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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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的见解”。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和他的“绝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盂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
1895　年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己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凡有知识的上层阶级人物无一能够否认。三年一次集中来北京应试的几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鸿章1895　年4　月17　日在下关（马关）签订和约把台湾和南满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轰动。不错，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南满，但是，欧洲列强这种干涉的结果还是令中国的耻辱。
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这是对国策几乎完全一致的主张，即使高级官员之间平时也不敢议论的。虽说是激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万言书”表现的正义的忿激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反映了手无寸铁的儒生一旦有机会，可以给当权者的政策多么强烈的抨击！“万言书”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移到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
抱着热切希望的改革项目，多得不可胜数。五十多年来著作家、学者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时的魏源到李鸿章的几个秘书和顾问都有建议，加这一行列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人士、去过外国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国新闻记者。
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学者们提出的治闰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规定的各种事业―　各种税务，盐税，田赋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的其他事务。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国会，都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坚强纽带；他们同时也懂得了政府实行专利和奖励制度能够促进发明创造，修路有助于商业贸易，冶炼可以改善矿业，农业学校可以增加生产，翻译可以扩大教育―　项目之多，数之不尽。每一名学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权者提出长长的单子，开列拯救中国的方案。
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方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这就需要一个为天下服务的大政治家。只有一个内行人、一个后代的圣人，才能完成这个把孔子之道更新起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康有为的伟大贡献。他善于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找出先例，来适用现在的需要。
康有为首先做的是开展“今文经学”运动。清代学者早己攻击了宋代理学派所根据的“古文经学”。这个题目错综复杂，和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宿命论等一样。不是任何简单的结论说得清楚的。今天我们所应知道的是：“今文经学”是西汉定本的，而“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定本，后来宋朝哲学家综合成为理学。摈斥古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今文实际上是更古老的经学），可以使人们脱开理学的枷锁，重新解释传统。
1891　年康有为发表了他著的《　新学伪经考》　。他的结论是“宋代学者所尊崇、阐释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不是孔子的书”。这一颗炸弹很有学术价值而且十分可信（虽然当时还不被普遍接受）。1897　年康有为发表了又一部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著作《　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不仅编辑、而且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从古代事实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据。康又引据今文经典论证三世说，即第一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世界正进人这一进程的第二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康的思想多半来自魏源和新闻记者王韬，但他独创一格。这样他就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　正风行于全世界的思想―　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
康有为和他最好的学生广东人梁启超（1873　一1929　）实际上都在19　世纪如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已经写了些书介绍墨守成规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运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适者生存而奋斗的成功故事。总之，激烈的改革派都是急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希望清王室可以领导中国不致危亡。康在1895　年还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　　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　　中国危在旦夕　　人心惶惶　　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　一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　
