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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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留学国外者当推容闳，他出身广东香山一贫苦农家，幼时人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后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在美国饭依了基督教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说，通过在耶鲁的学习，他感到了“无知者永远体会不到的责任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也许会使中国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但直到1872　年，容阂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盼望已久的梦想―　中国向美国派遣教育考察团。通过这项计划，120　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农家）分为四等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的首府哈特福德（　Hartfort）学习。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此时容闳己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二他对这一文化同化现象也持赞成态度，这令思想保守的同事大为震惊，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尼福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当这些学生返回上海向道台即头请安时，他们却因对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冲击而受到八股学者的猜忌。因此，容闲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12　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　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　人，1896　年达到750　人；而同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人数每10　年就增长一倍，他们的传教点也与年俱增，如18　印年有35　个传教点，19　（　X　〕　年时增加到498　个。不过在1890　年时，尽管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达到1300　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在华天主教牧师的两倍），坂依的教徒才不过37　仪幻人，而同时阪依天主教者却有50　万之众。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英两国的中产阶级或乡村地区，通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传播福音，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做些慈善工作也许能收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于是他们改变了传教方法。但当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多妻制、童养媳、缠足、赌博、算命、佛道信仰乃至儒家的祖先崇拜以及溺婴、吸鸦片等社会陋习时，却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他有感到，为了传播福音首先必须办学普及教育，让饭依的中国人向本国同胞传播教义。
1877　年经新教布道总会统计，全中国已设有20　所神学学校，其中有学生231　名。起初办的只是中小学，后逐步发展了公学和大学（c　ege　）　，如圣约翰大学。这些高等学校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学院为所属或对应的关系。1881　年，由奥伯林（oberlin　Colle）学院派出的传道团到达中国，从而揭开了美国高校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山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了Foreign　Mission　）的序幕。同时来华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队、诊所、医院及卫校等慈善机构。18　卯年第二届新教布道总会召开时，不仅有“中华教育会”（　Educa　…　tiona上Association　of　China　）　，而且还创办了“中华医学布道会”。基督教徒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前景是无比广阔的。
浸礼教牧师李提摩太是威尔士人，他曾于1877　年至1879　年在山西贩济灾民。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认为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文明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饭依西方文明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西方式的人类进步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慈善工作，特别是教育，则为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者。李提摩太自1891　年起担任“同文书会”的总干事，致力于向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宣传革新的思想。他的同道有来自美国乔治亚洲的传教土林乐知（Young　J　。　Allen　）　，后者曾从事过翻译和编辑工作，白1868　年起在上海开办《　中国教会新报》　，后来又改称《　万国公报》。这份杂志聘请了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担任编辑，向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时事消息，对后来19　世纪末的那场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就像王韬、容闳一样，传教士的改革主张也只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不过是通商口岸地区的产物，对广大农民或缙绅阶层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凯觑中国边境的领土，出于某些原因，这种敌对势力自1870　年以来大大增强了。