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1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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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未知。　
　　他呆坐在候诊椅上，一声不吭，双眼黯然地望着一处。　
　　“你呀，老老实实呆在这儿，我去买点吃的。”我蹲在他脚前，双手扶着他的手臂，嘻笑着，像个耍赖的小孩：　
　　　“听话啊，别乱跑。”走到门口时，我又转头叮嘱他。　
　　　
　　3　
　　　
　　一踏出那个小院门，我就如一片盘旋的飞絮，头重脚轻，手足无措了。在下午一点钟的太阳底下，像一它软缩的面团，置于一个燃烧着的大炉灶内，着实有些烧心灼肺；毛孔“滋滋滋”陡地就全涨开了，脊背紧缩起来，接着周身开始热燥。　
　　真那么严重吗？以前没见说得这么可怕啊？　
　　现在怎么办呢？　
　　一天还没吃东西呢！　
　　要住院得弄些钱啊！　
　　可我要先做什么呢？　
　　哎呀，我手心怎么老冒汗，心也慌慌的？　
　　我可不能没了方寸啊！我用力拍打着自己淌着汗水的额头。　
　　　“他妈的，不要命了！”横穿马路时，司机伸出头来向亡命天涯的我大声喝斥；慌乱中按错了两次密码后，怀揣着五千块钱往回跑；拎着白粥小馒头和排骨面，顾不得找零钱便心急火燎地直奔医院，却没见程刚的人影。　
　　他一个人去哪儿了？　
　　他还没吃东西呢，又抽了血，可不能再饿着了！　
　　他该不会胡思乱想吧？　
　　思绪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我开始有些心慌意乱，像只不慎落单撞入迷雾的羔羊，心中没有方向，脚步不分轻重，围着整个医院狂乱奔跑，一路叫着他的名字。　
　　最后在篮球场边的水泥凳上找到了一脸麻木没有生气的他，我瘫下两条打颤的腿，筋疲力尽地在他身旁坐下，喘着粗气洋装生气：　
　　“呵，一个人跑这儿潇洒啊！”　
　　他扭头低眼看着我，拢了一下我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突然伸出手臂，一把搂住我。我心头一阵发热，喉咙有些哽咽，有种想扑进他怀里的冲动。　
　　“别故作温存了！”我扬起头，用手抚着他额角的头发。　
　　他伸过来另一只手，将我紧紧环抱住。我鼻头酸涩，很想转过身去搂住他的身体，想亲吻他黄得没有一点血色的脸。　
　　“还当初恋啊？你不饿我可饿了啊！”　
　　我故作轻松，以此来掩饰我的心酸、悲伤和茫然。　
　　　
　　下午一上班我们就来到住院部，过道的担架上还有两个女同胞；紧跟着几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就开始忙活起来，一板一眼地询问记录各种生理心理状况；三五成群的医生和护士几番进进出出询问病情；一位护士推来医药车，白的黄的大的小的药瓶，三下五除二就吊起来给他输液了。　
　　“小问题！年轻人抵抗力强，很快就好了！”　
　　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精神抖擞地朝我们微笑着说道；这微笑给了从未住过院有些茫然和恐惧的我们很大的安慰和支持。这是一个肝硬化的中学老师，乐观而坚强。因为姓孙，后来我们都叫他孙大爷。他的整张脸和身体露在外面的部分全是乌青的。　
　　　“加8号程刚抽血了啊！”　
　　“中午不是抽了吗？”一看到那四只瓶子我就忍不住恐惧和心痛，强调是中午而不是上午。　
　　“现在抽血要送去做DNA检验。”　
　　　“今天抽过几管了，少抽点吧？”　我怯懦的声音近乎哀求。　
