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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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怀着对华盛顿的文职领袖愤世嫉俗的心情，结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务。他的回忆录里到处是形容词——“麦克纳马拉手下拿着计算尺的突击队”、“拿着计算尺的奇才们”、“五角大楼的高技术武士们”——表达了一个士兵对那些远离战斗的决策者的不信任。鲍威尔还带着认为战争的许多方面极为荒唐的感觉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诉他，阿绍基地很重要，因为它保卫着飞机场，飞机场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要给基地补充给养。“我常想，我们是否真能有所作为，”鲍威尔后来反省道，“我们怎么跟混在当地农民中间的敌人作战？这些农民不是吓破了胆，就是同情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出卖他们。”然而，在回国时他仍然坚信“帮助南越人保持独立是正确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是正确的”。鲍威尔坚信，美国人仅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鲍威尔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从1968年7月开始的，此时，他已经从上尉升到了少校，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已经从 11 000 人增加到50万人。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担任营长，负责向部队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援。这一回，他不是在农村的前线作战部队里，然而，他的营却经常遭到伏击和火箭、榴弹炮火的攻击。
第12节：士兵和水手（3）
鲍威尔被派往越南两个月之后，阿马里克尔师师长查尔斯·M。盖提斯少将在《陆军时报》上看到一张鲍威尔的照片，旁边的文章提到他是利文沃斯军营一个指挥参谋班中军衔第二高的军官。他把鲍威尔召到阿马里克尔师位于朱莱的师部，任命他担任该师负责作战和计划的参谋。
这个新职务发挥了鲍威尔的才干，使他兼有的组织和政治技巧以及个人魅力有了用武之地。在接下去的几年里，鲍威尔一再被任命担任参谋或负责行政的军官。不过，鲍威尔的新工作也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阿马里克尔师企图打掉关于后来被称作“梅莱大屠杀”的指控的种种努力。
1969年3月间，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师部工作，西贡美军司令部监察长办公室的一名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要他在部队的档案中查找关于某个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日子的纪录。鲍威尔翻查了日志，为调查员找到了1968年3月16日的日志，那天，美军一个排记录他们在巴唐安半岛上击毙了128名敌人。据鲍威尔的叙述，直到几个月后，独立记者西摩·赫什的新闻报道披露了“梅莱大屠杀”的细节，他才明白监察长当时调查的是什么。阿马里克尔师一个由威廉·卡利上尉指挥的排开枪打死了347名手无寸铁的越南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鲍威尔是“梅莱大屠杀”三个月之后到的越南。但是，有证据显示，他并非像他的叙述所暗示的那样，对阿马里克尔师向平民施暴的指控一无所知。1968年11月，在与卡利同一个旅但不同的排里服役、正在回国途中的专业技术四等兵汤姆·格伦，给驻越美军司令官克莱顿·亚伯拉姆斯上将写了一封信，称美军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他说，有的部队“任意向越南人的住宅射击，在没有受到挑衅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便向人群开枪……［这些行为］部队各级官兵都这么干，因此说明这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格伦的信没有具体点出梅莱或者卡利排的名。
该信被转到阿马里克尔师师部，鲍威尔被指定进行调查并考虑如何回复。鲍威尔很快就把信给处理了。4天后，鲍威尔跟格伦的指挥官谈了话，然后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称指控并不属实。鲍威尔写道，有可能发生过美军施暴的“孤立事件”，不过都已经进行了惩罚。“……阿马里克尔师的士兵与越南人的关系非常好，”他补充道。格伦很快收到一位美国将军写的内容完全相同来信。
格伦提出的指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它缺乏细节。作为一名有前途的年轻参谋军官，鲍威尔对调查关于美军胡作非为的含糊但却令人不安的指控并不热衷。直到后来另一名士兵、专业技术四等兵罗恩·莱登诺尔给他家乡的国会议员写信并因此引发陆军对此进行调查之后，“梅莱大屠杀”的细节才传出阿马里克尔师。
在海外第二次服役的过程中，鲍威尔营救了他的指挥官盖提斯将军，在将军和另外两名美国人搭乘的直升机撞上一棵树并坠毁之后，他将他们拖到安全地带，因此被授予功勋奖章。乘坐同一架直升机的鲍威尔摔断了脚踝。1969年夏天，他结束了在海外的服役期，动身离开越南。
鲍威尔仍然怀着对文职官员不珍视自己的自由和安全那种传统的反感。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宣布不竞选连任时，鲍威尔认为这是一个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姿态”，但是“收拾行装，打道回府，重归牧场［原文如此］，这并不是职业军官或者应征入伍的美国人能够做出的选择”。
