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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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你老来这儿混饭？”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这个兄弟离家数年，在外头惹了事，并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双眼。“这儿没你的份。要硬的有刀子，要软的有绳子，你自己瞧着办吧。”这段谈话，是这位无法医治的盲人随口说出来的，他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希望恢复一点视力，如果一点都恢复不了，他暗示说，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让他脱离苦海。很少听说这种暴行的受害者能告官成功。不利于他的明证简直铺天盖地，当官的十有八九会认为他活该被这样对待，而且认为还可以更甚。即使他打赢这场官司，境况非但不会比过去好，反而会更糟糕，他的众多邻居更会怒气冲天，他也就性命难保了。
　　必须理解的是，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但在有的情形下人的生命不值分文。偷盗是中国人最为恼怒的罪行之一。在一个人口多得难以维生的社会里，偷盗对社会的威胁，其严重程度被视为仅次于杀人。有个分发救济饥荒的钱粮的人，发现有个疯女人，偷盗成癖，被人用链条拴在一只大石磨上，仿佛她是只疯狗。如果公众知道某个人是小偷，或者公众讨厌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有被简单讯问一下就处死的危险，这与加利福尼亚早期的治安维持会＇注＇没什么两样。有时是用刀，最常用的方法是活埋。当一个人（按某些说法）被说是“吞金自尽”，无疑会有人认为这只是修辞上的说法。其实正相反，这是十分严肃的现实。笔者认识的四个人，就都曾受过这种死的威胁。有两例已经进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来，其中有一次坑都挖好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活埋，只是因为行刑一方某个长者出面干预了。还有一次，发生在笔者熟悉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大家都知道是疯子的年轻人，是个不可救药的小偷。住在那个村子里的他家的亲戚，只与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就把他绑了起来，在村子附近结冰的河面上凿了个洞，就把这个年轻人扔了下去。
　　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的那几年，波及甚广，到处非常紧张。这样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稍有嫌疑，就要接受严厉的审问。如果他的回答不令抓他的人满意，他就不好过了。就在距离笔者写这些文字的地方几百码处，二十年前不久，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悲剧。当时的各级官员发现自己执法时力不从心，就发了一份半官方性质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村民们看到有人骑马而来，看上去似乎是个外省人，而他又没说清自己的来历。而人们又发现他的被褥里包的全是金银珠宝，显然是从哪里抢来的。这个人就被绑了起来。村民挖了个坑，把他推了下去。与此同时，村民又发现一个人在惊慌逃窜，只是因为有的旁观者认为他有可能是同谋，这个人的命运便同前面那个人一样了。有的情况下，这些陌生人还被迫自挖坟坑。中国各省各地的人，对没有法律的年代里的无法无天深有感触，上了点年纪又能回忆起当时情形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类事情无以数计。1877年的一次神秘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紧张和惊慌，毫无疑问，有许多受到怀疑的人也被这样除掉了。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惶恐时期，不是中国人的独有现象。
　　中国人缺乏同情，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人普遍相信，在中国的穆斯林比中国人自己要残忍。然而情形也许是这样；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心里都确信，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的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尽管孩子在家中全无管束，但他们的受教育生涯一旦开始，那种宽松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三字经》是这个帝国最为普遍的启蒙教材，里面有句话：“教不严，师之情。”这条箴言的执行情况各不相同，得看老师的脾气与学生的愚钝程度，不过严厉的处罚肯定十分普遍。我们看到过一个刚从老师那儿出来的学生，老师拳打脚踢地教学生科举文章的秘诀，此时这个学生的样子就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街头混战，头破血流。学生因老师生气而受辱骂的情况，并不罕见。另一方面，遭到辱骂的孩子又让母亲极为气恼，在气头上又被打一顿，这也十分常见。不难看出，因为孩子闯祸而责打孩子的母亲，会在特别恼怒时死命地打任何一个孩子。
