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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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此同时却能塑造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算独此一家了。同样的爱憎，曾经使其他许多国家历史受到歪曲，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难道就不会作用于中国，如同作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吗？
　　记住这样一点很重要：不尊重历史，这不仅仅是注释儒学的教义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理雅各博士对“以一青掩大德”＇注＇很不以为然，但他十分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春秋》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起于鲁哀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下面一段话摘自理雅各博士关于儒学的演讲，后来发表于他《中国的宗教》一书：“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感到害怕。＇注＇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人会因此怪罪他。＇注＇当因为《春秋》而受到怪罪时，他有没有心生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公羊为此书作增补并评论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讳’包含了三个英语词语的涵义——忽视、隐藏和误传。我们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时常希望自己能够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我们的疑惑；但孔子笔下的证据与他自己的生活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如果一个外国学生采用这种激烈的方法，使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哲学家的真实品格，那么，中国的众多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就不会对他有所同情，也不会怜悯他的内心苦恼。真实，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帝国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事实真相。”
　　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声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历史。当然不可能去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准备那样做。中国人自己所说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时常听他们谈论自己的民族，如同南海岛屿上的首领说他的部落那样：“我们一张口就说谎。”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说谎而说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他们不说真话，”贝德禄先生说，“同样也不相信真话。”笔者有一位朋友，曾经有一次接待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的来访，小伙子学过英语，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增加一句“你说谎”。我的这位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并告诫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挨揍。小伙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奇怪，因为在他心里，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最反感被称为说谎者时评论道；“但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你根本不会让他生气，不会让他感到有失身分。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说谎成性，现在就在编瞎话’，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贯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条糟糕的俏皮话’。”
　　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到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即使有人向你寻求帮助，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给你全权处理，事后你还是极有可能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告诉你，这显然是出于普遍的隐瞒天性，而不是出于恶意掩饰，因为他本人才是隐瞒不讲的唯一受害者。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后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从哪一点着手，每次都这样。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听说了全部事情，就去认为已经明白了一切，而是要把所说的桩桩件件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中国人一起仔细推敲一番，来确定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就外国人之所见，中国人很多不可理解之处都是由于他们不真诚。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向你神秘地耳语一番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心头一沉。你无法肯定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背后使坏。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这个如此容易说清的命题，对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员来说，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烦恼的因由。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得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从确信。每一个中国人，与别人一样没受过教育，天生有一种墨鱼的能力，一旦被追逼，就放出一些墨汁，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给那些贫穷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作旅费，你捐钱的时候，你的随从不会说“你的钱同我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而是产孩子般温和地笑笑”，向你解释说，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因此，你就被剥夺了向旅伴捐资的快乐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像外国人教他的那样对门口的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来”，而是在那里看着，他们肯定不会进来的，因为那条大狗会咬他们的。
　　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但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总是这样：有人怪他失约，他答复说没关系，下次补上。假如指责他的某个过失，他一定改正的话就像清泉一样流出嘴唇。他完全承认这个过失——事实上，承认得过于彻底，反倒没什么可期望的了。
　　雇了一位中国教书先生来撰写并且评论中国的格言，他写下古人的一条精辟意见之后，作了一条注释，大意是人们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应该表面上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他在注解中写道，“你安慰了他的心灵！”据我们所知，此处公开承认的原则，有债要还的中国人一般都照此行事。谁也不会指望一去讨债就拿到钱，他不会失望；但是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下次，还有下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天生虚伪。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而外国人时常被说成是不知名的怪物；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我们的一切坏话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而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不在大街上叫嚣要驱逐我们呢？
　　马车夫拉着外国乘客，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马车夫被惹恼了，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骂骂咧咧地说，浇点开水在他们身上，就算完事儿了。“我揍你”、“我宰了你”这种表达，在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孩子理解来，简直就是“别那样做”。
　　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而凡是指对方的，都非常尊贵。“懂礼”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却或许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这个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出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本来有一只老鼠，正在嬉戏，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把它吓得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鄙相的原因。”
　　自不待言，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方式招待中国人。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还有在各种合适的场合高呼“磕头，磕头”，意思是“我能够，可以，必须，可能，也许，或许，或者应该（视情况选择一种）向您拜倒”；或者，有时还得加上一句“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礼节不周；或者，骑马骑到一半，碰到一个熟人，便建议他“我下来，您来骑”，不管走的方向对不对，也不管合不合常理。而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时常用这副神情发出这种邀请。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神情让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不得不开口赞赏，不由得对能够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尊敬。这种小小的尊重，可见于时时处处，它是个人被迫对全社会作的贡献，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半真半假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
　　东方人来送礼物，你如何恰当处理，这是一门学问，或许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拒绝，其中一般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地说，对送来的礼物要考虑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个方面特别不同寻常的礼物，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就属此类。有句经典的格言可资参考：“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这句格言，时时处处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有事情，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格言所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或者，换言之，（实际上）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
　　关于这种送礼的虚伪性，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有过经历。我们曾有机会熟悉了其中的全部细节。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国人要设宴答谢。我们断然拒绝看戏，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确切地说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公共的房子。建房这件事情后来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十一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也说要请我们看戏，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肯定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拒绝看戏的消息时，都同样悲哀而又吃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上文谈及的为那所公共建筑捐款的问题，每个人又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一个人进一步表示什么！
　　受到这种包围的，不仅仅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如果不幸有喜事，有时邻居们会来拜访，手提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子买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设宴感谢——设宴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经常而适当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对中国事务最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说得准：“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这种情况下，主人还经常要不得不强作欢颜，表示至诚地欢迎，尽管心中十分不悦，但不便表露，否则就会失去面子，那比失去点吃的东西要严重多了。
　　这令人想到，许多表达方式都是由讲面子而来的。受雇的中国人对外国主人大多数表面上的礼节，尤其在大城市里，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虚饰。这一点，只要把某个人的公开行为与私底下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据说，一位在外国人家里的教书先生，讲求礼节一向无可挑剔，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极有可能会装作素不相识，因为否则就会让众人知道：这位博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靠外国人混口饭吃——这个情况尽管别人知晓，但表面上不能承认，特别不能当众承认。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外国人，他们会逐一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全然当做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一位中国教书先生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觉敏锐，发音几近完美，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这名学生一些奇怪的错误却被这位教书先生和他同事所取笑。一般而言，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雇来教学汉语的教书先生，完全决定汉语的发音标准。
　　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这还表现在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而这件事情又是别人不能做成的或者不会去做的。如果这种主动帮忙最后是一场空，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本来就很清楚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但开这样的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保住了。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裁决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出所需的这笔钱。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帐，但过后这笔钱他会从你那儿要去，如果提醒他，他是主动垫上去的，他会回答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里吗？”
　　中国人表里不一，无论男女，他们的自谦都是装出来的。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不能提，完全没法说，而此时各方都完全明白，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就是这样一些谈吐文雅的人，一旦被惹急，就会口不择言，骂出最难听的话来。
　　与虚假的谦虚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虚假的同情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材料让他们产生对别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贝德禄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一具死尸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直笑一位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死得滑稽。这些奇异的表现，不足以解释我们经常看到的死了心爱孩子的父母，由于长时间的悲痛而表面呆滞，因为默默的悲伤与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后者有违人类的天性。
　　如前所述，外国人开始与中国人有商业往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无数次的打交道，已经证明这些与我们保持商业往来的人的信誉。泛泛而谈有可能站不住脚，但这种验证必须有事实依据才有把握。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注＇先生的话，来作为这种验证的例子。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