了，一口气在胸口堵得慌，呆若木鸡，忘了问孙大爷什么时候没的，护士被一个病人家属叫去换药瓶了。
我飘浮着迟缓的脚步一路喘息下了楼。孙大爷疼痛的哀叫在耳边回荡起来，那声音冲破整栋住院楼，漫向院落，升腾向天空。太阳已经直端端地在头顶上泛着白光了，接着那豪叫声变成了朗朗有力的欢笑声，在整个传染科院子里穿梭回荡。
我一身冷汗，奔出了那个院落的小门，那张融着崭新期待又让人窒息绝望的化验单早已在手里揉乱湿透；医袋里五颜六色的药丸，如万寿节夜晚跳跃着的各路妖魔鬼怪。
我漫不经心地迈着脚步，出了医院，不知不觉地，又走到了那条细窄而杂乱的胡同：两旁立起的八九层楼房，是城市早期开发已跟不上潮流的老式建筑；走过一辆汽车后只能再勉强穿过一辆自行车的小街道。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号召下都滋生出了生财有道的良方：将楼房底层的墙全部打通拆掉，安装了玻璃或拉闸门，向着马路开起了各种小小的门面，有小百货，五金店，食杂店，以及修补鞋子和自行车的小摊点。
我伫立在胡同边的槐树下，滞滞地，顺着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头望去；那望不见的尽头将我带入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穿过这条一公里的街道，就连着欣欣向荣又伤痕累累的现代都市文明了；而交叉口正对着那个令多少人望洋兴叹又光彩夺目的出入境办证大厅。
这就是城市。
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只需要轻松地抬起头睁开眼望过去；从街道的一端到另一端，只需抬起腿迈着脚走过去；可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的生活，或者从街道一端到另一端的生活，却是一段看不见摸不着的历程。
生命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的生活戏剧般地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条小街道的一端到另一端，半年前的一个星期一的中午。
2
去年重阳节后的星期一，我在领事馆一楼大厅里等程刚，怀里揣着体检合格表和申请材料以及刚拿到的德国签证，没有如获至宝的激动，没有妙趣横生的幻想，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安然。
“拿到了？”
三十分钟后，一脸疲惫的程刚无精打采地出现在我面前。才五天没见，他看上去憔悴了很多，但语言出奇地平静，丝毫没有一丁点即将订婚的兴奋和激动，也没有分别的哀伤和离愁。
“嗯，还没呢，再等一个星期吧。”
我担心他的憔悴和情绪低落是受我出国影响，所以隐瞒了他；默默挽着他的右臂，右手熟练又温存地钻进他的掌心，头轻靠在他肩上朝前走。
九月的阳光已经不如七八月灼热，但照在人身上却显得格外温暖，像落肚的酒精，在体内温润，传到每根神经，血管也随即活泛起来，身上开始有点滋啦滋啦的，接着耳边有些丝丝灼热，脸也开始燥热起来。
阳光下他握着我的手没有一点力气，手心却不时在冒汗。想着我的离开会让他如此伤感颓废，我陷入深深爱恋的幸福感，有些心痛和不舍地仰头看了看他。
可这一眼着实让我整个人惊悚了，他的脸泛着奇异的橙黄色。我立即停下脚步，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没什么异样；街头每一个人行色匆匆，却生龙活虎；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再专注地盯着别人的脸，虽不是个个面色红润，却也虎虎生动。
五分钟后，当他一路淌着汗水，左手不时地背过去揉着后腰，腿脚发软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好累浑身没力时，我坚持把他拖进了与出入境办证大厅隔着一条街道的传染病医院。
“急性黄胆肝炎！”
我的担心在医生见到他的第一眼得到了证实。一个三十多岁、态度谦和的男医生，语气中露出与年纪不太符合的成熟老道和历练果敢。
抽完血一小时后再上来时，其它诊断室的门都锁了，只有黄医生还坐在电脑前。
“赶紧安排住院吧。”
“至于吗？”程刚不以为然：三十岁了，除了感冒，他还没生过病呢。
“你看啊，谷草转氨酶2800，谷丙转氨酶1400，都超出正常值几十上百倍了；黄胆78。95，正常是4到23。9；严重超标了，危险啊！”
黄医生一边用笔在检验报告单上比划着，一边耐心地讲解。
程刚强打起精神，扭头小声对我嘀咕道：
“就在门诊治吧，又要不了命。”
“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医生显得比病人着急，联系了床位；他还详细地告诉我下午怎么办手续，找哪位医生和护士长；又嘱咐中午就坐这别走动；吃点清淡的东西如白粥馒头。
“千万千万别再乱跑动了啊，增加肝脏负担，病毒指标会上升。”
黄医生的脚步声随着矫健的身影在空旷的楼道里渐渐远去。
这是一条幽长的走道，庄重而严肃；走廊的灯关了，显得暗无天日，两排毫无生机的椅子对抗着，生硬地延伸向黯涩的尽头；没有一丝风，连空气也显得过于讷。对于很多人，这更是一条通向漫长的痛心疾首或迅疾的悲欢离合的历程；此刻它正强悍而疑惑地容纳着两个孤独又迷茫的年轻生命。
一切都是未知。
他呆坐在候诊椅上，一声不吭，双眼黯然地望着一处。
“你呀，老老实实呆在这儿，我去买点吃的。”我蹲在他脚前，双手扶着他的手臂，嘻笑着，像个耍赖的小孩：
“听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