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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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共1927　年大约有六万党员，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快消灭到只剩大约两万人。这些人在城市中过着秘密生活，但他们仍然代表着共产国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然后转给各根据地。
不但如此，而且由于1931　年春有28　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主持了中共工作，莫斯科的影响反倒更加强了。他们把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警察告密了，结果24　个人被捕枪杀。其中5　个青年作家的死，被这28　个人称为“五烈士”，大肆宣传，而对另外19　人则不说一个字。现在这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充当了中央委员，足见共产国际式的残酷无情。他们的思想和目的非常正统，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继续大唱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调，并试图夺取城市，希望建立独立的省政权。这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圈套，从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中国没有发生革命“高潮”。1933　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搬出上海，转移到由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在那里，他们在地位上压倒了毛泽东，却也像他一样浸在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问题中。可是从这时起，毛的人格和思想逐渐变成了中共革命的中心因素。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同事。我们前面曾指出，言行一致曾是孔孟学说的一个主要论旨。思想和行为的和谐，知与行的相互关系―　这是“阴阳”原则的大辩证法，甚至包罗全宇宙，不得例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两者必须相互作用。人随着自己经验的展开，必须从中学习；但是他必须把学习到的东西加以应用。因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能够影响环境。
对于毛泽东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导致他产生几种想法：你如果不能应用理论，你就不要接受它。读书而不能应用，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象牙之塔中学到的学说不能变为行动的指南，则是无用之物。因此，他轻视一切书呆子。
在孔孟之道流行的时代，人们通常的想法是按照既定的办法学习。对于学者来说，“学习是容易的，实行是困难的’，。但是，在2O　世纪革命中，情况却不同了。正如孙中山在最初遭受挫折后所说：“知难行易。”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毛是一个创造的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多年以后证明，毛的主要缺点在于他的。　’知”与“行”的统一只限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在抽象的经济理论方面。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毛的思想发展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一个追随者，开始时相信改良主义。只有在遭到明显的挫抑之后，他才得到结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开始写文章，论体育锻炼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别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赞成过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互助和协同的努力。1914　年他18　岁时，曾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保尔森著的《　伦理的体系》　一书中做出笔记。这位哲学普及者主张“意志是理智的初步”，伦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为是属于伦理的，而且个人的行为也是属于伦理的。主观态度和客观实在不是互相对抗的。这种对于发展的伦理观点，对中国当代必须把历史和价值协调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有用。这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伦理教导的继承同科学世界的现代知识协调起来了。
从一开始毛就是非常积极的。他进学校比别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学的湖南师范学校，他比其他学生都成熟些，因而成为自然的领袖。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夜校。他和几个同学每晚授课两小时，每星期授课五天，教工人读书、写字。他从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正是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创办了一个讨论性质的刊物《　湘江评论》　。在这个刊物中他提出辩证观点，即人民受压迫的时代将继之以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屈辱和房弱，将继之以中国崛起为一个领袖国家。这反映了对立的统一论―　中国古老的道教理论。他的“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主张，认为社会上团结起来的人群，因为齐心合力站在一块，所以从来是占上风的，现在正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而中国被孤立起来，就更应团结一致了。
毛的思想虽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动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是试图制定一部省的宪法，以反映当时公众的要求，就是实行各省联邦，以促进一个现代政府的建立。自治政府必须有民众基础，有人民代表参加，并动员全体人民。可是他的刊物在1919　年末就被查禁了，于是他只好去北京和上海，在那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虽然他在1920　年组织了一个苏俄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但他还不是一个秘密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店。甚至毛于l92l　年7　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他还不是坚信阶级斗争论的。1923　年他组织了湖南自修大学，目的是利用旧的书院形式传播新知识。他在湖南最后的活动，是参加工人运动，但到1923　年4　月又不得不逃到上海。到这时为止，他表现了进行革命的积极性―　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们产生的结果。毛之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是他自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指示出前进的道路，“五四”理想是不会产生作用的。
