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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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北越运送必要的物资支援在南越的战斗。我说这样做的确会严重地干扰北越对南越的战略物资渗透。
但是，比现在所运送的少得多的物资就足以保证北越对南越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据估算，在南方的北越军事力量除食物外每天只需要十五吨左右的物资。这与北越每天五千吨的实际进口能力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况且，北越的进口能力还远不止于此。据估计每天通过港口、中国边境的公路、铁路可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
目前大量的物资均通过海防港进口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军用物资，如卡车、发电机和建筑设备等。但是，这些物资也仅是北越全部海上进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所有的军事装备（据可靠情报分析，这些装备总量达每天五百五十吨）都从海上进口。这种对海防港的过分依赖只是出于方便而非必要。因为海防港被证明是最方便最经济的进口途径。如果它和其它港口被关闭，根据不切实际的设想，关闭港口将会限制所有的海上进口。而北越仍可通过铁路、公路、河道维持每天八千四百吨以上的进口。更进一步地说，即便由于空中打击使它在公路、铁路和江河水道上的运输量减少百分之五十，北越还是能够保持其目前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由于每天进口的军事物资的总量远比这少，因此，很明显，切断海上运输线并不能迫使北越在南越的军事行动降至现有水平之下。
北越的海岸线绵延近四百海里。很多地方都适合进行海滩活动。在海防港布雷或彻底摧毁海防港的设施并不能阻止外国船只在沿海卸货。全力封锁这些驳船，甚至不惜冒破坏一些外国船只的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迫使北越将海运转向陆路，全部依靠共产党中国。而北越和中国的共同边界大约有五百公里长。
反对扩大空中打击的事实很清楚，大家要做的只是认真看一下统计数字。但是我的证词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参议员霍德华·坎农对我们讨论的议题没有兴趣，他把矛头转向我，指责我在对越南的军事部署方面总是不情愿遵循军事人员的劝告。他说：“很久以前，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这些目标——就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并提出。我很奇怪，你是否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缺乏信心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军事目标和战争事务方面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我回答说：“宪法将统帅军队的职责交给一位文职官员——总统。我确信其目的并不是让他盲目地听从军事参谋们的建议。因此你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总统有时会做出与军事参谋人员的建议相反的决定。”
我继续说道：“宪法规定当军事统帅进行军事决策时，军事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也应参与行动。当然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否有信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是参谋长了。”
从这时起，会议转向白热化。从我和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的交锋可看出当时听证室里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
“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这个听证委员会面前，没有一个与会者（他）曾说过，批准那五十七个目标就会对缩短战争进程有任何重大影响。”
在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漫长、严酷的听证会即将结束时，我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这是一个呼吁理智的发言。
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悲剧性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使利用某种新的空中行动对北越实施打击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虽然这种期望很诱人，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幻想，追寻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无益的，还会给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小组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份报告。报告严厉谴责了我在战争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宣称“谨慎地控制和对可选择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已使我国空中打击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战果。”参议员们总结道：“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要求我们的地面部队继续他们在南越的战斗。除非我们准备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理智和审慎的思考要求关于战争的决定应与专业军事人员的判断保持一致。”
听证会后不久，就有传言说我的证词几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引发了一次“起义”。几年以后，一位报界人士马克·佩里写道，在我参加听证会后，厄尔·G·“巴斯”· 惠勒招集了一次参谋长们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全体辞职。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海军作战参谋托马斯·H·穆勒上将很快否认了这一报导，我对此也表示怀疑。
但巨大的分歧确实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它们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付出了代价。厄尔·G·“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经受了严重的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尔·G·“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岗位，在私下的会议或公开的听证会上提出他的意见，他的态度是直率的，但并不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正如他在约翰·斯坦尼斯听证会上所表现的那样。曾与我共事达七年之久的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也都一如既往，继续为他们的国家和统帅忠诚地服务。
在这段时期，总统顾问班子中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不断加深，这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两个材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尔姆斯送给总统一份他个人对轰炸效果所进行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来，我们每个月对北越出动一万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尽管有这样大幅度的升级，“尽管河内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经济损失和由于我方提高空中打击而造成的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大量问题。他们仍然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同时继续支援他们对南方的侵犯，实际上军事和经济物资的运输量还在不断增加。”
两周后，九月十二日他又送给总统一份附有三十三页报告的特别备忘录，这份文件最近刚刚被解密。备忘录中提醒总统：“附加的文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它的存在时，因此我密封后才交给您。”备忘录里写道： 由于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涉及很多方面，而我的职责之一是考察会出现的某些可能性。因此，最近在国家评价办公室，我请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试图阐明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利害关系。他选择的回答方式是写了一篇题为《在越南失利的含义》的文章。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这份材料没有给也不打算给任何其他政府官员看。
在没有指出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咨询了他所在部门的三十个或更多的人。他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这样一个困难的题目而言，文章表明了在这些被咨询的人中，其看法比预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将在此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并不试图辩论现在是否应该结束或继续战争，我们也不是失败主义者。它仅仅针对一个假设的问题，该问题是作者为自己设计的，即：就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言，一个不利的结局将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赫尔姆斯说这个报告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的确不假，在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之后，文章总结道：前述的讨论已广泛地涉及许多方面和诸多可能性，任何过于确切的结论都将会歪曲我们的宗旨，同时也超出了一个严肃的判断允许的范围。下面就是这篇文章试图表达的主要的实质性内容。
