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区大谜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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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康斯坦特的死已经在每个家庭的壁炉边，火车车厢内，和酒馆内成为主要话题。逝去的理想家同太多的方面有联系。无论是东伦敦还是西伦敦，无论是民主联盟还是宗教团体，廉价客栈还是大学都受震动而激动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扼腕的事件！又是多么神秘的事件啊！
在调查的总结阶段给出的证据自然不那么具有轰动性。没有更多的目击者来向死因裁决官提供信息；剩下的只是死者亲戚朋友们介绍死者生平的证词。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可能这是他们的福气。他的亲戚很少见到他，也没有比外界听到更多他的事。没有人在他自己的故乡成为先知，哪怕他迁居，最好也是离开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成分复杂，同一个人的两个朋友相互间未必是朋友。但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们合其来的叙述更为惊人。这是一个从未树敌，也从未失去一个朋友的人，这是一个无时无刻心中充满平和以及对所有人善意的人；这是一个不是每年过一次圣诞，而是365日天天带着圣诞的奉献精神的人；这是一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将自己所应得的东西奉献给全人类，如同一个在人道的葡萄园中劳作的园丁，还从不抱怨葡萄是酸的；这是一个一贯快乐而坚强的人，他拥有对抗失望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忘却小我；当然他也不是在一片和谐中完全没有痛苦，这才使他更像是一个人。
他童年的好友理查德·埃尔顿，一个牧师，交给死因裁决官一封悲剧10天前收到的死者的信，死因裁决官大声朗读了信中的一些段落：
你知道关于叔本华（译注：著名悲观主义哲学家）的事吗？我的意思是除了现今对他的误解之外的。我最近试着去了解他。他是个喋喋不休但讨人喜欢的悲观主义者。他关于‘人类的痛苦’的论文读来相当生动。首先他对基督教和悲观主义的同化（这里在论文中提到了‘自杀’）像一个大胆的悖论让我头晕。但那里面是有道理的。众生确实充满了痛苦和苦难，人类是一种堕落的怪兽，一切都充满罪恶。啊，我的朋友，自从我来到这个翻腾着苦难和罪行的世界后，我已经消除了很多幻想。一个人的生命——百万人的生命——在腐败，粗俗以及文明的污垢面前又算什么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恶魔的殿堂中一点微弱的烛光。利己主义太持久而生命太短暂了。最糟的是大家都太容易满足了。穷人不去追求舒适，而富人也不去追求文化。对一个孩子一便士的学费就占了她收入的相当部分的妇女来说，富有的我们已经习惯的事对她则是极大的满足。
工厂里的工人们是真正的保守分子。激进的工人们嫉妒他们的领袖，领袖间则相互嫉妒。叔本华肯定以前组织过工会。我忍不住感到他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自杀。他还声称同佛祖有亲密关系；尽管金刚乘（译注：一种佛法）至少看起来是他的‘意志和理想’哲学分离出的一部分。布拉瓦斯基女士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不敢说我领会她了，所有时候她都是高高在上，我甚至还没能产生出灵魂的实体。需要我送她的书给你吗？它太棒了……我已经渐渐变成一个流利的演说家了，这很容易掌握。而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总是说那些会迎来欢呼的话而不是坚持说痛苦的现实。露西还是在意大利开画廊。我曾经在偶遇胸部平坦的工厂女工时，想起我心爱的人的幸福并为此而伤感。现在我认为她的幸福同工厂女工的同样重要。
证人解释道，露西是指露西·布兰特，死者的未婚妻。那可怜的女孩已经接到了电报并向英格兰赶来。证人称信中这种迸发的沮丧情绪是孤立的，他的大部分信件都是欢快，活泼而充满希望的。甚至就是这封信也在写信人对新年的各种计划的幽默叙述中结束。死者也是一个笃诚的教徒。
死因裁决官：在他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私人的麻烦会导致这种暂时的意志消沉？
证人：据我所知没有。他的经济状况也很好。
死因裁决官：同布兰特小姐没有争吵吗？
证人：我有信心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和。
死因裁决官：死者是左撇子吗？
证人：不是。他也不是两手都运用自如的那种人。
一个陪审员：叔本华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协会”出版的异教徒作家之一？
证人：我不知到谁出版他的书。
陪审员（桑迪·山德森，一个瘦高的苏格兰小杂货商，弓区保守派协会委员会的成员）：别支吾其词，先生。他是不是那个在科学大厅演讲的无神论者？
证人：不，他是一个外国作家——（山德森先生对此感到庆幸）——他相信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陪审员：你是否对你朋友这样一个教徒去读这样渎神的异端作品感到惊讶？
