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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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号称巨额投资的“商业大片”，上映后却并不叫好；另一边却是完全由个人完成，从构思到制作不到10天时间的20分钟短片，上传到网络后却“好评如潮”。《无极》被“恶搞”后，“恶搞”之风一发不可收拾。互联网上“恶搞”大片的做法立即形成一股风气，《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中国商业大片无一幸免，都被制作成滑稽搞笑的视频短片，放在互联网上传播。

第二部分　第85节：寻乐（11）

　　　　除了“恶搞”大片外，从流行歌曲、热门电视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在2005年前后，在媒体上的文化新闻中，看到和听到最多的是“恶搞”的新闻。一会儿是“四大名著遭恶搞”，一会儿是“伟大诗人屈原被恶搞”，一会儿又是“孔子遭恶搞”“恶搞”之风愈演愈烈，几乎充满了人们的视听空间。

　　　　这些以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呈现出来的“恶搞”作品，完全以颠覆性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表达方式来解构所谓的“正常”，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震”，颇是新鲜好看。“恶搞”和“选秀”一样，成为21世纪之初中国的流行词，有人评价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新表现形式。

　　　　对于“恶搞”，正如“馒头血案”的作者胡戈所说，他不是第一个。在2000年初，一部叫“《粮食》”的短片曾在电视圈内部流传，这部短片采用1959年抗战故事片《粮食》的画面，重新配音剪辑，将鬼子抢粮的故事改编成了某电视台节目组之间争夺新闻片源的故事。2001年2月，照着《粮食》的思路，有人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两部影片重新编剧、剪辑、配音，制作了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短片。这部短片虚拟了某电视台内部“权力斗争”的情节，影片中的人物分别安上实际工作人员的名字，恰如其分、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些人的性格和语言特征。

　　　　2001年11月，在北京某演艺协会年会上，有人把《东邪西毒》、《大话西游》、《荆轲刺秦王》、《智取威虎山》等多部影片重新编剧、配音、剪辑，把当年发生的“中国加入WTO、冲击2002世界杯、申奥成功、9·11事件”等各个大事编排在一起，制作了一部19分钟的《大史记》短片，为晚会提供“佐料”。

　　　　由于这三部短片都出自电视台专业人士之手，在剪辑、配音、口型、音效、台词脚本以及剧情连接的完整性等方面均极为讲究。不少“内部人”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有趣、好玩，便纷纷以自己观看或收藏为由，要求备份光盘。备份得多了，这些短片很快被泄漏到互联网上，从2002年开始，有人把以上三部短片组合成“《大史记》三部曲”上传到网上，并以极快的速度流传开来。

　　　　经过2000—2002年“《大史记》三部曲”的孕育和铺垫，在2003—2004年，网络上陆续出现了《网络惊魂》、《007复仇记》等“恶搞”作品。其中《网络惊魂》和《007复仇记》这两部作品反映的是中国电信业两家企业的服务状况，颇具讽刺意味，带有明显的调侃和攻击色彩，将“恶搞”直接带入了商业竞争领域。

　　　　到2005年，随着胡戈“馒头血案”的问世，“恶搞”从小众推到了大众，“恶搞”之风劲刮猛吹。在接下来的2006年和2007年，出现了《春运帝国》、《新龙门票贩》、《后舍男生》、《正经秀》、《真人漫画》等一系列“恶搞”作品。从方言配音到电影剪辑，从“恶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到明星艺人，“恶搞”之风盛行至极。

　　　　在此期间，“恶搞”之风俨然已从一部分网友“没事偷着乐”的个体行为，变成了大众的集体娱乐，并渗透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不仅网络上出现了“恶搞”狂潮，电影、电视上也出现“恶搞”之风。2006年底上映的《大电影之数百亿》，据说投资了1000多万，以幽默颠覆性的手段“恶搞”20部大片，堪称是中国“恶搞”史上的“最大手笔”。在2007年某卫视的春节晚会上，小品《菊花台上的夜宴》把《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和《三峡好人》三部影片融合在一起，对其进行颠覆演绎。就连中央电视台的名牌电视栏目《电影传奇》，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超级颠覆性“恶搞”。一部电视系列剧《武林外传》则被人们誉为是最普及、最流行的电视剧“恶搞”作品。

　　　　2005年以后的“恶搞”作品最大特征就是“强烈关注社会现实”。如《春运帝国》和《新龙门票贩》这两部作品，都以调侃的语气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不少“恶搞”作品则将表现的内容对准大家都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关怀起民生疾苦来，颇具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第二部分　第86节：寻乐（12）