a．在越南的失利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这将限制美国的影响力，损害我们的一些相关利益。这些利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目前很难确切预料的。
b．或许最终的结果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为许多地区的秩序和安全行使职责的能力。
c．最大的潜在可能是自我伤害：内部的纠纷将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充分地、明智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和资源。
d．这种能力的降低会对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产生最大的影响。该地区的某些国家可能会面对国内的骚乱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并由此导致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同样的影响在其它地方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会比较容易控制。
报告以这样的词句结束： 任何诚实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接受在南越的失败、那么在那一地区继起的新的同类危机中它将不必再付出代价。但是，一个曾经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并拥有军事强国威信的世界霸权，一旦其地位受到削弱，对它支持的一般安全体系来讲，当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损害。在越南这个案例中，继续战争将明显引起直接的损失，而承认失败则要冒最终的风险，但要权衡两者的得失，却似乎又缺乏一个公认的尺度。那些不得不进行这种痛苦选择的人们可能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这里所做的分析能够全面推进讨论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一种趋向：相对于以前大部分争论所得出的结论而言，承认失败所承担的风险或许是更有限度和更易控制的。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份备忘录，据我所知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从未将它给任何人看过。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件事实本身就揭示了总统不够坦率的性格特征，从而导致对越南问题的决策失误。一位总统最亲近的顾问，在有关这类问题的一份手稿中写道：我无法确切地描述林登·B·约翰逊总统决策方式的弱点，他不喜欢由集体合作做出决定—— 他更愿意单独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无论何时他从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全部底牌。例如：他不情愿尝试接受“和平期限”，注定了暂停轰炸的失败。总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造成我们对越战争决策不利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不时地在政府控制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出来。
林登·B·约翰逊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时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让一位高级顾问提供备忘录，对战争中的基本策略进行质疑，却又不允许他与其他同事对此进行探讨，这当然不会把政府管理好。人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它的例子证明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独裁特征”，但是我认为把一个总统的失败仅仅归结于他的某种个性特征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他的部下应该想出办法弥补其领导者身上的个性缺陷，我们有责任去发现政策中的矛盾，揭示这些矛盾，讨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我们就可能改变政策。
迪安·腊斯克的秘密备忘录说明，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高层分析家们都相信，当时我们应该从越南撤军，以避免使美国和西方安全受到永久的损害。在我开始接受约翰·斯坦尼斯小组委员会的询问时，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的分析报告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可能通过轰炸北方而赢得这场战争。我五月十九日的备忘录也曾指出，我们将在越南南方继续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却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
面对这些情况，将如何解释：为什么政府没有更加努力去寻求和谈和仔细考虑撤军？回答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对战争的进程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许多有影响的国会成员和公众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总统被这些因素所左右。
这种反对者在九月七日对我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在辛迪加所属的一份报纸的专栏中这样写道： 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厌烦了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欺诈、决策失误和专横自大。这个人在越南以及任何其它军事问题上从未正确过。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在约翰逊政府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其最明显迹象是：军方人士似乎第一次敢于发表反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这一点最近经常被人们提到参谋长们敢于公开反对他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只能意味着，人们已确切地感觉到白宫正在放弃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支持。
巴里·戈德华特写下了这篇文章。
实际上，在听证会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约翰逊政府正在与河内紧张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外交接触，这个代号为宾西法尼亚的秘密接触开始于七月，持续了三个月，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美国与北越代表在巴黎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六月中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几天暂时的离开后，我回到五角大楼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大堆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其中一份是给迪安·腊斯克的，带有一份给我的副本，电报是在巴黎的亨利·基辛格发来的，他正在参加帕格沃西会议——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他说，他刚刚进行了一次或许我们会感兴趣的接触。他遇到一位名叫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法国人，此人打算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为和平创造条件。还有一名叫雷蒙德·奥布拉克的法国人，当亨利·基辛格表示愿意和华盛顿商讨此事时他也要参与进来。现在亨利·基辛格想征求我们的意见，看如何答复他们。
我打电话给约翰·T·麦克诺顿，问他们对这个电报采取了什么行动，他说没有。
我问他认为应该怎样做。
“你怎样想？”他谨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尝试去打开谈判的大门，但都没有结果。这很可能又是一个夭折的纪录。”他说：“不过，既然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何必不试试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会带着这个电报去参加星期四与迪安·腊斯克和总统的午餐会。
当我在第二天的午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迪安·腊斯克和总统都说：“噢，鲍勃，这是又一个死胡同，我们以前碰到过多次了，忘了它吧。”他们这样想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这种事很明显属于国务卿的工作范围，我最终还是说服他们让我来处理。我向他们保证我将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来进行，不会使美国政府感到难堪。
然后，我开始与亨利·基辛格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第一步，我先得查清雷蒙德· 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背景。调查的结果是：雷蒙德·奥布拉克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者，马尔科维奇是个科学家。几个星期之后，奥布拉克显示出他政治上的精明，他是胡志明的老朋友。胡一九四六年在巴黎与法国人谈判时，曾住在雷蒙德·奥布拉克的家里，并且他还是雷蒙德·奥布拉克女儿的教父。
与此同时，我征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见，询问他我们应怎样着手工作。他表现得极为杰出，在与北越接触和对他们所提建议如何反应等问题上，他都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此外，他还证明了他是双方信息准确的传达者。
七月上旬，我们的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当时我确信应让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去河内，我们要求他们重新向河内提出方案A和方案B。根据这两个方案，如果北越做出采取相应行动的许诺，美国将暂停或终止轰炸。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于七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