在欧洲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英法等民主政体国家走向了殖民扩张。欧洲列强的国民刚刚通过不断发展的城市报业同世界大事联系起来，因而都对国家进行海外掠夺抱有不同程度的热忱。这一切都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导合理化了，即种族和民族必然为了生存而竞争，而且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去。有些行政官员意识到身负“白人的重担”，这种理想与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可谓同出一辙。报纸的读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变成了当事者，他们往往因每日新闻或惊或喜，群情激奋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由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很明显中华帝国的边境变得模糊起来，换句话说，变得不够稳固了。地图通常是不可靠的；历史上对一块领地的归属也常常有不同看的法，并且，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也日渐产生了动摇。不但疆域不再确定，清政府对于朝贡国的宗主地位也变得若有若无。毕竟朝贡体系这种防卫制度，主要是以儒家道德和文化的优越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清政府或是为附庸国的骚乱承扣责任并向激怒了的外国人赔款，或是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司法统治权。在面临这一选择时，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诱责任不肯付出赔款。就这样，琉球群岛、台湾、越南、朝鲜以及亚洲中部地区逐渐成了外国列强殖民扩张的绝佳目标。
沙俄进退中亚细亚
自1870　年中国清政府的最西北边境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中国新疆）受到侵犯以来，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便受到极大的威胁。满清政府有三大战略要地，首先是哈密（喀穆尔）一带的地区，此地为穿过沙漠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进入亚洲腹地的枢纽。哈密地区及以西的其他重要地区曾是满人向西进行军事远征的后勤基地，也是政府行政官员和那些协助清政府征服并统治中亚突厥语系同盟的大本营。
第二个战略地区以位处阿尔泰山山脉之南和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大草原为中心。该地曾是西蒙古准噶尔人的故乡，在18　世纪50　年代这个部落灭绝之后，这地遍布了囚犯隔离区和军事要塞，由军事首脑在主要城市库尔加（Kuldja　）进行统治。在当地及其他边哨上，中国用茶叶、丝绸和棉织品同哈萨克部族及其西北地区交换马匹。
清政府对第三个战略地区的控制最为松散。这一地区由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谷上的绿洲城市组成，有时根据其主要绿洲及其在贸易通路上的核心地位被称作喀什。当地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多是穆斯林，这同西部绿洲贸易城市的情况十分相似。帕米尔地区一东一西这两处中亚地区通过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紧联系起来了：它们都曾相继受到蒙古察哈台汗国的统治；13　和14　世纪都曾受到帕米尔帝国的统治；以后又从14　世纪到17　世纪受到蒙兀尔人的统治―　这个好战民族虽然讲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却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一地区的最后统治者是祖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氏族成员，即霍加家族的成员，他们曾在17　世纪末的许多绿洲城市中极有势力。这样，喀什的霍加族统治者就同帕米尔地区西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可从后者那里求得支持。这个家族被清政府迁出这一地区后，其后裔就藏匿在浩罕（Khokand　）以及山左以西地区。浩罕汗国成为商贸发展的中心，并通过向清政府朝贡发展了贸易。这里同时也是反清暴乱的根据地。清政府在喀什的首脑曾赐予当地约270　名首领以“汗”（hun）的称号，分配其土地和农奴，这样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名义上归属清政府的统治阶级。不过由于他们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因而是很难约束他们的。到了1860　年，这时清政府仅仅统治了一个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成为不断扩张的沙俄和大英帝国的侵略目标。特别是沙俄，穿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大草原向南部和西南方向不断进逼，企图兼并西部的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一则为了该地的棉花收成，二则因为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个地区可以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同时，清政府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控制则相当薄弱，两地相隔有3500　英里之遥，靠释站往来消息要用6　个星期。这种措施只是出于传统上对西部蒙古边境的战略考虑，而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862　年穆斯林在中国西北的叛乱，由于得到了浩罕地区霍加人的支持，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逐渐演变成一场起义。浩罕国的阿古柏汗当即掌握了权力并统治了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在其统治下从1865　年到1877　年一直是独立的穆斯林领地。为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沙俄军队于1871　年进驻伊犁河谷并战领了霍加的商业中心。他们对占领该地蓄谋已久，早在1851　年就同当地有着相当正规的贸易往来。沙俄向清政府保证，一旦后者重新确立在伊犁的统治，他们就会撤离此地。