　　　　对于那些“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恶搞”作品，很多网友都纷纷感叹：“以前电视上、报纸上都是用非常严肃的面孔来报道这类问题，说得多了大家反倒不以为然，这样看似‘恶搞’的方式给人的印象深刻，比起刻板的说教更有教育意义，更能让人接受。”

　　　　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恶搞”已经从普通意义上的搞笑，转变成为担负起具备文化意义的批评武器，将传统的一本正经的文艺批评拉下殿堂，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形式。有分析说：“恶搞文化”是在新时期下平民大众创造的一种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追根溯源，“恶搞文化”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它也应该算是一种“舶来品”。“恶搞文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游戏界，起先是教游戏玩家如何把“烂游戏认真玩”，即有“认真面对烂东西”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游戏玩法传入中国台湾，成为台湾网络上一种重新解构流行文化的工具，这种新文化工具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中国内地。

　　　　有人给“恶搞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常见形式就是将一些既成的话题、节目等改编后再次发布。

　　　　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界定的话，世界上出现最早、发展最成熟的“恶搞文化”可能还数美国。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科学幽默杂志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搞笑诺贝尔奖”，它模仿诺贝尔奖，颁奖给那些无法重做亦不应被重现的科学研究。如在200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中，美国人米勒获得医学奖，他发明的公狗用硅胶蛋可以帮助被阉公狗重拾自信。在美国，类似的奖项还有金草莓奖，它模仿奥斯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的一天而设置奖项。

　　　　在国外，多数“恶搞”作品更喜欢拿政治人物“开涮”，在“恶搞”中加入政治讽刺，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或者宣泄不满情绪。

　　　　“恶搞”这一娱乐文化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后，也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的一种渠道。而在“恶搞文化”中，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宣泄，部分作品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荣辱标准，由此招来种种指责和非议。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界限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恶”，那也就会失去“恶搞”本来的原意。

　　　　由于人们的审美疲劳以及“恶搞”作品质量的下降，加之国家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进入2008年后，同“选秀”热潮一样，“恶搞”之风也渐次衰落。而在此后，一种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的网络“山寨文化”又开始蔓延、流行起来。

　　　　草根娱乐文化的兴起

　　　　“选秀”也罢，“恶搞”也罢，在21世纪前十年的这两大全民娱乐风潮中，深层次的诠释都为其贴上了“草根”的标签，“草根文化”、“草根娱乐”成了它们的代名词。在2005年前后，“草根”一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正流行淘金狂潮，盛传在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引得人们纷纷寻找。后来“草根”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顾名思义，“草根娱乐文化”也就成了平民娱乐文化的代名词。

　　　　“草根娱乐文化”的亮相成为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思潮。在电视选秀和网络恶搞热潮风起云涌之时，一些真正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草根文化”节目也在迅速走红。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用“平民史学风格”捧红了易中天、于丹等一个个“学术明星”。这些“学术明星”面向“草根阶层”受众，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三国演义》、《论语》、《红楼梦》、明史、清史等经典著作和历史人文进行“时尚”、“通俗”、“娱乐”式的解构、颠覆，在观众中间引起热烈反响。这些被冠以“学术超男超女”的“明星学者”们，在学院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具有真正文化意义的“草根娱乐文化”推向了大众。

第二部分　第87节：寻乐（13）

　　　　除了选秀、恶搞、讲古等“草根娱乐”外，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一批诸如《金婚》、《士兵突击》、《闯关东》、《家有儿女》等反映“草根”人物生活和命运的电视剧也火爆荧屏，获得不错的收视率。

　　　　“草根娱乐文化”无处不在，它不仅表现在电视、网络媒体，也广泛存在于剧场、茶楼、KTV包房、餐馆等各种场所。

　　　　在2006年前后，和胡戈“馒头血案”一样火爆京城的，还有郭德纲的相声。在哀叹相声衰落的话题不绝于耳的当时，被誉为“草根名角儿”、“民间相声”的郭德纲和他组建的“德云社”，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一票难求。在北京“德云社”，郭德纲不瘦的身材裹着长衫，带着满身满脸的“包袱”在观众“吁”声中微笑着出场，有时因为观众太“吁”，他一次出场得七次返场。看过郭德纲表演的人都觉得，他的相声并没有太多针砭时弊的大主题，但是那些抖包袱的地方，就是能把你逗笑。