　　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的刑罚制度。很难从这个帝国的法制出发去确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因为许多违法的事情却为地方风俗所认可。其中最为有意味的是竹杖刑罚，所打竹杖的数目时常是法律规定的十倍，甚至百倍。我们还没来得及提到中国监狱里的犯人所受到的公正的令人发指的刑罚。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中都有不胜枚举的例子，比如《中国总论》和《古伯察游记》。古伯察曾经提到，他有一次看到一批犯人在被押解去衙门的路上，双手被钉在囚车上，因为押解人忘了带脚镣。中国犯人若不能买通关节，就要受到故意的残酷折磨，下面这个说法最能证实上述看法了：中国人虽有“心肝”，但肯定不“仁慈”。几年前，上海有家报纸报道了该地衙门的官员对两个原来在押囚犯的判决，因为他们敲诈一个新来的囚犯。他们挨了两到三千竹杖，还用铁锤敲断了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句俗话劝告说，死人要远离阎王殿，活人要远离衙门。这个说法还奇怪吗？＇注＇
　　以上这些段落写成之后，想不到从一个最无可指责的地方得到了证实。下面这段文字搞译自1888年2月7日的《京报》：“云南巡抚说，该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做法：抓到在地里偷粮食或果子的人，都要活活烧死。他们同时强迫小偷的家属立个字据，同意这样做。然后，再强迫他们亲手点火，以防止他们以后去告官。有时实行这种可怕的惩罚，只是因为弄坏了一株庄稼，甚至为泄私愤而故意编造，来置人于死地。这种令人恐怖的做法，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在云南动乱期间确实存在；当局在不断竭力根除，但没有成功。”
　　福州附近某地有强迫寡妇殉夫的习俗，当地中国报纸几年前有过详细报道。寡妇被迫悬梁自尽，然后焚烧尸体，最后立一道贞节牌坊！官员们徒劳地制止这种残酷的习俗，但只在个别地区管用了一阵子。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为中国祝福的外国人清楚，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帝国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在于更多的人类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要同情妻子和母亲，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中国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明白仁慈的降临如同天降甘霖，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注＇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培育了它，直到它成为这世上不曾开过的美丽花木，而在表现同情心时，人类的美德极似上帝。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暴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无比稠密的国家，常常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挤在狭窄的住宅里，难免会有争吵。“你们家有几口人？”你问邻居。“一二十口。”他答道。“你们什么东西都大家公用吗？”你问。“对。”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这十五到二十个人，可能代表不是四代就是三代人，就这样依赖一个买卖或者一块田地维生，收入全部共有；所有家庭成员的需要，全都指望着这份共有财产。兄弟们为公共基金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妯娌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却很难和谐共处。她们年长一点的不免有点欺凌年轻一点的，而年轻一点的又妒忌年长一点的有特权。她们人人都拼命让各自的丈夫感到，他在这个财产集团中是最不合算的。
　　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根源，便是他们的孩子。这样的条件，其所带来的压力，有哪个社会堪以忍受？西方安排得极好的家庭中，这种麻烦尚且屡见不鲜，因而在中国复杂而局促的生活中就更多了！产生不同意见的场合，与人们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一样，多得数不清。用的钱、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孩子、孩子间的争吵、一只狗、一只鸡，有事没事都会引发纠缠不清的争吵。
　　中国语言里有一个最为高深莫测的字，可以用来表示生气，可以委婉地翻译成“愤怒物质”，这个字就是“气”，它在中国各种哲学和实际生活中，最为重要。一个人发怒就是生气，中国人相信，已经产生的“愤怒物质”与人体之间有着某种致命的关系，因而盛怒常常被当做引起失明、心力衰退等各种病症的重要原因。一位中国医生最先要问病人的问题之一，便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动气？”在中国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准备相信，中国人的气，有能力产生中国人自己声称的一切。这里有个例子可以鲜明地说明这一点：有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人，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还很小。1889年10月，他妻子死了。这使得这位丈夫十分恼怒，这并不像他回答别人时说的那样，是因为他特别依赖妻子，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怎样侍弄孩子。他一怒之下，抓起一把剃刀，在自己肚子上深深地划了三刀。他的几位朋友后来雨绵纱线替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这个人又生了一次气，把伤口撕开了。这两次生气之后，他自己都记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然而，他已经从这些可怕的伤害中康复过来了，所以，六个月之后，他能够走上几百英里，去找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他腹部的伤口已经部分愈合，只留下一个小瘘管，但肠子的正常功能受到了破坏。这是富有生命力的又一鲜明例证，我们前文业已论及。
