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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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缺乏同情，也体现在他们的全部家庭生活之中。不同家庭虽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质都关系不好，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就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缺乏感情上的联合，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个人的联合，永远不变地联系在一起，有着相同利益，也有不少不同之处。最终结果，中国家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家庭，中国家庭里不存在同情。
　　中国的女孩，一生下来就多多少少不受欢迎。这一现实对她们之后的全部经历，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为缺乏同情这一点提供不少发人深省的事例。
　　母亲与女儿在狭窄的院落这种中国生活条件下过日子，不免会发生口角，随口乱骂是日常生活中随心所欲养成的自由。有一句特别的俗话，了解中国家庭的人会觉得意味深长；妈妈骂女儿，仍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不再与娘家有什么关系了。所有家谱都略去女儿的名字，其理由根深蒂固：她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女儿，而是人家的儿媳妇了。人的本性会使她有回娘家的要求，各地风俗不同，有的走得勤，有的走得懒。有的地方回娘家走得勤住得久，还有的地方则回得越少越好，如果婆家有丧事在身，则倾向于完全中止回娘家。但是，不管是哪种具体做法，儿媳妇属于婆家的一份子，这个原则都是正确的。想要回娘家，就得带上不少活儿去干，可能是大量的针线活，娘家人还得帮着干。每次都尽可能多地带上孩子一起去，这样做既是为了管教孩子，以免他们变坏，最主要是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在姥姥家多吃、住些日子。在女儿经常这样回娘家的地方，在女儿多的家庭，这种不断的侵扰是让娘家全家都感到害怕，也加重日常生活资源的开销。因此，这类访问经常会受父亲和兄弟的阻止，母亲则暗暗高兴。不过，由于各地风俗定下了某些回娘家的时节，比如在新年之后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节日等等，这类访问不受限制。
　　妇女回到婆家，用句俗话来说就是“贼不空跑”。她必须带点礼物什么的给婆婆，一般总是吃的东西。如果忽略这一老法，或者没有能力带回礼物，不久就会招来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如果女儿是下嫁到穷人家，或者嫁去之后变穷了，如果她又有几位已经成家的兄弟，她就会发现自己回娘家，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禁忌”。娘家的几个儿媳与已经出嫁的几个女儿，她们之间准会有一场打斗，比如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的子孙，各自把某个地方当做自己的特殊领地，而把对方当做侵略者。如果几个儿媳占据了领地，他们会像腓力斯人那样，对无法彻底消灭和驱逐的敌人征税。一个儿媳妇，被视为婆家全家的仆人，这是她恰如其分的地位。而要找仆人，显然要找健壮和成年的，而且已经学会烧饭缝补这类家政技术，以及该地区可以勤劳谋生的一切手段，而不愿要力气与能力都很小的孩子。我们知道有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丰满而年轻，却嫁给了一个年龄只有她一半的瘦弱男孩，他们成亲之后的头几年，她得乐于照顾这个男孩出天花，而天花是一种幼儿疾病。
　　中国儿媳妇的苦难，可以写成一章，而不是简单地写一段。所有的中国女子都要出嫁，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出嫁，她们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受婆婆控制，而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只是隐约地知道她们生活在受虐待的家庭中会遭受许许多多难以忍受的苦难。自家父母对已经出嫁的女儿鞭长莫及，除非对婆家进行一些劝解，或者女儿真的被迫自杀之后索要一大笔丧葬费。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她，只要能举证她对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遥法外。我们需要重复一下，年轻妻子的自杀十分常见，有的地区几乎就找不到几个最近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村庄。一个母亲斥责已经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为啥没死成？”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让人同情了。
　　《京报》几年前发表了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偶然披露说，父母杀死孩子，按法律观点来看有罪，但有一条规定却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一个婆婆恶意谋杀了她年轻的儿媳，凶手付一笔钱就能赎罪。他上报的案例中，一个妇女先用点着的香烫她的童养媳，再用烧红的铁钳烙她的脸颊，最后用沸腾的热水把她煮死。这份奏折里还提到几个相似的案例，由于写进奏折，肯定确实无疑。这种极端野蛮的事或许罕见，但虐待严重到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这样的事情却经常发生，以至于人们当时都懒得去议论一番。与笔者熟识的不少家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给人作妾的中国妇女，其命运也十分辛酸。她们所在的家庭——幸福实在屈指可数——情形总是不断争吵与公开打斗。“我住的城市的长官”，一位久住中国的外国居民写道，“他十分富有，并且学识渊博，擅长舞文弄墨，为官干练，能引经据典。但他经常欺骗、咒骂、抢掠，甚至折磨他人，以满足他的兽欲。他的一个妾逃跑抓回来，被剥光衣服，两脚倒吊在屋梁上，往死里打。”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没时间生病。男人们根本不把妇女、儿童的病痛当回事儿，时常任其发展到无法治疗的地步，这或是因为没时间去管，或是因为男人“看不起病”。