　　护士来回扎了几针都抽不出血来，催我帮忙；当三只手用力挤压着他的手臂，“咕咕咕”断断续续的流淌声从浅浅的泛着淡青色的血管传出来，暗红色的血液顺着导血管缓缓流淌。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刽子手，与他人狼狈为奸，却将锋利的刀尖刺向自己心爱的男人。　
　　“没事的，正常人每次可以抽300CC呢。”临床的大爷微笑着宽慰我。　
　　我呆坐在床边，看看药瓶，看看输液管里有没有气泡。他奄奄一息，紧闭双眼，脸色枯黄，像深秋飘落的树叶；我轻抚着他的头发，希望他能安静地睡着，就什么感觉和痛楚都没有了。　
　　“又加人？医院都成戏院了！”　
　　六点多钟，一个年轻的孕妇拎着保温瓶进来。她拿着筷子去洗手间，走到我脚边时埋怨着。　
　　我默默地将脚从只剩五六十公分宽的过道缩回。本来只住三个人的病房，硬是塞进来一张床一个桌，确实有些碍手碍脚。　
　　病房里一片沉静，有些灰黯。　
　　“窄就窄点吧，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到这儿来呢。”孙大爷自言自语地打和场。　
　　“这鬼地方，都快把人拖疯了！”孕妇转回时还阴着脸唠叨。　
　　“都早点好，就快点出去哦，个个活蹦乱跳的。”　
　　“姑娘，你也去吃点东西吧，我们帮你看着吧。”孙大爷看他的陪护也送饭来了，便说道。　
　　“放心吧，我都快成半个护士了。”朴素的农妇露出善良的微笑。　
　　　
　　4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我刚到楼道口，就被拉进了值班医生办公室。　
　　“结果出来了，是爆发性病毒型乙肝。”　
　　“转氨酶升到3200了，黄胆94。35，这是我们医院历年来最高的。主任……”　
　　主治邱医生说完病情，所有紧绷着脸的医生护士的目光齐刷刷地从我脸上转向一个五十岁左右表情严肃的男人。　
　　“简单说吧，要是黄胆直线上升到100，很可能会要命！”　
　　突然一道刺眼的光亮在我眼前闪过，几个鲜红的血滴倾斜地在眼前坠落，瞬间就积成了厚厚的一滩，继而那滩鲜血开始疯狂地涌动，忽地立起，向我扑面而来，堵住心口，哽住呼吸；我的身体抽搐得生疼，脊背一阵阵发凉，身体僵立，冒出的冷汗生硬硬地滑落。　
　　我瘫在篮球场边的水泥凳上，前一天他坐过的地方，一种莫名的恐惧、绝望和撕心裂肺的疼痛将我吞噬。　
　　“他现在是特护，也就是病危！”　
　　护士长递给我体温计、便壶和刻着一条条红色计量横线的容器时迸出的话，像狂乱飞舞的苍蝇，在我耳边跌跌撞撞。　
　　阳光热情地照射着九点多钟的篮球场，早晨的凉风吹送着绿叶吐出的清新空气；角落里退休老妇人容光焕发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穿着病号服的男男女女在树下来回悠闲散步；买菜或上下班的人匆匆忙忙脚步生风。　
　　“我们院方不能给家属一个肯定的答复！”　
　　主任的话像一只只带着毒针的蜜蜂，刺着神经，蛰烂意识，我惶恐的心脏成了蜂窝，轻飘虚空得让人迷茫。　
　　球场上几个青年男子光着膀子抢球传球投篮，不知是他们淌着的汗水还是我的泪水在眼前来回地晃荡；突然程刚的身影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生机勃勃来回跑动，意气风发地一跃而起，张开健壮的双臂，向上一投；正中篮框，接着他扭头向我投来一个骄傲的微笑。　
　　“但还有一半的希望！”　
　　黄医生眼里的和善和坚毅，还有这张熟悉的笑脸使我一下子止住了眼泪，“呼”地一声跃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终于在中国银行门口等来了母亲，心急如焚地拿过三万块钱拽在怀里，顾不上母亲的担忧和疑惑，我挡住她伸到我额上来的手，转身钻进人海和浮尘里。　
　　中午一点半，当我一手高举着吊瓶，一手扶着程刚从厕所出来时，咪咪来电话了。医院要重新签一份合同，签字的人必须是病人的直系亲属；除了父母，程刚就只有一个妹妹。于是上午我打了电话给她。　