　　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在中国人已经积习难改。用正常的语调去奉劝别人，并不时地停下来听对方的回答，这在中国人心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喊叫，一定要打断别人，这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好比一只狗兴奋时就要吹叫一样。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水平。一吵起来，污言秽语就如同一条肮脏的小溪那样源源不断。在这方面，英语实在无法望其项背。其恶毒和持久，令人想起比灵斯门＇注＇的卖鱼女人。相互之间稍有碰撞，就会骂个不停，就像碰在一起的两根电线冒出火花。这样的话，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统统都会说，并且一直如此，到处如此。经常有人抱怨说，女人骂得比男人更脏，时间也更长，这足以证明这样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中国女人因裹脚而失去的一切，似乎都已经由她们的伶牙利齿弥补了。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就从父母那儿学会骂人的土话，还经常用它来骂父母，而这被认为非常有趣。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会阶层。文人和各级官员，哪怕最高级别的官员，一旦光火，也像苦力一样使用这些污目秽语。一般人在街头碰面，也用它作为调侃的招呼，对方也同样回应。
　　西方人的咒骂，有时声音不高但刻毒，但中国人的咒骂如果声音不高就起不到作用了。英文里骂人的话，是一颗带有翅膀的子弹，中文里骂人的话，则是一只肮脏的皮球。这种骂人的话，大多被当做一种咒语或者诅咒。一个人种的小米的穗头被拔掉了几个，他就会站在自己住的小路的路口，去骂那不知哪个使坏的人，尽管常常已经怀疑到是谁了。这个行为有双重意义：首先，向大家通报他的损失，宣布他发了火，这样心里好受一些；其次，作为一种惩戒，以阻止他别再来捣乱。而那个捣乱的人（理论上的）则是窝在一旁，敬畏地听着冲着他而来的诅咒，当然，他无法肯定自己没有被发觉，尽管常常不会那样。可能那个受损失的人完全知道是谁偷的，但当众骂一通也就心满意足了，作为给那个被发现或者被怀疑的罪犯一个正式的通知，让他不要再捣乱。如果受损失的人被过于激怒，这样做就是不言而喻地宣布他将报复。这就是中国人当众骂人的理论。他们也坦率地承认，这样做既不能阻止偷盗，又未必能够预防重犯，因为人太多，小偷或者其他罪犯未必就知道自己挨了骂。
　　妇女好“骂街”。她们会爬上房屋的平顶，一骂就是几个小时，或者骂到噪子哑了为止。一个体面的人家如果能阻止，是不会允许那样干的，但在中国，如同在任何地方，很难管住一个被激怒的女人。这样的骂法，一般说来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注意，人们有时发现一个男人在街头大骂，或者一个女人在屋顶上大骂，自己骂得面红耳赤，眼前却没有一个人影。如果天气热，只要还能喘得过气来，他们就会骂个不停，然后扇几下扇子略事休息，再鼓其余勇接着骂。
　　如果中国人的争吵愈演愈烈，就几乎不可能不以人身攻击而告终了。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注意到拉了民族对他们在打斗时总是猛击肩膀的习惯深感奇怪。而中国人却与意大利人一样，很少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不是科学的拳击。中国人扭打到极点时，首要办法是揪住对方的辫子，拼命拔头发。如果只有两方人员参加打斗，各自又都没带家伙，“打斗”十有八九会纯粹演变成一场拔头发的比赛。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一种骂人比赛，赛的全是糟践人的、怒气冲天的话。除了会因为不停地大骂而喊破嗓子之外，在中国人的争吵中，势单力薄的一方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伤。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看见旁观者怂恿动武。我们看到并且总是希望看到，一个和事佬会马上自愿站出来打圆场。有时会有两三个和事佬。他们每人抓住怒气冲天的一方，好言相劝，让他息怒。争斗之中有利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被和事佬牢牢地看管着，就会加倍发火。他会故意不立刻收敛，直到另外有人来拉这个和事佬的手。但他表面上不时地一阵阵发火，这对他自己对别人无疑都已经无关痛痒。即使在怒火冲天的那一刻，中国人也是服“理”的。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尊重理智。谁见过吵架的人被拉住后，会去跟爱管闲事的劝架人打起来呢——即使是在争斗的紧要关头。所以，即便发怒时，中国人也服从于和平的愿望——一种抽象的愿望——他只考虑到在他这一方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和事佬各作裁决，直到把好斗的叫骂一方拖走，但他总是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
　　中国人骂人一般有个奇怪的特点：他们认为，劈头盖脸地骂一个人的真实过错，并不是“好的形式”，还不如骂他最卑贱的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用这样的话骂人，肯定被视为最为严重的侮辱和伤害，但污辱人的地方，不是当着别人的面挨骂，甚至主要也不是因为骂了他，而是这些话中的意思使他丢了“面子”。如果要对这种冒犯表示适当的歉意，也并不是骂人的人觉得这样做有失身分，感到内疚，觉得不够体面，而是感到自己选错了骂那个人的时机。
　　对中国人来说，所幸的是他们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有左轮手枪，或者像日本过去的武士那样随身佩剑，真不知每天生气会造成多少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