这个时期耶稣教会常向士大夫阶级发出特别呼吁。康、梁以他们为例，也利用各种现代手段如报纸杂志和学术研究团体、以文字或会议方式公开讨论局势。康有为甚至主张把崇拜孔子列为国教。但他的主要希望还是传统式的，即争取统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实行自上至下的改革。
1895　年终于机会来到了。这时每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都要求划分一块势力范围，眼看中国要被瓜分了。从1889　年起，理想主义的年轻皇帝光绪被许可“亲政”；　而他的婶母慈禧太后（人称“老佛爷”）则一直坐在新整修的颐和园监视着他。光绪皇帝爱读书，对一个傀最皇帝来说，这是有风险的。他的年老的师傅、李鸿章的对手翁同蔚向他推荐了康有为。
康有为在1898　年1　月会见朝廷大臣时，一位大臣带头发难：“祖宗传下的各种制度不能改变。”康有为回答说：“祖宗的天下我们都保不住了，他们的制度有什么用呢？〃　
李鸿章问道：“我们要废除所有六个部和取消现在的一切规章制度么？”康有为回答说：“法律和政府制度　　已使中国软弱，将要灭亡。这些毫无疑问都必须废除。”他显然是一个激进分子。
可是，随着1898　年危机的日趋加深，皇帝对康有为的信任也增加了。皇帝第一次接见康，长达五小时口康说：“中国快要灭亡了。”皇帝答道：“这都是保守派造成的亡”康说：'　‘陛下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康于是大肆攻击科举制度，因为它使官吏们不知道外国。皇帝说：“不错。西洋人都在研习有用的学问，中国人却学些没有用的东西。”
从6　月11　日到9　月21　日，在整整100　天中，光绪发布了大约40　道旨在使中国的国家、行政、教育、法律、经济、技术、军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谕令。不幸，1898　年的这l00天不像1933　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头100　天，中国激进的改革措施大部分停留在纸上，大臣官僚们都在等待观望“老佛爷”怎么办。等到差不多全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的时候，她一下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她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南边的一个岛上（70　年后另一个国家首脑刘少奇几乎关囚在同一地方），杀死了她能抓住的急进派。康、梁逃到日本。1898　年的戊戌政变清楚地说明：中国不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造，至少不能很快改造。
　
在1898　年短暂地处于权力中心边缘之后，康有为成为了一个政治组织者。他在华侨中办报，鼓吹以光绪皇帝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制。他的政治运气没落之后，他偕女儿周游世界各地，对天文学和地球在天体中的位置（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科学故事）感到极大兴趣。与此同时，他创立了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论，这种理论如果当时公开的话，会吓坏中国的知识界。在他死后出版的著作《　大同书》　中，他幻想着一个消除一切界限，特别是孔教道德规范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妇女和男子有平等权利，结婚只要订一个简单的契约，离婚也同样简单，世界各地之间都没有分界限，谁愿去哪里，就可去哪里。财产、家庭和国家都不要了，技术的发明改造由政府按法律处理。这个乌托邦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但是在20　世纪初显得太遥远、太惹人忌讳了，所以没有正式提出来。
关于康有为的“天下一家”思想，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它是把全人类包罗在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之内的世界观。康氏代表了民族主义势力，他的思想却超出民族国家。他所设想的乌托邦至今还是世界上伟大的理想之一。它适应了一个要求，就是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康有为的乌托邦论有革命的涵义。它首先是重新解释了孔子的经典。其次，1902　年写出的《大同书》　攻击了孔子的等级论以及依据等级而确定的品行标准。把《　大同书》　和《　共产党宣言》　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同意废除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资产阶级家庭制度，都同意社会化的公立学校教育、妇女的解放、限制（如不完全取消）民族主义以及一切生产由国家集中。没有证据证明康有为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康有为同马克思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改良之间也是见解各异，但是在乌托邦理想上则是两人所见略同。
康有为的思想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主流。1860年以后西方化运动就已被定论为精神和物质不可偏废的二元论，导致张之洞提出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主要意思无非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生命机理和价值体系，而西方的技术只涉及社会实用的和机械的方面而己。随着时间的演进，二元论的附和者在不同的旗帜下都是存在的。实在说来，时至今夭，文化和技术的争论在我们周围还在喋喋不休呢。
1898　年改革运动之后，跟着来的是反动。慈禧太后下令组织民团，拒绝了意大利“我也来一份”的势力范围分赃要求。她只听满族中最顽固不化的王公们的话，这些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人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而且自以为最了不起。他们之中有些人变成了农民秘密会社义和团的赞助人。一般说来，秘密会社都是反对王朝的，其所以秘密就是因为如此。这回满清朝廷给予秘密的迷信的义和团以积极支持则是艇而走险行为。这也暴露了满族顽固派缺少起码的常识。