　　“你进门向右转，再转左，一直向里走，看到传染科，就到了。”　
　　“啊？你说……什么啊？”　
　　“进门转右再转左，“传染科”516房。”　
　　“传……传染科？我哥得了什么病啊？”　
　　“急性黄胆肝炎。”　
　　“急性黄胆肝炎？传染科？啊……我……我，那在哪签字啊？”　
　　半小时后我收拾完快餐盒和废报纸，正要走出去扔掉，在门口迎面碰上缩着头的咪咪；她捂着厚厚的口罩，露出两只眼睛，机警地往里观望，像只小心翼翼地探路偷食的老鼠。　
　　“干嘛呢，跟特务似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传染科啊，大小姐！”　
　　我把椅子移到靠窗口通风的床沿边让她坐下。　
　　“哥，你怎么会把这个病得上了呢？”　
　　她一边说话一边拿眼在整个病房里滴溜溜地扫来扫去。　
　　“我也不知道。”　
　　程刚的脸如掩盖在枯叶下风干的橙皮，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浅浅地合上沉重的眼皮，病毒的侵蚀使一米八零个头一向身强体壮的他像一把收拢的黄油伞，骨架粗犷却内容缩散，形神萎靡。　
　　“你别跟爸妈说啊，免得他们到处瞎折腾。”　
　　“要住多久啊？住院很贵的；有的病人根本不严重，医生故意说得很可怕，其实是他们好赚钱呢。”　
　　“咪咪，带你爸妈去检查一下吧。别说你哥有事啊，就说例行休检吧，免得他们担心。”　
　　带咪咪签完字后我轻声说道；除了她和我，连程刚自己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　
　　“知道啦！看你体贴周到的，我哥找到你，真是福气！”她嬉笑着脸，却像躲避瘟疫一样快步逃走。　
　　帮程刚洗澡，换衣服，挂蚊帐，扶他躺下，掖被单。他平静地躺在矮而窄的折叠床上，一脸内疚心疼又无助地望着我，吃力地抬起另一只手，轻抚我的脸和头发，很快又重重地垂了下去：　
　　“辛苦你了。”　
　　晾完衣服，我拖出下午新买的折叠床，一端靠近病房里对着程刚的床头，另一端伸出病房外的走廊，在病房里住下了。　
　　由于健康的需要，院子里种植了很多绿色植物，增加了氧气，空气变得清新。秋夜的凉风不时地扫过我薄薄的身子，的确有些凉意；我没挂蚊帐，因为花草树木，秋天的蚊子更显殷勤，整晚嘤嘤嗡嗡的。　
　　夜空挂着的那一轮满月，睁着单纯的眼睛，闪耀着生动的希望和璀璨的幻想；然而它却又深遂地窥视和漠然地放纵一切丑陋、毒辣和无奈；月光透过层层参差不齐的枝叶，明晃晃地斜落在窗口，和树叶一起交叉叠加，洒向折叠床上迷茫疲倦却神经紧绷的身体。　
　　　
　　5　
　　　
　　“加8号程刚抽血了啊。”　
　　还不到六点钟，护士的叫喊又揪开了身心紧张不安的一天。我像初入伍的士兵，条件反射翻身下床，打着长长的呵欠，使劲揉了揉干涩的双眼：　
　　“又要抽血？”　
　　　“嗒！”　
　　电灯亮了，蜡白惨淡又锥心啄骨的光线刹时刺得双眼生疼；紧接着光线的是黑暗和黎明依赖又仇恨般的撞击声，以及陨石划过天空的碎裂声。　
　　“抽半管吧，求你了。”清晨我的声音里已明显带着痛泣的沙哑。　
　　比起白粥馒头，程刚每餐二十几颗形状颜色大小各异的药丸可算生动丰富得多；看着他一脸无奈却强忍着，我偶尔也故作轻松：　
　　“来啦来啦，乖，就当花枝招展的美女吧，一口全吞下去了！”　
　　　
　　那个政府官员出院后，程刚就转了正式病床，从加8号变成了12号。　
　　那天一大早，医生领着一群实习学生，围在孙大爷病床前，指着他胸口的一团似梅花状的红癍，讲解着“蜘蛛痣”；学生们轮流走近去观看，老人就笑着和大家讨论；又脱下上衣，让他们拍照以作标本；然后又主动摊开手掌让他们看“朱沙掌”。　
　　孙大爷的黄胆指数也很高，属于顽固型，二十多年了一直没降下来，由于那近乎发黑的脸色的遮盖，看不出任何发黄的症状；人却生龙活虎，一天到晚上窜下跳，谈笑风生，一点不像生病的样子。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场所，谁都不会知道他是个重病号。　
