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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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在对示威的报导中曾这样说： “虽然从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着出现暴力冲突的可能，但始终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见诸报道。”
我在大楼的顶部和其它几个有利的角度注视着整个事态的发展。几年之后一名记者问我当时是否感到害怕。当然，我的确很害怕，一伙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险的，所幸这次事件有惊无险。但我却不得不想到，如果这些示威者更有纪律一些——像甘地那样——他们就会达到封闭五角大楼的目的。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楼周围的马路上，那样我们将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很快地将他们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楼的开放。
林登·B·约翰逊总统继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有助于他在战争决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变。他征求了麦乔治·邦迪的意见，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开会讨论。
麦乔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立场——在以下陈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认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样正确。在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反映了后来“哲人”小组成员们的一致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乔治·邦迪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对总统提出劝告：“我不打算过多地倾听那些远离战场，只花费一天时间匆匆浏览一下相关材料的人的话。”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那些虽然很杰出，但是只了解部分情况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围坐在内阁会议室巨大的办公桌旁的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这里的全班人马。那时的“哲人”小组成员曾敦促总统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掌握之中。保罗·霍夫曼、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众所周知他们反对总统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请。鲍勃·洛维特和杰克 ·麦克洛伊也不在场，他们被邀请了，但未能参加。现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奥马尔·布雷德利、麦乔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尔特·迪安、杜·狄龙、阿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国务院官员鲍勃·墨菲和马克斯威尔·泰勒。
当总统宣布会议开始时，他列出了五个问题： 一、除了在越南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关于北越，我们是否应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在港口布雷，摧毁堤坝，或者我们应全面限制对北越的轰炸？
三、我们是否应对和谈采取被动的政策？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和谈，还是应放弃和谈？
四、我们应从越南撤军吗？
五、我国政府应采取什么积极的步骤联合本国人民并更好地与之交流呢？
林登·B·约翰逊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以他一贯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够使 “哲人”小组成员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关键材料。在前一天，“哲人”小组成员们听取了厄尔·G·“巴斯”·惠勒和乔治·卡弗的简短介绍。这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对战争一贯持乐观态度。除此之外，“哲人”小组成员们没有看到任何书面材料，特别是没有见到海军少将拉罗克颇具说服力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更没有看到理直德·赫尔姆斯的分析：即美国从越南撤出所冒的风险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样令我失望的是，总统也没有向“哲人”小组成员出示前一天我给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阐明了我对美国在越南所处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对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处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断。我在备忘录的附信中，指出了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我说：“在东南亚继续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危险的，这将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并招致美国人民的不满。”同时，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对总统来讲，在越南问题上放弃我们传统的做法，改变事态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但那正是我所建议去做的：“在备忘录中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对我们的现行方案而言）。”
我告诉总统：“这份备忘录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接着我指出，“由于这些观点可能与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没有给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或厄尔·G·“巴斯” ·惠勒看过。您看完后，如果希望我与他们讨论并向您汇报我们的共同建议，我将照办。”我希望总统在研究了我的备忘录后，会让我将它发给我们高级军职和文职助手们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我知道我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们的确提出了我们必须给以解答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希望的事并没有发生。
在备忘录的开头，我展望了即将来临的一年。我强调说，我确信：“从美国的公众利益着眼，继续我们目前的战争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在一九六八年接近胜利，更不能阻止美国人民日益减少对我们卷入越南的支持。”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面对增加陆军部队的要求，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其结果自然是使美国一九六八年的伤亡人数成倍增加。我引证了我们所做出的最可靠的分析和估计：“死亡人数大约要增加一万五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受伤需要救治的人数将增加三万至四万五千个人。”
我又一次重复了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对轰炸的看法：它既不能使南方的军事冲突低于现有的水平，也不能挫败北方的战斗意志，我强调说： 除非他们确信不会胜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指望用来摧毁北越的意志，这种确信只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准备长期留在越南以保证南方人民的独立选择时才会产生。但不要期望敌人会比美国公众更早地得出这个结论。由于缓慢的战争进程和对不断升级的担心，美国公众的信心已受到挫折，他们怀疑是否已对所有通往和谈的途径都进行了真诚的探索，而不只是做出寻求和谈的表面姿态。几个月之后，我们将在扩大战争和丧失美国人民对越战的支持两方面都将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同时，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也会不断高涨。
因此，在我看来，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能否坚持在越南的行动，直至达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
我着重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使冲突得到迅速解决的建议——通过扩大地面战争和空中轰炸的规模，除了冒扩大战火的危险外，并不能带来什么合理的希望。因此，我认为唯一切实可行的计划就是，一方面稳固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向北越证明，我们对北方的空袭并不会阻碍导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对话。对此，我提出以下具体步骤： ·宣布一个稳定政策。
·在年底前停止轰炸北越以便寻求和谈。
·考察我军地面部队在南越的作战情况，以便减少美国的伤亡。将大部分安全保障的责任转交给南越政权的武装力量，并让他们了解战争的破坏作用。
“哲人”小组成员们无法知道所有正在进行的这一切。因此在缺乏近期资料的情况下，他们对越南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先人之见决定了他们的回答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关于在南方的地面战争，他们看到巨大的进展和改进，因此敦促总统进一步加强目前的计划。关于轰炸北越，除了乔治·鲍尔外，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应继续进行。关于谈判，十一人里有八人指出，共产党人将永远不会做出让步，一旦敌人意识到他们决不会胜利，他们自然会减少敌意并最终放弃。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撤退，他们的回答全都是：不。最后，关于怎样联合美国人民，他们的建议是，强调“隧道尽头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战斗、死亡和危险。
