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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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1）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
　　通常在美国人的记忆当中，60年代是美国转向左派知识分子的年代。那些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那是反战示威游行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教授占据讲台的年代，是大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的年代。在一些精英大学的校园里，最保守的学生似乎加入了青年民主党组织，而真正的左派分子成了革命者。流行于校园的书籍，如查尔斯·赖克的《不成熟的美国》、赫伯特·马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弗兰茨·法农的《世界上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必须对邪恶的美国实力加以限制。
　　就在这场校园动荡中，在竟然几乎没有被人们察觉的情况下，知识界出现了一种独立的运动。按照字面上的意义，这是一场保守运动；它接受（实际上是崇拜）过去的传统价值、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时，这场运动对美国政府和政策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与努力争取——并且最终成功地——使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左派的潮流相比是这样。
　　然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这场看似微不足道、内容五花八门的校园运动，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比反战运动更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到了21世纪初，越战时代的“新左派”早已被埋葬。而60年代保守的校园运动却在蓬勃发展。其拥护者们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身居要职。处在这些知识界逆流中心、也就是处在保守派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连接点上的，是乔治·W。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如果说有某位公共官员总是受人保护的话，那就非沃尔福威茨莫属。他天性聪颖，善于创造性思维，且很勤奋。甚至连一些坚决反对他的结论的民主党头面人物，私下都承认为他的聪明过人而折服，这在共和党外交政策官员里，只有他一个。同时，沃尔福威茨又忠实于与他共事的那些上级，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位又一位学者或政府领导人把他作为门徒精心地栽培。多年来，沃尔福威茨的恩师既有学术界的理论家艾伦·布鲁姆（他本人是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也有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学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还有高级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过了一段时间，沃尔福威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群门徒，他们是由他介绍进入政府的年轻的保守派，如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还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种意义上，沃尔福威茨的经历符合一位欧洲教授的知识传统；他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他的同辈人而是与他的导师们、继而又是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
　　他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他在学术界的导师们，沃尔福威茨代表着连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对于政府里的恩师们，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决策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从未反对或者背弃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恩师。他既不努力争取，也没有人去请他担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尽管沃尔福威茨低调的个性和善于思考、毫不浮夸的风格使他成为理想的大学校长人选，但并不太符合在华盛顿一位内阁部长应有的外表和举止的标准；沃尔福威茨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强硬、果断，不是科林·鲍威尔那样干练的管理者，也不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有政治头脑。结果，到了沃尔福威茨年近花甲、原来的一头黑发渐渐花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下属——然而，由于他创造性的智慧，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华沙出生，10岁时跟随父母定居纽约市。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大萧条期间，为了挣钱，曾在高中教书，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美国统计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毕生都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了晚年，还积极组织了反对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的示威游行。①
　　40年代初，老沃尔福威茨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统计学研究小组，为美国军方进行战时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的1943年，保罗·沃尔福威茨诞生了，排行老二。
第2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2）
　　雅各布·沃尔福威茨于1951年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教师队伍，把夫人和子女从纽约市合家迁到了纽约州令人愉快、宁静的大学城伊萨卡。保罗·沃尔福威茨虽然随父亲在休科研假的学期里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教书而搬过家，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14岁时，他的父亲接受了在以色列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工作，并将家一起搬了过去。（许多年后，保罗的姐姐劳拉，一位生物学家，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并在以色列定了居。）
　　他最初的志向是上哈佛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亲明确说这个条件太好了，不应该拒绝。在本科生期间，他开始步父亲的后尘，主修数学和化学。但到了毕业那一年，他开始偏离自然科学，进入其他领域。他注意到，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上，而他的主课数学课的同学，则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解额外的数学题上。②
　　在校期间，沃尔福威茨加入了“碲化物协会”。该协会是一位名叫L。L。纳恩的科罗拉多商人在1910年建立的，它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一群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学生都是男性，直到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在1962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成员。被选中的学生集中住在学校一个大宿舍“碲化物大楼”里，他们在那里通过实践体会了民主的意义；学生们管理宿舍楼，雇清洁工，监督宿舍的维修，组织演讲、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③
　　“碲化物协会”这个概念本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在1963年，一位新来的教员、名叫艾伦·布鲁姆的政治哲学教授来到康奈尔，一段时间里，他担任了住在“碲化物大楼”里的教员。布鲁姆推崇传统价值、名著和经典的重要性；他后来撰写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在1987年成为畅销书，书中具体论述了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的不满。布鲁姆也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好问，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充满了智慧，是布鲁姆的密友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标题人物公开的原型。
　　“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在他的课堂上，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他咳嗽、口吃，他吸烟、高声喊叫、大笑，他让学生站起来辩论，他唆使他们争斗、检查他们、向他们灌输，”小说家索尔·贝娄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教授，“他不会问，‘你们将在何处度过永恒？’就像宗教中鼓吹世界末日将近的纠察队员那样，而是会问，‘在当今民主社会里，你用什么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他会向你讲述你的心灵，它已经很薄，正在迅速缩小——越来越迅速。”④
　　布鲁姆很快在康奈尔发展了一个以“碲化物协会”为核心的学生网络。沃尔福威茨是其中一员。这个“碲化物协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同时期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还有中亚问题专家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许多年后，在里根政府里，沃尔福威茨聘用了康奈尔“碲化物协会”网的几位成员参加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班子。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康奈尔大学校友，继续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布鲁姆，希望按照传统价值和理想，去理解华盛顿面临的困境。
