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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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支撑，入城时大耀军容，把俘虏的贼将贼臣以及从逆者家属数千人皆五花大绑，皆令他们在辇道跪于两边，“生者标其姓命，死者悬首于竿”，特别不吉利的是，路两旁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一派发大丧的排场，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祥。
　　明武宗仍旧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入宫中歇息。老小伙子又发烧又咳又胸闷，还有心气和精气神玩阅俘的把戏，真正是荒唐到底。
　　正月十四日，明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大礼不得不终止。
　　拖了近两个月，正德十六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武宗皇帝处于弥留状态，对司礼太监讲：“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崩于豹房，时年三十一。
　　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十足坏人一个，但相比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他并没有坏到哪里去。只是继位为帝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出于私愤，明世宗在实录编撰中下令史臣皆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使得武宗皇帝荒唐之行天下人皆知，且“万古流芳”。
　　明武宗为帝，北征南巡以外，不是没有干过好事。史不绝书的，是正德一朝多次赈灾免赋，而且，刘瑾之诛，宁王、安化王乱平，北边御蒙古，皆是正德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代的臣子有不少能干贤才，皆从侧面反应出这位帝王治下的总体治略的可称道之处。再举数个小事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苍猝，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的地方官未得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现在某些官员还不知明朝这位爷，专替开发商强拆老百姓房屋）。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帝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惟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人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字上。
　　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喧，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明武宗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涌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拨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记。
　　凭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已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已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
　　最后，再表一个与本文离题不是很远的真实历史“花絮”。刘瑾大公公，千古坏人，铁案一件，一万年后也翻不了案。但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吗？一件好事也没干过吗？回答是否定的。
　　京剧折子戏《拾玉镯》（全戏为《法门戏》），刘大公公就是最终扭转冤案的正面人物。
　　故事发生在今天宝鸡市的眉县（戏文中改为“眉坞”），线索大致如下：正德初年，眉县金梁乡有位世家公子傅朋，其母给他玉镯一对，让他择中意之人成婚。傅公子心高气傲，总想娶个卫慧才，嫦娥貌的女子，日久未成。一日，有友自京城来，二人至西村游玩，巧遇村姑美女孙玉姣。这位姑娘乃村内孙寡妇的独生女。二人一见倾心，互传爱慕之意。公子临别，假装把一支玉镯遗落于地，孙玉姣会心拾起，含羞入户。此情此景，被邻居刘媒婆看个满眼。
　　傅公子刚走，刘媒婆就走入孙玉姣家，自告奋勇当媒人，想趁机赚几两银子花。孙玉姣羞涩之余，拿出一只绣鞋作为信物，应允刘媒婆为自己做媒。不料，刘媒婆之子刘彪乃流氓大恶之人，以为傅公子与孙姑娘有奸情，自己想趁机尝尝鲜。于是，他先持绣鞋去傅公子处，想敲诈几个钱花，被公子的家人们乱揍一顿赶出。
　　怒从心来，色从中起，第二天夜里，刘彪手持绣花鞋，想偷入孙玉姣绣房实行奸淫。赶巧的是，孙玉姣的舅父屈环生和舅母贾氏在孙家借宿，住在孙玉姣房间内。刘彪摸黑，色胆包天，潜入房间后，趁黑往床上瞎摸。屈环生夫妇惊醒，与之扭打一团。刘彪又惊又急，掏出尖刀，杀掉屈环生，并把其妻贾氏人头割落，提之于手，夺门而逃。
　　花分两朵，各表一枝。眉县县城内，有个穷生员宋国士，中年丧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名宋兴儿，女名宋巧姣。由于借高利贷商人刘公道的钱不能及时偿还，宋国士就让儿子宋兴儿在债主刘公道的粽子房当伙计还债。一大早，刘公道搅锅煮粽子，忽然发现大锅中有个人头，登时大惊，引得一旁帮忙的宋兴儿也来瞧。这少年不经事，大叫“杀人了！”刘公道大怒，怕宋兴儿高声引差人抓自己打官司，抽了少年一个大嘴巴让他收声。其实，这个人头，正是流氓刘彪慌忙逃跑途中扔入锅内的。左思右想，刘公道怕宋兴儿把此事说出去给自己惹祸，竟然用斧头劈死少年，抛尸于枯井。
