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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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处置失当，大部分无疑地由于它离行动的场所太远。斯大林和他的同僚缺乏瞬息可达的无线电通讯手段，要想单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上海那样混乱的地方策划史无前例的革命暴动，那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计划也被它自己先前的行动所挫败，亦即共产国际先把集权的苏维埃式的政党机器教给了国民党，使它比一个公开的西方式议会政党难以渗透和颠覆得多。最后，共产国际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当了替罪羊。他在1929 年被开除出党。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决裂，是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借以巩固国民革命成果的一项办法，他不等到实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农民生活就刹车了。南京政府获得的这种巩固，再加上制止叛乱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能够完成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开始实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前提。1928 年春，蒋率军继续北伐，从长江向北京挺进，于6 月间将其占领，改名为北平。11月，东北的青年军阀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法统，从而完成了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同时外国纷纷同南京政府缔结条约，使国民革命获得国际承认。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可以当作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片段。这就是逐步动员中国人民，使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在实现全民动员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方面，国民革命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日后给共产党人提供了机会。
第10章 南京政府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由来已久的通例，即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谴责。南京关于袁世凯和军阀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时代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封建落后、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弊端达到了顶点。然而，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10 年是1912 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一时期本身，它是两段乱世间的间歇期，前一段是军阀为患，后一段是日本侵略之灾。
现在回顾起来，南京时期最值得体味的特点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的一些现代事物是相当肤浅的。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的那个现代中国，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续存在。但由于语言的障碍、物质生活水平的悬殊以及社会的禁忌，这个旧中国是同我们隔绝的。美国人没有直接接触这古老文化的大量残留物。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通过现代中国的媒介获得的，其中包括受过教育的名流、铁路和轮船的交通线路、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书籍报刊，以及从西方吸收的概念和兴趣。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中国现代生活的代表人物——金融家、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人力车夫（一项新职业）以及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新社会的参加者，而这种新社会则在中国土地上体现了新的世界文化，如识字通文、电讯交通、现代工业、世界市场以及群众运动。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而且外来的异族文化传统扎根于其中，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往往现代的中国人也不能理解。
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误认为中国现代那层虚饰的薄盖就是中国生活的全部。这种误解是特别容易产生的，因为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被中国社会的最上层人物——富翁、官僚和文化阶层——所垄断。主宰着政府、银行、教育、报纸和官僚的，是新的一代人物，其中许多人确实懂得英语，因而更易于按照西方方式来处理中国所生疏的问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仍为一小批统治阶级所主宰，而在华的外国人因享受着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也已成了这个统治阶级机构中的一部分。
政治发展情况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一批中国学者、商人和官员要在中国旧社会的废墟上运用外国的技术（财经上的、军事上的乃至思想意识上的）来建立一个新中国，似乎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这个新国家是个多么虚有其表，从一些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来。从公路的里数讲，中国（1943 年有78 ； 850 英里）约等于西班牙（ 1941 年有77 ； 574 英里）。从铁路里数讲，1942 年的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共12 ，036 英里）小于伊利诺斯州（ 12 ，967 英里）或意大利（14 ； 384 英里）。从纱锭数目讲，中国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所能使用的电报线长度（1943 年59 ； 275 英里）超过意大利（1938 年41 ； 354 英里），但不及法国（1937 年229 ，000英里）的1/3。如果再看看物质因素不那么强的事业，则中国（人口约4。5 亿）中学生总数1 ； 163 ； 116 名并不比伊利诺斯和纽约两州（人口约2300 万）的中学生总数1 ，077 ，000名多多少。