　　布鲁姆与仍在康奈尔讲授数学的沃尔福威茨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在《拉维尔斯坦》一书中，贝罗描绘了一个名叫菲利普·格曼的虚构人物，他是拉维尔斯坦从前的学生，后来像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小说里，格曼的父亲是和拉维尔斯坦同校教统计学的教授，很像真实生活中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和布鲁姆。
　　“格曼在学术界的父亲坚决反对菲利普选的拉维尔斯坦的讲座课，”贝罗写道，“受尊敬的政治学教授告诉老格曼，拉维尔斯坦太爱标新立异，他诱惑和腐蚀了他的学生。‘有人告诫一家之长，要小心那个同性恋色鬼，’拉维尔斯坦说。”⑤（布鲁姆是同性恋，这一事实是贝罗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的。他的一些学生认为他的性行为是个谜。“就像是‘别问，也别说’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告诉一个来询问布鲁姆情况的采访者。⑥）
第3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3）
　　沃尔福威茨认为，小说家的描述有失准确，要么就是部分根据布鲁姆其他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亲的故事拼凑的。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布鲁姆互相之间既提防又钦佩着对方。布鲁姆认为，大脑的一生代表着最伟大的活动，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康奈尔的四方院子里连续数小时在沉思中踱步，没有一支笔或一张纸来帮助他，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但是，老沃尔福威茨研究的是数学，布鲁姆研究的是政治理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根本看不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看不起研究这些的人。布鲁姆刚好是这个子集的一分子。⑦
　　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
　　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决定申请研究生院，不是攻读数学或自然科学，而是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努力，想劝他改变主意，坚持说如果他打定主意放弃纯自然科学，应该至少学经济学，这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更接近数学。他的请求很快遭到断然拒绝。保罗·沃尔福威茨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仍在该校任教。沃尔福威茨觉得施特劳斯是个特殊人物，是不可取代的资产。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他。⑨
　　列奥·施特劳斯是现代保守派运动的一尊偶像。他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间特别强烈。他在学术界的继承人包括新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福山和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学者，还有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少官员。并非所有的施特劳斯主义者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曾经一度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工作的知识分子之一威廉·高尔斯顿也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像沃尔福威茨一样，高尔斯顿先是在康奈尔师从布鲁姆，接着到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学。⑩
　　施特劳斯的影响令人吃惊，因为他撰写的那些大部头的、深奥的著作，实际上没有具体探讨什么外交或者国内政策问题。和布鲁姆一样，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理解经典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从洛克和卢梭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欧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劳斯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对道德宽容精神的批判，他认为，道德的宽容统治了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生活。他描绘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自由主义放弃了其绝对主义的基础，并且正试图变成彻底的相对论者”。施特劳斯指出，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们有可能退化为“不严肃的信念，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个都不值得进行热烈的辩论、深刻的分析或者坚定的辩护），接着再退化为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赞成某个独特的道德认识、生活方式或者人种至上的人，都有点像是精英论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劳斯谈到需要一群出类拔萃的顾问，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书中说的那样，他们能够使政治领袖和大众认识到，必须具备美德和正确的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
　　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施特劳斯的思想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他的思想强调，一个领袖人物，行动果断，信仰坚定，敢于与“暴政”作斗争（施特劳斯经常使用暴政这个比较老的词，而不用专制这个更现代的词），这非常重要。施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尤其崇敬温斯顿·邱吉尔；在里根政府时期乃至其后很多年，华盛顿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每逢邱吉尔的诞辰日便会举行集会，一起啜饮白兰地，吸雪茄。邱吉尔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他敢于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纪念邱吉尔的悼词里，施特劳斯写道：“那位暴君正处在权力的巅峰。不屈不挠而又宽宏大量的政治家与疯狂的暴君之间的差别——这种明白无误的展现，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汲取的一个伟大的教训。”
第4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4）
　　其次，在冷战期间，施特劳斯的思想，为坚定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施特劳斯主义者们并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样，他们不受限制，不需要迟迟不做道德判断，不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敏感的事物。
　　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罗纳德·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这是一座伟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伦·布鲁姆特别提到了里根的这番话，并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对里根的话感到反感。“里根总统使用‘邪恶’一词使同时代人听起来反感，其原因在于这个词在文化上的傲慢，在于假定他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在于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在于它对那些与我们意见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视，”他解释道。然而，里根对文化相对论的抨击，正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喝彩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相信，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包含了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价值的深深怀疑。“这些机构要么是通向人类普遍平等的阶梯，要么是我们对自己的公正和实力丧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实例，”施特劳斯的一位门徒在一篇论述他的哲学的政治意义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并不包含这些思想，但是，它们显示了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意义。
　　最后，包括沃尔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在内的其他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将施氏理论的含义延伸到了情报搜集领域。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坎特创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风格，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情报官员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员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为过程和模式（比如，企图继续掌权，维护国家利益，维持获得经济资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预测另一个政府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