　　在谈及孝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孝心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年幼的人无足轻重。年幼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国正与之相反。三个出门人中最年轻的人，总是首当其冲地去承受劳苦。最年轻的仆人，总是干最苦最累的活。芸芸众生在贫困中历经煎熬，中国的男孩子不堪忍受各种严重的欺压，奋起反抗，时常离家出走，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下定决心逃跑的孩子，几乎都可以投靠他人。造成他们离家出走的原因有多种，但据我们观察，最为普遍的原因是备受虐待。有一个此类事例，一个男孩刚从斑疹伤寒中复原，这种病人大病初愈之后通常胃口很大，而家里的粗黑面食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便跑去当地的一个市场，大吃一顿，花了约二十个铜钱。他因此被父亲痛骂一顿，而他也就逃到满洲这个东北各省少年眼中的圣地去了，从此不知所终。
　　普伦蒂斯＇注＇曾经说过：男人是创造的对象，女人则“无关宏旨”。这种说法反映了中国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来，是可以不再抚养她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则是传继香火。这些目的是不会遭到指责的，除非去一味追究人们的动机。但在中国，没有人会对这个问题有错觉。
　　普通人家男婚女嫁的目的尚且如此，对穷人来说，这个目的就更为突出了。人们一般这样评论寡妇再嫁：“现在她不会挨饿了。’峪话说：再婚再嫁，只为吃饭；没有饭吃，散伙完蛋。在赈济饥荒时，常常看到不少丈夫索性撇下妻子儿女不管，让妻儿们去要饭，或者饿死。许多情况下，儿媳妇被送回娘家，娘家有吃就吃一口，娘家没吃就饿死。“她是你的女儿，你去管她吧。”还有几例中，分发给哺乳妇女的救济粮，有时也被男人夺走，尽管这些例子或许算是例外。
　　尽管仅从大饥馑年份的种种现象去判断一个民族，显然不公平，但这种情况是一块试金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准则，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子儿女并不只是荒年才有，只不过荒年更显得平常。熟悉这些事实的人都完全明白，近年来许多闹饥荒的地区，妇女儿童像骡和驴一样被公开拍卖，唯一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前者不赶去市场。1878年那场大饥荒，几乎波及最北面三个省份的所有地方，还向南蔓延，路上的车辆上几乎全都坐着卖往中部省份的女人和女孩，以致有的地方已经难以雇到马车，因为所有的车辆都正忙于把新买来的女人转卖到别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轻妇女从饥馑之乡或人口过剩的地方，卖到因动乱而人口减少的地方，以及多年娶妻困难的地方。这种稀奇事情最令人伤感的是，这些中国家庭的成员被迫卖到各个遥远的省份，而这或许是全家人的最好出路。对于被卖者和卖者来说，或许是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我们曾经提到，漠不关心家人的病情，是因为得病的是“区区妇孺”。天花在西方被当做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断造访中国，以至于中国人已经不指望逃脱其蹂躏了。但是，他们不愿多想，因为得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人们经常可以遇见因小时候得天花而两眼全瞎的人。无法容忍身体发肤受到丝毫毁伤的中国人，却对孩子生命的价值如此看轻，我们实在是始料未及。小孩死了，要么根本就不会掩埋，常说的话是：“扔了！”要么就用草席一卷，松散地盖着，不久就被狗群啃吃。有的地方还有一种恐怖的风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团，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骚扰！
　　中国人对天花十分麻木不仁，他们自然体会不到我们对天花的恐惧，但他们害怕伤寒和斑疹伤寒，与我们害怕猩红热一样。如果一个人出门在外，得了这样一种病，就很难受到适当的看护，甚至完全没有看护。人们对所有恳求帮助的人都只是简要地回答说；“这病会传染的。”许多发热病症确实也会传染，而云南某些山谷里发现的一种可怕疾病也许是传染性最强的，贝德禄先生在《华西旅行考查记》中描述说：“患者不久就感到极度虚弱，接下去几个小时全身上下极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乱，十有九死。”据当地人讲述：“病房里到处都是鬼魂，甚至桌子和床垫也在扭动，发出讲话声，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也有几个人冒险走进房间。传教士确切告诉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怕传染，患者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地遭人嫌弃。如果家里有个长辈染上病症，最好的看护就是关进一个孤零零的房间，并在他旁边放上一壶水。房门紧闭，门的一侧放着一根竹竿，焦急不安的亲戚每天两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中华民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家庭内部肯定处处洋溢着关爱。疾病与麻烦尤其能唤醒人性中的最好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不仅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充满挚爱，而且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也充满挚爱。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就更为普遍了。奶孩子的中国母亲，会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亲的婴儿，要不他们就饿死了。
