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判，同他划清界限。
我曾多次走进批判室，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的批判，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人口问题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这位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要专门谈到马尔萨斯）
后来，在我的《人类文明的功过》和《人类文明之旅》（上下册）这两部著作中都着重论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公式：世界人口总数×人的欲望膨胀＝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总压力我翻了一下《文汇报》的合订本。1957年4月27日该报正式挂出〃 人口问题讨论〃 刊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报驻京记者杨重野写的专访〃 马寅初谈人口问题〃。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63号他的私邸，时间为4月25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 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2000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63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3亿人。
1957年若把马寅初的〃 计划生育〃 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1982年9月1日（即马老死后4个月）；又过了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如果在1957年9月1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8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 四大家族〃 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 无组织、无纪律〃 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1957年4月25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 新人口论〃 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 人口问题〃 的〃 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 世界观〃 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 世界痛苦〃 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 世界叹息〃 和〃 世界忧虑〃 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6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 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26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
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 生存空间〃 （Lebensraum）
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 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 （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 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 纳粹〃 ——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 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 生存空间〃 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 新人口论〃 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 新人口论〃 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3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 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 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1957年7月5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 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13亿，而只有8亿或10亿）
第二部分反右后的北大（5）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1952和1953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 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 英雄母亲〃 ，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
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 度〃。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 英雄母亲〃 是个灾难性错误。
1958年2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
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1958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 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 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 又说：〃 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
〃〃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 神〃 ，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
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1958年5月4日是北大60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 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
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1958年7月1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 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 新人口论〃 ，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投降的硬汉子。1959年第11期《新建设》（在当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后面还一并刊出了他的两个〃 附带说明〃。其一是〃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马校长写道：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 破〃 的性质，没有一篇是〃 立〃 的性质；只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根据我的记忆，马校长的这个简短〃 附带说明〃 被人（不知是谁，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小饭厅的南墙外，时间大约是1959年冬天。这时我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许多同学都读了这张大字报，深为马校长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的胆识而偷偷地敬佩和叹服。
读到这份说明以及接触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我6年北大求学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
我永远忘不了马校长这段话：〃 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这个〃 马〃 字出现在这里有多好、多悲壮、多英勇啊！——赵注），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不止一次读了这段话，双眼有泪珠在夕阳底下闪烁。它说明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是刚走进西校门的那个赵鑫珊。我确信，千百个校友在这段话面前也像我一校，双眼已经被泪水弄模糊了。
如果有人无动于衷，他就不配做一个北大学子，不管他是读理科的，还是文科的。
当然左派分子也大有人在。今天他们该脸红，内疚！
没有两三天，马校长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不过它却永远铭记在我和许多校友的心中。我把它的作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这个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为此，我想说明三点：第一，当时我正在读物理学史。伽利略在1632年发表了新著作《对话》。他赞成哥白尼的学说：地球绕太阳在运动，而不是相反的宗教宇宙观。
这种代表真理的世界观遭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第二次受审。这位70岁的老人被侮辱，当众跪在地上，要他放弃〃 地动说〃 这一异端邪说。
当他缓缓站起来，嘴里却在嘟嚷着：〃 可是它还在动呀！〃 （它指的是地球）
这句喃喃的自言自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深深信念。
年近80岁的马寅初也作了信念的表白，时间一前一后，相隔300多年，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捍卫的是自然科学真理，另一个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真理。北大6年求学时期，我识读了三个汉字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真善美。
追求真善美才是北大精神，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第二，黑格尔说过：〃 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当年（1959－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