然而，第二次海外服役结束，鲍威尔从越南回国时，对战争本身和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方式，也有了更广泛、更冷峻的判断。鲍威尔的一些结论为后来几代美国人所熟知，因为所谓的“温伯格主义”（鲍威尔时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军事顾问）和后来所谓的“鲍威尔主义”（当他担任参联会主席之后）的国防部方针里都包括了他的这些结论。最主要的观点是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美国公众的支持，运用压倒敌人的力量。“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鲍威尔在第二次派往越南服役之后这样认定，“在我们走向战争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的人民理解并且支持的目标；我们必须动员国家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去打赢这场战争。”
第13节：士兵和水手（4）
鲍威尔从越战中还汲取了其他一些教训。美国的军事领袖们需要恢复元气，美军的文化需要改变；高级军官满脑子都是奖章、晋升和诸如死亡数字一类虚假的统计数字。军事领袖们需要对文职领袖讲真话，而不能支持那些“缺乏支持、并非全心投入的战争”。20年之后，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得以将这些关于需要强有力和独立的军事领导的思想付诸实践。
最后，鲍威尔是怀着对打仗和送死的主要是那些比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现象深深的不公平感离开越南的。“这么多权贵子弟，这么多职业运动员……设法挤进了后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我深感愤慨，”他写道。
在与世隔绝的南越，并肩作战的南越士兵给理查德·阿米蒂奇起了个越南名字——“陈万富”。这个名字有它自己的意义。“Phu”是“福”或者“富”的意思，多少跟阿米蒂奇的名字有点联系。“Van”指的是男性。“陈”是伟大的越南海军英雄陈兴道的姓，这位将军曾在1287年击败过蒙古人的入侵。阿米蒂奇的越南名字大体意思便成了“富有的海军大兵”。
在主动要求从海军驱逐舰转到参战部队之后，阿米蒂奇便在越南境内服役，参加了在湄公河和其他内陆及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逻的部队。根据他本人和官方的叙述，在第一次派驻越南的过程中，阿米蒂奇曾在沿海地区的一支南越伏击部队里任顾问。一年后，他离开越南，在加州的克罗纳多军事基地担任反暴乱教官，教授伏击和审讯的技巧。接着在1971年5月，他志愿第二次返回南越再服役一年，在柬埔寨边界附近的西宁给另一支部队担任顾问。这一年结束后，他立即主动要求从1972年5月开始再干第三个任期，在沿海地区给一个伏击队当顾问。他已经和大学的女友结了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再返回战场。
有关阿米蒂奇在越南的经历的这些官方记载并未讲述完整的故事。阿米蒂奇的几个朋友和同事在采访中主动说出了他在越南是情报人员。“他在那儿干的是秘密工作，”1980年第一次见到阿米蒂奇的理查德·艾伦说道。帮助聘用阿米蒂奇加入里根政府并且成为他在五角大楼的上司的弗雷德·埃克雷说，他认为阿米蒂奇一直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这是什么样的秘密行动呢？熟悉阿米蒂奇在那个时期的活动的其他人说，他与名声欠佳、多有争议的“凤凰计划”有关系，这是由中情局指挥的、目的是通过除掉越共在农村的政治机构来瓦解它的美国行动。
“他参加了越战中风险最大、最艰巨、出手最狠的‘凤凰计划’。他们不是暗杀队；而是反游击队小组，”拉里·洛普卡说。洛普卡是一位空军军官，70年代曾在越南和伊朗与阿米蒂奇共事，后来在五角大楼又做了他的助手。当被问及他能不能肯定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洛普卡答道：“我认为这是事实。我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交火的情况。听起来就像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夜色中乘坐小船悄悄驶往上游，摸进越共的村庄，找到负责人住的茅屋，把茅屋给端掉，然后返回小船，再撤出那个地方。”
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凤凰计划”其实是一个暗杀计划，通常由南越特务来执行；替它辩护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恶战的合理组成部分。中情局负责该项目的威廉·科尔比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在执行“凤凰计划”中的确有一些“过火行为”。该项目相当成功；科尔比称，“凤凰计划”除掉了6万名越共特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把这些人给干掉。1969年一年的时间里，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声称，“凤凰计划”“除掉”了 19 534 名特务，并打死了其中 6 187 人。
当被问及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在西贡担任过中情局情报站站长、协助负责“凤凰计划”的老牌情报官泰德·沙科利答道：“是的，他可能是外围人员。”沙科利说，他在越南时并不直接认识阿米蒂奇，但阿米蒂奇与美国的情报行动有“关系”。
第14节：士兵和水手（5）
