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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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青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发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但明军忽然发放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听到这么大动静，城中的朱高煦兵士皆股栗胆寒。
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朱高煦，要他主动投降，朱高煦不报。宣宗皇帝复遣敕谕之曰：
“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
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对城中人民告以福祸逆顺。由此，城中人不少人想缚执朱高煦来献。
牛逼这么久，大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借一天，表示给自己一点，“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
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
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着一身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好吃好喝，饮食衣服之奉，仍旧无改。
班师之后，宣宗皇帝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
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这样，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
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
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
宣宗大怒，立刻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
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
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抬来数百斤木炭，堆积于缸上，然后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
宣宗皇帝余怒未消，下令把朱高煦诸子全部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老王爷为老不尊，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侄子皇帝亲征，根本未作有效反抗，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还能保全残年。岂料，这王爷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从此下三滥行径，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太监公公要回家——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两手抓，两手都硬。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深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脑子里总有“衣锦还乡”的念头，非要拉着明英宗到他蔚州老家大宅子留住几宿，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岁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女人一样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侯个正着。蛮族们这时候倒知道巧攻勇取，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1）
“仁宣致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摄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青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纠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上献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凯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蕞尔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政治”。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在床上用力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罢诸司冗费，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人”。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的“开创”：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象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