证人：死者读任何东西。叔本华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创建者，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可能你想去检查一下那本书？（笑声）
陪审员：我甚至不会用干草叉去碰它。这种书应该被烧掉。这是布拉瓦斯基女士的书，对吗？那也是哲……学吗？
证人：不。那是神智学。（笑声）
列车工联盟的秘书阿兰·史密斯先生，声称他同死者在死亡前一天有过会面，他（死者）满怀希望地讲述着运动的前景。死者许诺在一个第二天上午7点一刻的会议上发言。
苏格兰场侦探部门的爱德华·温普先生说，死者的信件和文件没有对他的死带来任何线索，因而可以被交还给他的家庭。他的部门还没有对事件得出任何想法。
死因裁决官接下去对证据进行了总结：“先生们，我们必须去解决，”他说，“一个最难以理解的神秘案件，而它的细节又是如此的简单。达顿普太太，一个可敬的勤劳的寡妇，弓区格罗弗街11号出租房的女房东，在12月4号星期二早上无法把占用了整个楼上的死者叫起来。变得恐慌的她，到街对面去找乔治·格罗德曼先生，他的名声我们都清楚，而且我们要感谢他清晰而科学的证词。她找他去撞开门。他们发现死者面朝上躺在床上，喉咙上有深深的伤口。生命刚刚离他而去。那里没有任何凶器的下落。显然没有人能进去或者出来。医学证据显示伤口不是死者自己造成的。但是，先生们，那里按常理有两种——也只有两种——对死因不同的解释。或者伤口是他自己造成的，不然就是别人造成的。我将分别探讨这两种可能性。
“首先，死者是自杀吗？医学证据显示死者双手合在脑后躺在那里。伤口是从右向左划的，直到在左手拇指上的伤口为止。如果死者造成了伤口，他一定得是用右手干的，而他的左手则一直留在头底下——这是一种最奇怪，最不自然的姿势。而且，要用右手切一个伤口，一个人通常会从左往右切。死者不太可能如此奇怪而不自然地用他的右手，当然，除非他有意要引起困惑。
“另一方面，根据这个猜想，死者得把他的右手重新放回头底下。但罗宾逊医生相信死亡是瞬时的。如果这样，死者就没有时间去利落地摆出这样的姿势。也有可能伤口是左手造成的，但死者是右撇子。而没有任何可能凶器的迹象毫无疑问地支持了这些医学证据。
“警方对任何可能藏剃刀或者其他凶器的地方作了彻底的搜查，包括毯子，床垫，枕头，以及它可能掉到的街道。而所有对凶器被刻意藏匿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死亡是瞬间的，以及没有血留在地板上这样的事实或者说是可能。
“最后，凶器最可能是一把剃刀，而死者从不剃须，也从未被听说曾拥有过这种东西。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只看医学和警方的证据，我想我们能毫不犹豫地放弃自杀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暂时试着不管案件的物质层面，而毫无偏见地去审视其精神层面。有没有什么理由会让死者轻生呢？他还年轻，富裕，有名望，博爱而受人爱戴；在他面前，生活是一片坦途。他没有恶习。生活朴素，思想崇高，行为高尚是他的三点人生准则。如果他有野心，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卓越的公职。他是一个没有卑劣思想的演说家，聪慧而勤奋。他总是面向未来——他总是策划着让他为他的同胞过得更好的方法。无论是谁提出正当的要求，他都会乐意奉献出他的时间和金钱。如果这样一个人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关于人性的科学就岌岌可危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阴影。这个人有时候也会意志消沉——我们谁不会呢？但这种时刻似乎很少而且很快逝去。不管怎么说，在他死前一天他是很快乐的。他是在受牙疼之苦，但那看上去并不严重，他也没有对此抱怨。当然，有可能在晚上他的疼痛加剧。我们也不该忘了他可能劳累过度，使他的神经出于一种病态的状况。他工作很勤奋，从不晚于7点半起来，比职业的‘工人领袖’干得还多。他传道，写作，演讲以及组织。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证人都同意他正急切期盼着同列车工人们在12月4号早上的会面。他全心投入到这运动中。他会选这样一个晚上结束他一生的奉献吗？如果他真的这样选择，他会不留下任何信件或者声明，不立下最后的遗嘱和遗言吗？温普先生在他的文件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此的线索。他又是否可能去藏匿凶器呢？唯一对自杀的猜想有利的一点是他除了上了锁之外还给门上了闩，但是我们无法把重点放在这上面。单单考虑精神层面，同样也向自杀相反的那面倾斜；单看物质方面，自杀就已经不太可能了。两面放在一起，他并非自杀的理由除了数学上的可能外已经非常完整了。对于我们第一个问题，他是否是自杀的？答案是，他没有。”
死因裁决官停了一下，每个人都深吸了一口气。清晰的阐释迎来了钦佩。如果死因裁决官停在这里，陪审团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谋杀”的裁决。但是死因裁决官咽下一口水，继续说——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选择——死者是否是谋杀的受害者呢？要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犯罪手法有一定概念。罗宾逊医生当然可以说伤口是别人的手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任何理论来解释伤口是如何被别人造成的，不论在医学上看来如何不可能，我们也将被迫回到伤口是自己造成的理论上。