这次会议及其结果代表了美国确立对外政策时的集体智慧。这些在各个领域里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曾花费了过去二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应付了冷战的挑战和危机。如果他们的感觉仍停留在取得的成功之上，再加上埃尔斯沃思·邦克和威廉·威斯特摩兰不断报告越南战事的进展，又怎么能够指望总统挣脱他们已定形的思路之网，去面对我几天前摆在他面前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和选择呢？
我从未就我的备忘录得到总统的答复。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总统送给迪安·腊斯克一份我的备忘录的副本，想了解一下他的反应，同时告诉他不要给任何人看。总统还让沃尔特·罗斯托在略去作者姓名的情况下，将备忘录的内容透露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马克斯威尔·泰勒、威廉·威斯特摩兰、埃尔斯沃思·邦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阿贝·福塔斯，并让他们进行评论。
直到着手进行这本书的准备工作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并知道了他们的反应。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代表了一个极端，他几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另一个极端是阿贝· 福塔斯，他认为，备忘录的作者或许过多地目睹了反战示威游行。
“该分析和建议”，他写道： 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评价，以及从该评价所产生的结果中得出的否定性假设。我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想不出比它所建议的方案更糟糕的东西了无疑它将会在这个国家引起撤军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对它实际上是什么给予充分的估计，这是走向撤退进程的第一步。根据我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内反战情绪进行安抚，而只是对它的放任和回避（这种回避也是应该的）。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欢这个备忘录。他写道：“我不同意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我相信，该方案提供的行动步骤将会妨碍而非推动争端的解决。”对于我停止轰炸的建议，他说道：“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他主张，“稳定在这里的确切解释就是：在放弃和沮丧的观念支配下，去寻找我们走出冲突的道路，而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他最后说：“总统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要求，这种结束应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为前提，我们的目的是：挫败中国和苏联支持下的北越对南越的侵犯。
总统并未征求麦乔治·邦迪对备忘录的意见。麦乔治·邦迪交给总统一份内阁会议讨论概要，他提请总统进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够确立某种逐渐降低费用的模式，从而使战争坚持五至十年。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员们预言过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写道：“那就是我们根本不打算以现在这种战争速度持续那样长的时间”。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努力使人们对这个如此尖锐、并明显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顾问班子的问题进行全面、公开的辩论？或许他的失败就植根于他意识到越南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不存在什么满意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办法使他的顾问班子保持一致，或许，他曾清楚地看到改变战争方向的决定权就在他自己手中——但这是一个他不能让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备忘录只完成了一件事：使两个互相热爱、互相尊重的人——林登 ·B·约翰逊和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爆发的顶点。几星期之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通知我被选为世界银行总裁，我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离开了国防部。
我不知道在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还是激愤，或许二者都有。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发展中国家很感兴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讲话，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某阶段时，它便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购置更多的军事武器为自己买到安全。我们现在就已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相信，国防支出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可形成两条上升的曲线，在到达某一点之前，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之后，曲线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断美国到一九六六年会达到曲线的平坦处，我相信我们现在已到达了这一点。
我告诉编辑们，与增加军费相比，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真正需要并要求我们帮助的国家，但提供帮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们愿意并能够自助。”我提到，穷国与富国之间已经很危险的距离仍在扩大，在一些国家中财富正在制造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并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总之，我相信，我们应通过把更多的美元从军费中转到对外援助上来，以便获得国家安全。
在战争年代，人们大概不会指望听到一位国防部长说出这种话。这次讲话遭到国会中鹰派的猛烈抨击，给总统（他对此并无明确态度）带来很大的烦恼。但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给乔治·伍兹那样的答复。当时，刚吃过午饭，他告诉我，他作为世界银行总裁的五年任期即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他希望我能够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但同时告诉他，我曾告诉所有向我提供工作职位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华尔衔的合伙人在一九六七年向我提出了每年二百五十万美元薪水的一个职位——如果总统想让我留在现在的位置上，我将不考虑其它建议。
当时，我曾把与乔治·伍兹的谈话告诉了总统。总统一直没再和我提起过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总统突然问起这件事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仍对乔治·伍兹的建议感兴趣，但只要总统需要，我会留在国防部。
“你应该得到这个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总统说，“我的责任是帮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权限之内的任何东西。”
“人们对总统负有责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说。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十一月八日乔治·伍兹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乘车到白宫，我要在那里参加一个午餐会。乔治·伍兹说，银行的新总裁很快就将被选出，他想告诉乔·福勒——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行长，他负责提名——我就是他提出的候选人，但直到几年后，乔治·伍兹才告诉我总统和乔·福勒做了什么。在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出我的名字之前，乔·福勒去征求总统的意见，乔治·伍兹说他自己想做世界银行的总裁，因此他告诉总统，按照惯例要提出三个名字。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好吧！那三个名字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
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金融时报》登载了我被提名的传闻。两天之后，乔治·伍兹和世界银行的五名董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B·约翰逊总统宣布我将离开五角大楼去世界银行。
最大的讽刺是我不知道总统自己是否确切地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分手？这种分离是怎样发生的？他知道我对政府和他都是忠诚的。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感觉得到他对我怀有同样强烈的感情，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没想过我会辞职。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使他感到宽慰。
那么，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虽然报纸报道了这样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