不管我们怎么看，国民党中国的装备和现代工厂规模都不大。它的工业产量小于比利时，它的海空军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设备方面抵不上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然而，这小小的、比较无足轻重的现代美国一个州里的东西，却要在一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上分摊给富有活力的大批人民。所以南京面临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是很难解决的。
一党专政。1927 一1937 年的10 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现代的政府。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党袭用了孙逸仙提出的政府五权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其中行政院设外交、经济、交通、国防等12 部，立即成为使其余各院相形见细的最主要的院。考试和监察两院是孙采用前朝科举和监察传统的结果。在实际执行时，监察工作的传统被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和党双方都拥有的权限很广的秘密曹察。孙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军事统一、政治监护和宪法民主）的理论，在1929 年宣布国民党专政时的训政时期开始后被付诸实施了。
自从1924 年1 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采用了苏联式的组织体制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机关。政府高官由该委员会遴选，并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员。立宪政治被延期实行了。国民党的各部如宣传部、社会部、侨务部或组织部都作为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执行任务，但形式上则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政府的。因此党和政府变得不可区分。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成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丧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早期党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它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它用于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都被缩减或废除了。同样，工、农、青年、商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也是如此。这些群众运动曾经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支持北伐，但现在南京当局对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看不顺眼了。他们阻拦学生运动，把20 年代中期的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打败军阀的有效工具；但这时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掌了权，可以组织力量进行控制了。由于抱着这种态度，国民党确实蒙受了党员人数减少的损失。到了1929 年后期，它的党员人数仅有55 万，其中有28 万是军人。上海的国民党员主要是官吏或警察。
收回权利。1928 年统一之后，民族主义首先在“收回权利”的运动上表现出来。这是想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努力。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规定修改治外法权和关税税则。到了1930 年，南京政府已签订了一些条约，把许多小国的公民置于中国法律管转之下，并公布了新的民法和刑法。旧日的上海会审公癣已被撤消，虽然英、美、法、日等大国尚未放弃治外法权。这一有希望的开端由于1931 一1932 年日本的侵略而突然中断，那时中国和其他外国认为保持列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对中外双方都有好处的。
同样，国民党新政府力求实现华盛顿会议关于改革关税的保证。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不能保护它自己的工业，或者从外贸中抽征超过约5 ％面值的关税。大部分能抽取的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指定作为支付外债和赔款之用。1911 年以后的关税实际上是替一个国际银行团征收的。南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来恢复关税自主权，并于1930 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到那时为止，庚子赔款已大部为各国所退还，就英美来说，它们同南京政府达成谅解，议定其余应退款项仍可由中国动用，主要用于教育事业。
曾经体现了不平等条约的外国租界，开始由中国收回主权。到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除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外，租界数目已从最多时的33 个减到13 个。外国在中国驻扎部队、停泊军舰和内河航行的权利仍旧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已成为国际上反对日本蚕食政策的措施。总的说来，南京政府已开始满足确保中国主权和国际平等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到了1937 年，损害中国独立地位的，主要并非来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1943 年终于废除了），而是来自日本。