　　早晨时分，孙寡妇发现弟妇夫妇二人被杀，忙入眉县县衙报案。知县赵廉不是贪官，但是个固执的自以为是的人。他实地勘察后，发现了刘彪丢弃当地的孙玉姣绣鞋一只，便认定谋杀案与奸情有关。于是，他先严审孙玉姣。孙姑娘见此“信物”，也以为是傅公子夜入自己房间，就把拾玉镯定情之事和盘托出。
　　不必讲，赵知县立刻派人抓来傅公子。大刑伺侯之下，傅公子屈打成招。问他人头何在，傅公子只得说自己抛入渭水之中。至此，案情虽“大白”，但“尸首无对”。
　　刘公道方面，怕宋国士日后找自己要儿子，就恶人先告状，声称宋兴儿昨夜盗物而逃。赵知县一听，联想丰富，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
　　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
　　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
　　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
　　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
　　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
　　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
　　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
　　“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
　　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
　　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说起唐伯虎，肯定会马上使人想起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风流倜傥，浪漫非凡，不是“三笑点秋香”，就是周星驰戏巩俐，典型一个正面“西门大官人”加上狂傲“柳三变”的合成体。其人玉树临风，白面朗目，风花雪月之中，花丛锦绣陪衬，让人绝对联想不到“穷愁”、“厌世”、“潦倒”、“蹇涩”、“痛哭”、“渲泄”等诸多用于失意之人的词语。唐寅又好书画，工“春宫”，如此戏谑孟浪大家，恰恰又赶上“资本主义萌芽”得如火如荼的明朝中晚期，让不少后世失意文人遐想连翩，总觉能混上唐伯虎一样传说中的好生活，也真是不枉一生白活了。特别是冯梦龙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更是把唐伯虎的传说定型，其后无聊文人及小说家们附会穿凿，所有“倜傥不羁”的风流事物都算在这位大才子脑袋上。
　　果真如此吗？
　　察看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只是在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中才能看到唐伯寅的名字，而在这篇《文苑二》中，50多人的文士乱传中，唐寅排倒数第十六，只有短短二百一十三个字，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唐）寅，下诏狱，谪为吏。（唐）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朱）宸濠厚币聘之，（唐）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朱）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唐）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据此，可见唐伯虎是个倒霉地牵涉进“考试舞弊案”后一蹶不起的落魄文人，即使有皇族大官人欣赏他，还是个最后被杀头的“志大才疏”王爷朱宸濠。幸亏唐寅还不象李太白那样异想天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傻不叽叽地附和永王李璘一样去搅浑水。他装疯卖傻，与宁王宴饮时，假装喝醉酒，东倒西歪，连老二都露出来，才免于被这个草包王爷进一步“青睐”，最后被宁王爷“放归”。不久，宁王造反，本人和全家很快被抓杀头。由于未唐伯虎涉入案件，他终于未被朝廷“秋后算帐”。老唐虽然最后穷死，却能善保首领，免于闹市人群中在看客的笑骂声中被大刀片子砍头。幸夫？悲夫？
　　由于唐寅“文才轻艳”，“传说者”均“增益而附丽之”，平生未作过多风流事，却枉博如许风流之名，悲哉！

　　出身寒门聪颖超俗

　　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唐伯虎生于苏州，名寅，字伯虎，后字子畏，号六如。其父唐广德是做小生意的苏州市民，母丘氏也是小家碧玉，在讲究门户出身的封建王朝，这种出身决定了唐寅只有努力奋发，通过科举才能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方能光宗耀祖，青云直上。
　　唐寅少年时代很聪颖，过目成诵，苦读经书，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排遣。十九岁时，唐寅娶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此时的唐寅生活平静，读史观书之余，或是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击敌立功的将领文士，或是沉醉于目前安恬的“春江花月夜”之中：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侠客》）
　　陇头寒多风，卒伍夜相惊。转战阴山道，暗度受降城。百万安刀靶，千金络马缨。日晚尘沙合，虏骑乱纵横。（《陇头》）
　　上述两首诗，均仿募唐初边塞诗人的语义，虽空为“悲歌慷慨”，诗句确不乏壮志豪情。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时流粉气，夜水湿裙罗。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春江花月夜》）
　　此诗虽难比初唐大诗人张若虚，却也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