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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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和少年时的同学畅谈完的那个晚上，李昌平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他拿起电话给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
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况，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明白，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就在几年前，他也曾写文章，对当时的县委领导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质疑，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县领导。
李昌平心里的话如鲠在喉，体会到说真话的苦楚让他左右为难。最后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当他提笔在纸上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从这时起，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第一部分 第43节：国脉（18）
他提起笔，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给朱镕基总理写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闪烁的灯光下，李昌平写出了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李昌平告诉朱镕基，棋盘乡的四万人口中，已经走了两万五千人。因为有80％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一百亩耕地中就有65亩被撂荒。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长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李昌平告诉总理，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简直重如“泰山”。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每年从农民那里收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
李昌平对总理说，乡镇干部如“蝗虫”，棋盘乡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农民怎么受得了！”
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而又触目惊心的数据描述了棋盘乡的“三农”危状：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凋敝和农村经济困顿。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李昌平向总理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李昌平太多的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去，他设想着这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这毕竟是个反常举动，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李昌平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2000年3月的第一个周，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农民负担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不禁怒火中烧。恰好此时县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他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李昌平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的气氛就顿时变得沉重了。接下来他的发言内容几乎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信。
李昌平发言完毕，他的“不和谐”声音让领导很生气；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一阵后，县领导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县委的新决定和县领导的“正气”态度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那封信发了出去。
信发出后，李昌平一边按照信里的建议思路着手棋盘乡的改革工作，一边静观其变、静候佳音。
2000年4月1日，中央调查组的两位同志来到了监利县，他们没有惊动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头，在当地展开暗访工作。在此后的4天时间内，调查组走访的情况正如李昌平反映的一样，有的还更严重。
第一部分 第44节：国脉（19）
中央调查组刚走，庞大的省市县调查组来到了棋盘乡，对棋盘乡的各项工作进行调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县检察院到李昌平工作过的地方调查他的经济问题；在县里开会，李昌平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基层干部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就等于告本地官员的状，就是给本地抹黑。
5月8日，农业部打来电话，说朱总理等人在中央暗访组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办法，希望棋盘乡大力改革，年底再来检查。
6月6日，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行到监利县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立即着手进行改革。至此，一场以棋盘乡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正式登场。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既得利益者做斗争，困难重重，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荆州市委某领导定性为该县“不稳定的核心”。李昌平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在监利无法呆下去，他不得不选择离开。2000年9月，李昌平给县里递交了辞职报告。随后他孤独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他这个乡党委书记也不得不像自己当初治理下的百姓那样背井离乡去打工。
一封信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李昌平的命运。之后，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像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真可谓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漂泊于江湖，欷？中他的悲情结局让人感到悲壮。
中国的根本问题
李昌平的结局可能太悲情，而他的悲情换来的却可能是更多人的悲喜。他让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如此般地关注过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他引爆了“三农”问题关注的新热点。正如他出走后两个月，在媒体组织的“2000年度人物”评选中，一位群众所评价的那样：“选李昌平（当年度人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不在于引发了当地机构的精简与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讲实话的基层官员。”
其实，李昌平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早在1996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就只身来到河南，记录其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2000年结集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他在书中疾呼，改善乡村社会“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在2000年前后，引起轰动的“三农”著作还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
中国农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城市的母体。农民的变动，就是中国的变动；农民的变动，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九亿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毛泽东很早就断言：“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的。”“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沉默还是怒吼，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着任何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拥护还是反对，决定着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还是死亡；农民是支持还是违抗，决定所有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李佐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月。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三农”如此之重要，而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的“三农”果真是到了如李昌平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岌岌可危地步了吗？甚至还如海外某些人所说的“三农”问题将导致中国崩溃那样严峻吗？中国的“三农”到底怎么了？
第一部分 第45节：国脉（20）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从1995年到1999年，中国粮食连续5年大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农业丰收，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理说这应该是农业形势大好的标志了。然而，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尽管对农业还有很多保护性的措施规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农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粮食连续5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则持续低迷达7年之久。种粮不赚钱，农民的主业似乎靠不住了，大丰收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拿“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来说，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9％，从1997年开始，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农民收入持续走低，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到了“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到了可怜的2。1％。
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2001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4。2％，2002年增长4。8％，2003年增长4。3％，虽然这三年农民收入较前两年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幅度和速度都非常缓慢，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2000年前后的3。23∶1。
农民增收困难，收入连续下降，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种田甚至亏本，土地被撂荒，农村公共事业越来越糟，农民就业受到限制，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悬殊，乡镇机构人员超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腐败和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日渐突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所有的“三农”问题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暴露出来。多种迹象显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已然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说，“三农”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坦言，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问题最大，让他头痛不已。
中国“三农”何以至此？除了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等这些直接原因外，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推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的“三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分析测算，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征用、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二元”举措，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高达30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不包括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信贷资金，也不包括过去农民为国家上交的各种税费。
“我们欠农民太多。”“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住：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要对得起为建国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国家政策要对得起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周天勇，《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17日。
虽然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却人为地把农民划分成为了“二等公民”。
“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400元，却要征收200—300元/人的人头税，农民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这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③《誓为农民鼓与呼——专访李昌平先生》，李昌平，小雨，《南风窗》，2002年12月3日。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工人有工会，艺术家有文联，工商户有工商联，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是个例外，他们没有自己政治上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③
第一部分 第46节：国脉（21）
由此看来，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历史问题，众多问题错综复杂，交织难解。
“三农”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变化的市场因素和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还跟中国“三农”所处的新环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中国宣布总体实现小康，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生活费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到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低了13个百分点，新增部分消费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方面，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明显减少。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却更困难了。
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