　　　　“北有郭德纲，南有周立波”。这个“周立波”不是中学语文课本里《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他是被称为“当代著名海派清口表演艺术家”的周立波。2008年前后，一个叫周立波的笑星迅速蹿红上海滩，他用幽默、滑稽、搞笑的“海派清口”评点时事，娱乐观众。在周立波的表演题材中，始终离不开现实和时事，从改革开放30年到大上海的百年变迁，还有瞬息万变的金融经济都成为他信手拈来的笑料。周立波利用现实题材制造强烈的娱乐效果，让人在笑声中回味生活，据说他能让观众“在两小时内爆笑680次”，“一个人引起了一座城市的骚动”，一度出现了“满城争说周立波”的“文化奇观”。

　　　　除了郭德纲和周立波外，在21世纪前十年间，还出现了诸多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草根娱乐明星”。比如东北的小沈阳，那个在“刘老根大舞台”上，每当幕布拉开，他就“PiaPia”出场的“阳仔”，身为东北男人，他却花衣红裙，从声音到姿态都“非常不爷们”，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台下观众的掌声；比如成都的李伯清，他把传统评书发展成自编段子，用成都市井土语说身边小事，创造了一套“散打评书”，听众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自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WTO、“非典”疫情，一直到假烟假酒注水猪肉，都成了李伯清评书中无边无际的“散打”内容

　　　　那些剧场、茶馆里的草根娱乐明星成了观众取乐的“活宝”；而在各地的歌舞厅，也是“草根娱乐文化”的盛行之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歌厅，你就可以欣赏到幽默的主持、诙谐的演唱、惊险的杂技、神奇的魔术不论你白天表情怎么严肃或趾高气扬，但到了这里，“笑”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宣泄。在这里，你不仅是客人，更是主人——台上表演不够精彩，你可随时发出倒彩声；兴趣高昂之时，你可歇斯底里地放声应和；再不够刺激，可直接登台，拿起话筒，让草根娱乐恣意放射。湖南卫视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说：“长沙的歌厅是湖南电视的源头活水，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湖南电视。”

　　　　在河北省，一位叫李建民的普通农民也参与到“草根娱乐文化”的大潮中来。这位农民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在不惑之年与全家一起拍摄了一部电影《真爱一生》。

　　　　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段时期，能像21世纪前十年间这样，有如此之多的草根娱乐被广泛搬上舞台，让全国的观众取笑逗乐。

　　　　这些来自“草根”的偶像和作品，不必受到任何条条框框的拘束，他们扎根在群众中间，放低姿态，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娱乐、看待世界。“草根娱乐文化”的思维方式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凡是正面出来的东西，都要把它解构一次，以此“寻欢作乐”。

　　　　在21世纪前十年间，在全国不同城市的舞台秀场上，有着许多草根娱乐一一上演。那些观众的“活宝”们，带来了最接近生活本质的表演，也让观众的笑声变得更加真实和发自内心。

　　　　“一切大时代的更迭交替，都离不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百态人生。”这就是“草根娱乐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些草根娱乐文化的走红，根源是其所蕴藏的草根性、地域性和贴近性。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人们的文艺观不可能整齐划一，重要的是观众需要笑声。

第二部分　第88节：寻乐（14）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中国的社会中，“民间”是一个淡化了的概念，极其缺乏个人表达，而“草根文化”的核心，就在于让其承载者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在“全民娱乐”的气氛中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生活。在21世纪前十年间，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以“草根娱乐文化”为代表的“草根阶层”力量和智慧被充分发掘出来，草根盛行于世道。

　　　　“草根娱乐文化”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和改造，充满着原始基层气息，富有民众精神，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独立性和凝聚力。

　　　　审美也会疲劳，任何一种单纯的娱乐形式都难以长盛不衰。但“草根娱乐文化”成为潮流后，因为其拥有个性为先、充满娱乐、日日创新的特性，其智慧是无穷的，创意是无尽的，所以便会造就越来越多的娱乐形式和内容，这种创造会抵消某一种单纯形式的娱乐方式所带来的“疲劳式”影响。当一种形式的娱乐文化消退了，必定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替代品，因此，“草根娱乐文化”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泛娱乐化思潮。

　　　　第三节全民找乐

　　　　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草根娱乐文化”现象中，那些“始作俑者”或者说是主要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无论是“恶搞”文化的代表胡戈，还是“选秀”风潮中选出来的李宇春，那些“平民偶像”和“平民英雄”多数都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的出生于90年代。于是，在这十年中，一批所谓的“70后”、“80后”、“90后”的人成为大众视野的“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