　　后来我从陪护那里得知孙大爷坚持拿自己当标本，用日记来记录自己的病情变化和感受，说要留给医院做参考；并且立了遗嘱要捐献自己所有健康的器官。　
　　这是一个肝病泛滥的地域，通过母婴传播，性传播，血液传播，还有体液汗液唾液传播，肝病感染率很高，据统计每十个人中就有三个人有肝炎；而且这是一种容易慢性化的疾病：一般的病人由于急性肝炎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康复和根治，还有一部分没有发病症状，但在体检时才发现，慢慢积累成了肝硬化，肝腹水，甚至肝癌。　
　　同病房的另一个五十来岁，肝腹水，腹部鼓起，从肝部往外牵出一根一米多长的软塑细管，另一端连着一个透明塑料袋，像冬天的暖手袋，挂在裤腰上，肝脏的积水就源源不断地往外渗，几个小时就满满一袋，呈酱油色却光鲜清澈，然后他就跑去厕所倒掉。　
　　从这一天起，医生还增开了中草药；我只有给医院代煎，十块钱一剂；说好两个小时，可到了晚上九点时，才有个老妇人慢腾腾地挪着碎步过来；打开罐子一看，清淡的浅黄色。　
　　“那么多人，哪会给你小火慢慢熬啊？时间短色泽清药汁淡，药力根本没出来嘛。”孙大爷已深知煎中药的要害。　
　　无奈之下，我又拔通了咪咪的手机。　
　　“我把药拿回家？那不让我爸妈知道了？”　
　　我问她能不能想办法去别的地方煎。　
　　“别的地方？去哪啊？有谁愿意把药罐子往自己家里拎？多晦气啊！不行不行！”说完她就匆匆挂线了。　
　　一个人闷坐在楼道口发愁，突然黄医生从值班室出来了，一脸兴奋地对我说：　
　　“资料显示指标上升明显减慢了，再坚持两三天应该基本稳定了；要是有所降低，一切就有望了！”　
　　他的话毫无疑问地让我自入院以来第一次从内心感觉到了希望。每天早晨称体重后，虽然我也和程刚一样瘦了几公斤，但是如果可以交换，真的希望我的体重下降，能抑制他的病毒上升。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欣喜地道谢。　
　　“不用客气，做医生的，只有看到病人好起来，自己才舒坦啊。”　
　　在医院里，每次他都会叮嘱我别太累了，注意休息，身体健康要紧；黄医生总让人觉得亲切安慰，让人心里踏实。　
　　“咦，该喝中药了吧？家里多远？药好煎吗？”　
　　“嗯……还好……”一想到这个我就为难了，答非所问。　
　　“要是不方便，就拿到我家去煎吧，就在后面的家属楼。”　
　　“不，不用了，怎么好麻烦您呢？再说这些药罐药渣的。”我想起咪咪的话。　
　　“没关系，我们不迷信那个，人一生谁没个病痛的？就这样，把药给我吧。”　
　　　
　　6　
　　　
　　第二天午饭时，滴着白蛋白的孙大爷正在讲述前一天爬山的感受，一股浓浓的药味伴着清香飘进来，接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进来了，我接过其中一个贴着“516程刚”的罐子。　
　　“饭后半小时喝，别怕苦啊。年轻人，吸收快，很快就没事了。”　
　　阿姨慈祥地看着床上的程刚嘱咐；又将另一罐药装好，一边同孙大爷说笑：　
　　“老孙啊，前两天不见你，又溜回花果山去啦？水帘洞修整好了？”　
　　“观音菩萨不在，没人念紧箍咒啦！”　孙大爷坐起来打趣，“哎，这把老骨头，再不活动都生锈啦。不比年轻人，来日方长，大好前途啊。”说着，孙大爷把头转向因为肝炎反胃恶心难受发出呻吟的程刚。　
　　“还没有哪个病房的人没喝过千手观音煎的药呢！”孙大爷又说。　
　　“女儿今天没送饭来啊，老甘？”观音娘娘问向里侧躺着只留积水袋在床沿的老甘，他除了发出自暴自弃的唉叹声，没有了昨天城里人的尊贵派头和吆三喝四指手划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