阿米蒂奇本人坚持说，他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他在就本书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支越南伏击队的顾问。”他解释道，有时候，他的部队在搜集情报时，会把情报交给一位海军情报联络官，这位情报联络官再将情报转给“凤凰计划”的负责人；因此，“凤凰计划”的军官们有时会到阿米蒂奇所在的越南农村来寻求咨询或帮助，他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凤凰计划’干过，”他说。至于执行夜间突袭任务，阿米蒂奇说：“这就是我当突击队顾问的原因。这就是我干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生活！”
阿米蒂奇不仅仅是像鲍威尔那样通过在越南作战来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阿米蒂奇爱上了这个国家，他珍视它给予他的机遇，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国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特别喜欢呆在乡下。一次，有人试探他愿不愿意到西贡给一位美国海军上将作副官，他提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必须穿袜子。当被告知可能得穿袜子的时候，阿米蒂奇拒绝了这份工作。
“我太太会告诉你，我第一次结束海外服役回国之后，精神头十足，”许多年后阿米蒂奇告诉一位采访者，“我喜欢越南的文化。第二次，我感到心灰意冷。我希望越南人能出来战斗。到了第三次，我找到了平衡。有些日子里，你希望有仗打；有些日子里，你就想睡大觉。”
1973年初，尼克松政府的对越政策发生剧烈摇摆之后的几个月，阿米蒂奇的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按照做具体工作的阿米蒂奇的观点，他相信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底对河内和海防的猛烈轰炸终于使美国在战争中占了上风。“我在1972年12月意识到，……我们距离胜利已有多么近，”他后来声称，“……我们把那帮混蛋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饶了他们。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慌了阵脚，总统也慌了阵脚。”仅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政府就签署了《巴黎和约》，接受了美国同意从越南撤军的解决方案。
巴黎协议激怒了阿米蒂奇，使他不知所措。“他对战争的结束非常反感，”他的朋友理查德·奇尔德雷斯说，“我想我们谁都没有料到，军队和美国就这么撤了。”数年后，阿米蒂奇发泄了自己对巴黎和平协议的愤怒，他打了一个恰当的比方，这个比方使人确信他个人与越南、越南军队和越南人民有深深的联系。
“我觉得［美国从越南撤军］很像把一位女人的肚子搞大之后便撒手走人似的，”阿米蒂奇宣称，“这可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逃兵父亲。”
阿米蒂奇第三次派驻越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他仍然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在撤军之后，只允许在南越保留50名军事人员。阿米蒂奇向海军上司申请成为这50人之一，他要求在西贡这个他以前一直回避的城市工作。他的请求遭到拒绝。海军的军官们向阿米蒂奇建议，他在越南待的时间已经足够了，证明他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这对他的军旅生涯更有利。
“海军的调配人员说的话大意是，‘我们觉得你已经开始落在你同辈人的后面了’，”阿米蒂奇的朋友詹姆斯·凯利说道，“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那些海军的人谈了他对这个体制的想法，在这个体制里，本来积极参战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你与同辈人相比却因此而落了伍，如果他们是这样看的，那海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当即就辞了职。”
阿米蒂奇选择了放弃他的海军生涯并且留在南越。他成为西贡美国武官处的文职雇员，在那里，他继续充当南越军队的顾问。他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为南越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担任作战顾问。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了解南越军队如何作战，监督他们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装备。
阿米蒂奇把夫人劳拉带到南越待了一段时间。他们与许多其他美国人不同，因为阿米蒂奇越语非常流利，并且大部分时间跟越南人呆在一起。“里奇认为不值得与泡在西贡的部队小卖部周围的人为伍，因此他不到那个地方去，”凯利说，“他们生活在越南人中间，到越南人的市场去买东西。”
第15节：士兵和水手（6）
在此期间，阿米蒂奇被派去接待一位到访的名叫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五角大楼官员，并担任他的向导，后者后来在他的生活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马博德是文职人员，是国防部负责管理越战后勤、资金和武器的官员。在五角大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以能办成事、办事效率高而迅速、有办法绕过繁文缛节而闻名。如果你想向某个外国卖武器，冯·马博德是你必须拜访的人。“他是所谓的国防安全援助局的审计员，这使他掌握了有关东南亚各种没有登记造册的资料，”冯·马博德的海军助手凯利解释道。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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