就这样，清政府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尽管左宗棠在1873　年率兵镇压了西北穆斯林的叛乱，但是他的军队主要是在甘肃省，同阿古柏在喀什的首府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到洛杉矶之间的距离。这其间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一支商队须走几十天才能到达。同时，中国还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对这场危机清朝有两派不同的战略意见。李鸿章一派主张“自强”并主张沿海岸线防御海上侵略，而左宗棠一派则计划再次征服亚洲腹地的不毛之地，这项计划因耗资太大遭到了李鸿章一派的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意见可行并准予实施。中亚是清政府传统上用来抵御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为此曾一再拓边西进。为了祖宗先皇就必须重新古有这片地区。左宗棠在上海办起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大炮，并在兰州建成了军火库和毛纺厂。同时他命令军队在当地屯田，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来满足一部分军队的衣食需求。他在甘肃建立了一块基地，并由此不断向西推进。1876　年，左宗棠的军队穿越沙漠攻取了乌鲁木齐及其他战略要地，并对北部地区讲汉语的穆斯林“反贼”大开杀戒，然后大军驱人塔里木盆地，对待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比对边境叛逆较为宽和。阿古柏于1877　年死去。到1878　年，左宗棠重新占领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
清政府因其辉煌战绩要求沙俄撤出伊犁。第一位满洲使臣在同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愚蠢，作出了太大的让步，以至于朝廷威胁要砍他的头。这样的外交使双方都极为愤怒，甚至彼此以战争相恐吓。但是危机过去了。1881　年产生的另一条约使沙俄得到了更多的赔款，但是中国也收复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二1884　年中国土耳其斯坦成为一个省，命名为新疆，意为“新的占领地”。这一结局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的自信心再次高扬起来，同时保守派也由此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认定中国能赶走外国侵略者，并且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抵制西化。
滞后的中国外交
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呢？自1861　年以来就有西方官员居留北京，但是直到1877　年中国才派出驻外使节。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及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一旦北京进驻了一批不需叩拜的西方使臣，皇帝的威严就会动摇，外交关系则变得格外屈辱。在政治中这一受了伤的尊严就被利用了。李鸿章等主张西化的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势力增长，而死硬保守派则认为任何同外国人的往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对主张西化的人进行严厉谴责，后者则不得不对此加以包容，而这恰恰最好地遏制并平衡了西化论者的势力。慈禧太后因此采纳双方意见并在这种相持局面中坐收好处。
外国扩张主义者也从清政府的优柔寡断中得益，如日本处理台湾土著杀死琉球群岛居民的事件就是一例。尽管琉球群岛自1605　年后即处于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但它并非日本的附庸领地，从前一向是附属中国的。然而，总理衙门颧预之极，竟对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不加置疑，更糟糕的是，反而为了免向日本交付赔款宣称不为台湾土著负责。于是，复仇心切的日本武士便在1874　年攻人台湾；虽然战火未燃，但中国为了让日本撤军，又不得不交付偿金。李鸿章等人指出如果中国在日本派驻使臣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耗费财力的事件。1875　年，在英国人试图开辟一条陆上贸易通道从缅甸入侵云南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英国翻译被当地武装民众杀死。英方要求中方支付赔款并向之道歉、规范中外交往条例，同时在贸易中做出让步。全部这些条件都包括在1876　年《芝呆协定》　的最后议定条款之中。中国第一位驻外官员郭篙煮于1877　年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致歉。他是湖南人，翰林院学士，也是曾国藩的朋友。他在从伦敦送回的报告中盛赞铁路、电报和矿井，并且他发现有200　余名日本人在英国学习技术，他对此极为欣赏。郭篙煮公然宣扬西化激怒了死硬派，这些人对他大加低毁，这样他不得不于1879　年离任。不过这时中国已向美、德、法、日、俄及英国等国均派遣了公使。
中国不愿向外国派遣使节是因为这无疑承认了外国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中国政府十分为难。但是，一旦外国列强兼并了中国的附属领地，再自欺欺人就会导致危机。在越南的情况就格外说明问题。西方的入侵，附庸国的软弱，再加上中国无力行使西式宗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一起摧毁了旧式的朝贡制度。
二、中法战争
以河内附近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北越曾于公元前111　年被中国汉朝兼并，直到公元939　年之前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尽管北越人不讲汉语（越语同泰语相似），而且其主要文化特质也与其他东南亚民族相似，但是中国的文字、儒家经典与家庭教育、考试制度、官僚体制及中央集权制都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越南统治者自939　年以后就按时向中国朝廷进贡，并继续效仿中国的律法和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是仅次于朝鲜的朝贡国。
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