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都成了共产党——只有团长吉星文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后来为国民党战死在金门。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炒，可是要看看吉的上级下级后来都是共产党这件事，就会觉得吉死得很孤独。实际上金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他下达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太正常了，难道像少帅对北大营说的——“不许还击，挺着死？”何基沣当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在此后坚守大名之战中苦战日军，却得不到周围友军的支援。战后，宋哲元却提升表彰那些见死不救的将领，称其“全军为上”。心灰意冷的何基沣自杀未遂，才倾向了共产党。所以，这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当时就是党中央亲自下令，也不会听命的。
　　张克侠的确是共产党，但他的能量不可能操纵整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军冲突不断，刚刚发生了窝囊的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上上下下都是情绪激昂，要打的，用石友三的说法：“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张克侠能操纵石友三说这种话吗？要打，实在是二十九军上下被欺负得太狠了。二十九军当家的是宋哲元，家长作风强烈，以当时军阀的手段，张要是能操纵全军，这样的危险人物早就被宋处理掉了。
　　刘少奇组织人员去放鞭炮引发作战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5月就已经回了延安，他虽然是白区专家，但不是诸葛亮，他怎么就能预知那天晚上日本军队要走丢一个兵？然后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引发冲突？但如果不是日军走丢一个兵，这个冲突根本起不来。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难得的是，日本方面还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甚至拿出了抗战中边区编的故事小册子来说“共产党讲刘少奇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要知道这种故事是下层鼓舞士气所用，里面还有“少帅拿腰别子（一种单打手枪）吓唬日本人”的内容呢。
　　其实，所谓“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变”，虽然最初是日本人说的，倒是后来国民党讲得更多。追溯起来，泄愤的成分居多，因为抗战之后共产党的确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意思是你共产党是得利者啊，不是你的阴谋是谁的阴谋？可是共产党是否有这样大的魄力搞如此阴谋？实在是难以置信。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对和日军大打后会不会亡国，都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火也能玩得吗？！很容易玉石俱焚的。
　　当然，要按国民党方面一些人的看法，共产党都是丧心病狂之辈，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更何况抗战后最如日中天的恰恰是蒋委员长。如果不是随后搞五子登科、劫收、裁撤异己等等，国民党军七个打一个的优势共产党怎能得天下？
　　事实上，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变有多个“真相”版本。专挑其中一个大肆宣扬，也是偏颇得有理。
　　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一个是说卢沟桥事变起自张自忠的阴谋，是张自忠意图夺宋哲元的权，才不断挑起三十七师与日军的冲突，以便从中渔利，并有所谓二十九军内部说法为证——“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甚至，今天日本还有说法讲张自忠后来的战死是为了要给“挑起中日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赎罪。
　　其实，这也不足一驳，三十八师的布防地区是天津，如果宋哲元不调，他怎么能跑到卢沟桥去参战呢？实际上宋一直犹豫，不敢与日军全面开战，所以直到25日根本没有调其他部队增援三十七师。而26日发现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后，宋决定出击，当天第一支与日军交战的部队就是三十八师。张自忠当时利用切断电话线的方法将日军一个中队外加电话兵一个小队调出廊坊营房试图围歼，是为双方决战的序幕。可惜，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增兵平津，兵力充足，很快前来增援，这次歼灭战以日军接应突围成功告终。此后，三十八师在天津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顽强进攻。如果不是南苑失守，胜负难料。此后张自忠为了洗刷“汉奸”之辱每战以死相拼，不料“汉奸”之外，还有这样的故事给他。
　　另一个说法，日军认为此战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目的是为了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故意挑起战事，迫使二十九军依附中央抗日。宋哲元自己也曾经在对日军质询冲突的文件中解释，说冲突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引发的，而且此后也确实对蒋戒心很重，直到25日仍然发电阻止中央军北上增援自己。甚至，日方将这个计划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一口咬定促使中日开战是这个德国人的主意，认为他是对堑壕战太有信心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他似乎不会主动追求全面开战。开战的准备时间越长，显然是对蒋越有利的。
　　以上各种说法，在日本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信誓旦旦的材料。但是，真相如何？
　　看看从1931年开始日军的不断进军，多少能明白些吧。总不会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步一步逼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又占了热河，占了长城又占了察绥，占了冀东又不得已来占平津
　　总之，都是中国人的阴谋，逼的。
　　皇军，总是有理。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

　　——谈谈通州事件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
　　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强奸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何止千起？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
　　第二，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
　　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第三，除了规模，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
　　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
　　不知道这件事上，皇军能怎样有理法。

　　揭开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毒日——历史文献
　　日前，英文版《日本时代周刊》以头条报道的方式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里见甫文件”（《宏济善堂纪要》）。这份作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并被标注“秘”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怎样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实际上，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经专门研究过上面文件中日方的重要贩毒机关——华中宏济善堂。但是，由于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日本大特务，“里见机关”负责人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提前解散了这一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证据文献。因此，对于它在中国从事鸦片贩卖的细节和具体业务数据，此前一直是一个谜。
　　《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夹杂在日本某前财政大臣捐赠的图书中，此人曾是里见甫的一个密友。它清晰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
　　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1）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