义和团运动直接从过去的历史，即1813　年的八卦教叛乱沿袭下来，好像这中间没有历史间隔似的。它代表盲从的农村群众一股强烈的绝望心情。19　世纪90　年代末期，它以义和拳的名义遍及华北，意即它是代表正义与和谐的一种古代拳术；虔诚地遵照它的仪式，就会有神灵附体，可阻挡枪弹穿身。
干旱、饥荒、走投无路，再加上外国的威胁，例如德国探矿的人在山东省的粗暴行径，好像激怒了“风水”的精灵，弄得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修铁路威胁着祖先的坟墓，并使赶车划般的人失去职业。最遭殃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义和团的标语牌上写道：“天主教和耶稣教徒辱没我们的神仙和圣人　　和洋人阴谋串通，毁坏我们的佛像，掠夺我们的坟院，以致天怒人怨。”
1899　年初义和团的标语还是传统的“推翻清朝，驱除洋人”，但同年晚期，就变成了“扶清灭洋”。于是满族王公，甚至“老佛爷”，觉得他们听见了老百姓的呼声，这呼声是中国政治的最后裁断者。他们主张同义和团合作，而不再反对他们，并借此一举解决外国帝国主义问题。
虽说社会变乱时常是复杂而且神秘的，但在这次变乱中有几种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对中国统治阶级（满汉同样）的挑衅，自18　劝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898　年达到高峰。对改革采取半盲目的对抗的主要是满清朝廷，这种对抗正和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排外的骄傲态度相契合，因而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双方的作为互为因果。1900年公使馆的卫兵跑出使馆，枪击义和拳，吓唬他们。6　月13　日和14　日义和拳开进了北京、天津，杀死基督教徒并加以抢掠。6　月10　日2100　个外国军人从天津出发，要去保卫北京使馆区，但只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6　月17　日外国兵舰向天津外面的海岸炮台开炮。6　月21　日慈禧太后和官廷当权派正式下令同所有列强宣战。她说：“中国是弱，我们惟一指望的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人心，我们怎么保全我们的国家？”〔　她说的“我们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清王朝。）
在1900年漫长炎热的夏季发生的义和团起义成为19　世纪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因为自6　月加日至8　月14　日8　个星期中，北京使馆区内那么多外交官、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被步枪不停的射击围困着，其中共有约475　名外国居民，8　个国家的450　名军人和别3000名中国基督徒，还有大约150　匹竞赛玩的小马（这倒提供了当时买不到的鲜肉）。经过争吵后一个国际混合兵团来搭救了他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坐着骤车平安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头彻尾洗劫一遍。威廉凯撒二世派了一员大将，把周围城镇（据说那里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弄成一片恐怖。华北有上沁个外国人被杀死，大部分是传教士。报仇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运动的各省督抚们现在开始着手控制局势。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和其他人物在6　月就决定立即不理睬北京的宣战通告。他们宣布整个乱子只是义和团叛乱，只要外国人不让军队和炮艇介人，他们就保证中部和南部中国平安无事。这个允诺当真起了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得到赔款，又保留了现成的不平等条约系统，它们也满意了。这样，1900年（庚子年）的战争，19　世纪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打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就只限于华北地区了。
1901　年（辛丑年）9　月间满族亲王和李鸿章同11　个外国列强签订的和约，主要是惩罚性质：10　名高级宫吏被处死，100　名官吏受罚，45　个城市废止科举考试，北京使馆区扩大、设防、驻军，通往北京的铁路也设防，约25　处清朝的炮台被拆除。这次赔款是大约三亿三千万两白银，4O　年付清，利息可达全数一倍以上。惟一半建设性的条款是根据条约规定的进口货关税提高到5　％　（当然，保护关税是不被允许的）。
谈判这个和议是李鸿章生前最后一次履行公务，几个月后他就死了。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经历了义和团的围困之后写信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说：“可怜的老李在死前沁个小时还在办公。他有惊人的生命力，只要他大权在握，他就不随便屈就，就有让别人有说话的份儿！〃　
1902年1月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据赫德写道：“她的态度极为和善，向所有拥在前门城墙上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后来他又写道：“朝廷谦恭得过分了，西太后不但接见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一张1903　年的相片照的是老佛爷坐着，握着也经历过义和团变乱、当时站在她身旁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　派克？　康格的手。
我们怎样来评价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戏剧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快的答案当然是最简单的。后代的革命者回头看看1895　一1900年间的事件，可以看到清王朝和外国列强早在18　60年结成的带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事件中已经破产。用不着借重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公式，就会看出这个一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