“好，有哪些是事实呢？当达顿普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发现尸体的时候，它还是热的，而格罗德曼先生幸运地作为一个有特殊经验的目击者，宣称死亡刚发生不久。这同罗宾逊医生的观点相当一致。罗宾逊医生在一小时后检查了尸体，认为死亡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前，差不多是7点。达顿普太太在7点差一刻试着去叫醒死者，因而使得死亡可能稍微更早一点。通过罗宾逊医生我了解到，要精确地确定死亡时间是不可能的，死亡可能在达顿普太太首次叫死者起来之前几个小时前就发生了。当然，它也有可能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去叫死者之间，第一次的时候他可能只是睡熟了而已；根据所有生理上的证据，在第一次叫死者很早以前就发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假定死亡发生在6点半应该最不容易出错。
“先生们，让我们想象我们6点半在格罗弗街11号。我们已经看过那栋房子，我们知道它的建筑结构。在一楼的一个前面的起居间被莫特莱克先生租用，两扇窗向着街，全被好好地锁上了，后屋里住着房东太太，还有厨房。达顿普在6点半前没有离开她的卧室，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所有的门窗都还没被打开，因为现在的季节能确保它们不会开着。
“正大门有一个碰锁和一把大锁所把守，尽管莫特莱克先生在4点半出去了。在楼上有两个房间，前面的被死者用作卧室，后面的被他作为客厅。后面的房间是打开，钥匙放在里面，但窗户是锁住的。前面房间的门则不仅上了锁，还上了闩。我们已经见过了裂开的榫眼以及上方门闩的锁环被猛烈地从木门上被撞下来而仅仅靠在梢上。窗户是锁上的，插销紧紧卡在窗扣里。烟囱细到一个小孩子也无法通过。这里不同房子的任何其他部分相通。就像是海中的堡垒或是林中的小木屋一样同外界隔绝。即使一个陌生人能进到房里，哪怕，就在那间死者的客厅里，他也没办法进入卧室。因为这房子是为穷人设计的，不同的房间并不相通，这样，如果需要的话，每个房间能住进不同的家庭。
“现在，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先假设什么人可以奇迹般地进入这在二楼，离地面18英尺的卧室，在6点半，或这左右，他割开了熟睡的住户的喉咙。那么他怎么能避开已经醒来的女房东的注意离开呢？让我们再允许他也能办到这样的奇迹，他又如何能在离开后还使得门窗从里面被锁住和闩住呢？这样程度的奇迹已经超出我所能相信的极限了。不，整个房间整晚都是被关住的——里面几乎没有雾的痕迹。没有人能进出这个房间。
“最后，谋杀得是有动机的。死者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他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没被动过。所有的东西都井然有序。那里没有挣扎的迹象。对于我们下一个问题，死者是不是被别人杀死的？，答案是，他不是！
“先生们，我知道这听起来是不可能而且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些事实就是相互矛盾的。死者好像肯定不是自杀，又好像同样肯定他不是被谋杀的。先生们，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承认，我们不论对造成死者死亡的方法和方式都无法得出一个证据充分的裁决。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无法理解的一个谜。”（骚动）
陪审团主席（在同桑迪·山德森先生交谈后）：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先生。有一个陪审员坚持要裁决为“来自上帝的惩罚。”
第四章
但在反对面前，桑迪·山德森急于定案的想法破灭了，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不下任何定论的裁决。接下来，墨水的闸门被打开，并持续泛滥了九天。媒体开始毫无拘束地进行报道，社论作家们着迷于对“弓区大迷案”的情况进行重述，尽管除了加一些形容词之外，他们对案件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大量信件涌向报社——简直是新闻匮乏期间突然的小阳春。但编辑们没办法也不想阻止它们。谜案成了各处唯一的话题——不管在地毯上还是在地板上，在厨房还是在客厅。这些谈论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则很愚昧，有的发送气音，有的不发。它随着蛋卷一起被送上早餐桌，而随着最后的面包屑被从晚餐桌上扫下来。
弓区，格罗弗街11号，在几天时间里成了朝圣者的圣地。曾经寂静的小街从早到晚都闹哄哄地。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跑来盯着卧室窗户看，一脸蠢相地惊恐地在那儿纳闷。人行道经常被拥堵几个小时，流动商贩把那儿当成了新的商业中心，歌唱家们赶快到那里去唱跟事情完全无关的美妙歌谣。政府没有在街道两端立收费站真是可惜了。但是财政大臣很少利用临时措施来清偿国债。
最后，熟知变成了轻视，神秘感被幽默所取代。关于此的笑话甚至出现在漫画报刊上。
对谚语，“你不能向鹅说‘呸’（译注：意味胆小如鼠）”，有人在后面加上，“不然她会给你解释谜案。”
那位问弓区谜案是不是一种痛苦的先生的名字不能被泄漏。更有意义的是“达格尼”的评论，如果他是那些郁闷的陪审员之一的话，可能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