蒋介石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逐渐强大的一个长期性因素，是日本不断企图用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政治行动，但削弱了国民政府采用军事以外的手段来领导人民的能力。
日本由于在1905 年击败了俄国，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那里除南部辽东地区外曾是满族的老家）取得了战略上的和满足他们爱国心理的重大利益。日本在中国这一地区承袭了俄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后，同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一起，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大豆的出口贸易，并在沈阳四周兴办重工业。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这扩张行动的抵抗愈来愈烈时，日本青年军官在其上级知情的情况下，于1931 年9 月在沈阳发动了一次事变，不久就占领了满洲的大部分地区。1932 年3 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满洲国，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统治者。日本从1931 年开始的进攻，迫使国民党继续实行军事化以谋自卫。它的财力物力用于军队，它的领导权落入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之手，它的各项政策变得更带防御性和军国主义化——提出“先统一而后抗战”（ “攘外必先安内”） ，而不是“通过抗战求得国家统一”。黄埔系的将领和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控制了各部，支配了政府的行动，而如果没有出现当时的局势，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做的。
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了一个军事领袖，因为他既迎合旧传统的需要，又迎合军阀政治的需要。蒋于1887 年出生在宁波附近的士绅家庭，1887年考进北京附近保定的中国第一所军官学校，然后又人东京士官学校4 年。他成了孙逸仙的信徒，参加了1911 到1913 年的革命活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在上海当了一名小经纪人，过着低微的生活。他的真正发迹是在1923 年孙派他去莫斯科时开始的。他凭狡猾的政治手段和冷酷无情的决心，给国民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能够应付并制服各个军阀的铁腕人物。在这方面，他是个用手腕和暴力创建一个朝代的传统英雄。1927 年为了避开治外法权的约束，他依靠同下层社会组织青帮的结盟占领了上海。这种结盟的恐怖统治是以反共开始的，其后又带有同资本家作对的性质，利用威吓、绑架和暗杀从工商阶级榨取了大批款项供南京政府之用。掌了权的蒋介石是个党员，他严肃而热情地致力于中国的国家主义，把它看作同他个人的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在30 年代初期与汪精卫和其他资望比他高的国民党巨头分享权力之后，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惟一不可或缺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再加上南京政府由于镇压军阀和共产党军队而引起的国内问题，使蒋显得举足轻重。他曾被人们恰如其份地称为“军人政客”。在一个由军队和将领而不是由选民拥有最后批准权的国家里，他是顶有本事掌权的人。黛安娜？ 拉里从较广泛的角度进行观察，认为他代表了中央集权形式的“一党专政的军国主义”，是为“推翻地区性的武力割据所必需的。
委员长的大权终于以军、党、政三根支柱为基础。头几届黄埔军校活下来的毕业生形成了忠于他个人的“黄埔系”将领，控制了中国的新式军队。1939 年他成了国民党的终身领袖。他所担任的任何职位其办公地点都成为政府的决策地点。这一切不仅反映了蒋的才能，而且甚至反映了中国政界需要有一个现代天子来进行个人统治的愿望。
孔孟之道的回响。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这种教条的演变从强调民族主义原则开始，由此回过头去向民族遗产寻找能够支持中央政权的政治学说。蒋甚至在19 解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拿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作为榜样。正如玛丽？ 赖特所指出的，19 世纪60 年代复活儒家治国之道的榜样对20 世纪30 年代的国民党领袖们颇有吸引力，即使那次中兴未能保持传统的儒家秩序。
到了1934 年，名义上恢复了对孔子的隆重崇拜。同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通过重申礼义廉耻的古道德向人民灌输新的社会意识和尚武精神。由于这些古训充其量是意思含糊的，于是就颁布了应用这些古训于衣、食、住、行方面96条具体规则，例如：食勿喧闹，仪容端正，勿吸烟，扣好衣衫，勿随地吐痰，扑灭老鼠苍蝇，动作敏捷，使用国货。通过分布全国的约1300 个地方分会，这个运动力求以家长统治的方式引导每个人在生活中保持整洁。在1934 一1937 年间，其他许多活动利用这个名义纷纷展开。
极权主义的根子。蒋介石在美国的赞美者没有注意到，他也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信徒，而法西斯主义在30 年代则是一股影响未来的明显浪潮。劳埃德？ 伊斯门指出，当时纳粹德国的军官正在训练蒋的部队。他意识到国民党的革命已丧失朝气，想借鉴国外的办法来使它复兴，因此便在党内建立了秘密派系蓝衣社，那是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精干人员，都是誓死追随他的。蔽衣社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实利主义、民主、共产主义、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以及导致国家屏弱的其他一切病根。和他们欧洲的同道一样，他们极端忠于国家及其领袖，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这个法西斯秘密组织约有1 万名成员，有支部分布各处，其下又有小组每周集会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这处处想用军国主义化和独裁统治来拯救中国的做法中，新生活运动不过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形式罢了。另一种更可怕的分支机构是特务组织，是一个反共、刺探情报、采取恐怖手段的秘密组织，以专搞暗杀、忠于蒋介石的戴笠为头目。
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