　　没人愿意帮助别人，除非有特别的理由。这个特点反映在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人劝一个聪明的男孩，尽管没有机会上学，他应该尽量读点书。而这个男孩时常会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推诿说没人教他，尽管他身边有不少读书人，他们也有空。只要这个男孩一提出想读点书这个雄心，肯定会招人冷嘲热讽，这些人在私塾里苦熬了漫长的年月，他们仿佛在说：“这个小家伙凭什么想走捷径，几个月就想学会我们多少年苦读的东酉，然后过几天就忘记？让他像我们一样自己请老师好了。”很难真的碰到一个能称得上识文断字的人，哪怕最起码的识文断字，哪怕是“自学”的，尽管“自学”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很吃惊，中国人对落水的人一般是不救的。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起火，成群的中国人目击了这个事件，他们几乎没有营救乘客和船员。当落水者尽快逃到岸边之时，许多人连衣服都被抢走，有的还被当场弄死。应该与这种暴行相提并论的是：抢夺遇难船只的财物，不久以前在英国还是一种营生。另一方面，1892年秋天，一艘英国大汽轮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的渔民和官员都不遗余力地营救幸存人员。然而在中国，总的来说还是对几乎到处存在的各种苦难抱有冷漠态度，这样的事情仍然存在，尤其是人在旅途之时。有句谚语说：在家不是贫，路贫贫煞人。
　　在中国旅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友善，这极为明显。一场夏雨之后，地面道路无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赶路的人会发现“天、地、人”联合起来同他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走的这条路前面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里面，也不管旁边纳税人什么事。我们已经谈过中国的官道没人关心。所有这样的路在一定季节里都泥泞难行，每当出门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之时，便会发现不知从哪儿围拢过来一大群人“袖手旁观”，简直就如这句成语形容的完全一样。但不管人数有多么众多，只有等到与他们谈成条件之后，这些旁观者之中才会有个人出来尽这个举手之劳。更有甚者，这种时节里当地人还经常在难走的地方挖个深坑，特意让出门人陷进去，因为这样，出门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一把！如果对这样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虑，也不妨照直往前走，不要去理会当地人的劝告，因为你永远都吃不准，他们给你指的路是有意让你绕道呢，还是在真心帮助你？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外国人举家搬往中国一个内地城市，明显受到亲切热诚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把日常用品借给他们，让他们用到自己备齐之后再还。这样的例子肯定还会有，但得明白完全都是例外。很显然，最为常见的接待是，周围人们完全漠不关心，除非他们感到好奇，想来看看新来的人是什么样子；那种恨不得把新来的人的底细摸透的劲头，就好比贪婪一群被命运送往别处去拔毛的肥鹅；然后，就阴沉着脸，时时流露出敌意。对于那些倒运的外国人，我们从没听说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尽管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说不少事情，说一些水手试图作陆上旅行，从天津到芝罘＇注＇，或者从广州到汕头，期间没有人免费让他们吃住过一次。
　　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想得到允许住店，通常很困难，有时根本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死者的兄弟被迫整夜守在街上，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把死尸摆渡过河，则要索取高价，而且我们也已经听说过几件这样的事：把死尸双层包好，再用席子裹起来扎好，让它看起来像货物，以免别人怀疑。另据报道，近年有个严冬，山东潍县的一个店主，拒绝几个冻得半死的出门人进店，害怕他们死在店里，硬把他们赶到街上，结果统统冻死了！
　　中国有些罪犯经常不会在官老爷面前受到惩处，原因一方面是难以定罪并且要花钱，另一方面是羞于公开。不少通奸案就这样按乡规民约解决了。犯规的人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这是条非常熟悉的中国原则：“人多势众”。有时打断腿，有时打断手臂，更常见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弄瞎。笔者就知道几件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个极其聪明的中国人，也并非不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责备这种做法极其残忍时，竟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样处理案情，在中国已经是“很宽大了”，像他自己只是被弄残废，实际上把他杀了也不过分。
　　“为啥你老来这儿混饭？”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这个兄弟离家数年，在外头惹了事，并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双眼。“这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