现在中国的农民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已经开展起来。回顾一下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当然，年轻的毛择东不是惟一关心农民问题的共产党员。半个世纪以后斯诺在《　西行漫记》　一书中把毛说成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号人物，代表了外国观察家的观点。事实上还有些更早的领导人，现在才开始有人研究，这就可以使人们有一个公允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中动员农民工作最令人莫测高深的一个先行者是彭湃。他是广东省沿海汕头与香港中间的海丰县人，是“五四”运动时的一名知识分子。20　世纪20　年代他回到他的祖籍。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误后，他找出各种方法同本乡农民接近，学会领导他们组成农会，开始同地主、高利贷者和收税官吏进行斗争。在广州统一战线中，彭湃首先在1924　年就创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该所1926　年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的所长。彭湃虽是一个先锋人物，但他缺乏毛的眼光，一直扎根在本乡。他在那里学会用学说和信仰同地主们的威吓和中共自身的幼稚恐怖行为周旋斗争，终于组织起了农民武装。l927　年底，他居然建立起海陆丰（海丰与陆丰两个县）苏维埃，自1927　年11　月至1928　年2　月统治海陆丰四个月，最后被国民党消灭。这样，彭在毛之前先行了几年，当时毛还在广州的统一战线中工作。毛1923　年逃出湖南后参加了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让我们看看毛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吧。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国民党的组织部工作。随后他在广州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那里他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教育出一班（几百个）学生。1926　年5　月到10　月，他亲自教的第六班有中国各省来的320　个学生。这个所讲授的课程似乎侧重农民问题的分析，加上农村阶级构成的分析。毛于1925　年曾在湖南组织过农民协会，根据他在湖南工作六个月的经验，1926　年他写出论文详细描述农村的全部剥削关系。农民受的压迫是：1　．沉重的地租，占收获物一半或一半以上；2　．高利率，年利在36　％到斜％之间；3　．沉重的地方税；4　。　对农业工人的剥削；5　，地主同军阀、贪官污吏相勾结，无所不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在这个制度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官僚串通一气，为保持在中国经商盈利而维持秩序。
到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彻底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但是，在这个一般承认的格局之中，毛主张：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不同阶级的细致和理智的分析；其次，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定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第三，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作为革命进程的最后一个步骤。
统一战线的策略中。中共党员仍然认为，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按照定义是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见解。中共在这盲目的信仰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不惜代价地跟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放低动员农民的调子，想等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说。放弃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似乎是统一战线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共自己也悲叹着“农民搞得太过分了”，因为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在北伐中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导致仍然掌权的地主恶霸和大小军阀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共和农民运动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1927　年统一战线破裂后，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样，中共给自己造成了灾难。
在这个时期毛规规矩矩地沿着莫斯科传达来的路线走，枉然跟着那个在想像中存在而从未出现过的“高潮”前进。他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　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
这时中共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希望和机会给予贫农，以获取农民的支持。毛和28　个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之一，是如何对待富农的间题。毛认为他们在当地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富农是农民意识的根源，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起破坏作用。蒋介石发起剿灭这个共产主义肿瘤的战役，逼得中共确立了游击战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吸引敌人沿着他们的补给路线深人进来，然后切断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二条原则是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没有打胜仗把握时，决不硬拼。江西东部，山势陡峭，道路极狭窄，是实施这种战术的理想地方。蒋介石的围剿队伍，进攻得越深人，处境越危险，直到第五次围剿才取得成功。那一次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设计了在进攻沿线山坡上构筑系列碉堡的战术，使一个碉堡的火力可以掩护另一个碉堡。这样串连起来的碉堡群，中间用载重汽车供应，不致个别孤立起来，终于使蒋介石占了上风。这也使游击战的第三条原则，即动员农民提供情报、给养、人员和粮食办不到了。到1934　年末，中共离开江西进行长征。开始时全军约10　万人，一年后只剩下约4000人。
长征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地方需是国民党军事外围的边缘，多少有些像过去满族在明朝帝国外围的边缘那样。中共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休整自己。当时如果云南得手的话，中共也许在云南呆下去了。尽管地方的军人势力不愿意接纳中共，结果他们还是被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所制服。追剿中共军队为中央军接管边远省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长征历来像是一个奇迹。可是红军的长征却比《圣经》　里摩西率领他的信徒冲出红海有着较好的记录。（一年当中步行了日刀）英里，平均每天17　英里。）为什么这么多军队以及党的组织者能够以飞快的步伐走得这么远？
我们一定要张望一下地形。中国的西南是崇山峻岭中大大小小盆地纵横交错的地方。人口众多的平地流淌着从无人居住的群山中泻下的河流。长征穿过西南地区时，不能不跨过群山和深壑，躲开平原和通汽车的道路。所以一路都是高山峻岭、深川峡谷，没有平地。扁担代替了轮子车，双人的担架代替了车箱。
1942　年同盟国军队在缅甸吃了败仗后，史迪威将军也曾长途跋涉过，美国人也尝过一次长征滋味。他作为指挥官带兵慢慢进人印度。在长征中，中共高级指挥官有时睡在担架上，大批队伍则爬山越岭或踏过水田，在蟾岩石路上攀登。他们经常是在深夜里处理敌人的情报，研究地形、人事和战略问题，准备第二天的行军或作战。史迪威将军本人是非到快死时不会让人用担架抬他的。相反，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而易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能经受住长征，而美国领导人却不能经受。
中共领袖们身边还带着勤务员、警卫员等，和正规军一样。正像美军和日军作战时那样，他们有秘密的谍报来源。他们的报务员经常收听到国民党军队通讯系统间简单的明码电报。他们了解敌人，比敌人对他们的了解要多。
长征进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以及谁来带头前进。在江西出发前，毛泽东被苏联留学的28　个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贬黝。人缘好的周恩来在军事指挥地位上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但是谁也没有能够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动辄爱打的阵地战，无一不遭到失败。在长征的初期，特别在渡河时，损失惨重。最后毛泽东的非正规的运动战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在向西北前进的路上，毛泽东于1935　年初重新被推上了中共领导地位，自那以后再没有更换。他原来的上级周恩来，此后变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毛重新掌握统帅权后，红军面临横渡长江上游一个主要支流的任务。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把每一个渡口都紧紧封锁住了。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把红军掉转到侧后方，看来好像要威胁云南和贵州省的样子，于是国民党军队赶紧从河防前线撤到后方防守。这时红军突然转回头来，一举过河。
行军速度非常关键。出发时蜿蜒好几里长的行李队伍，成千L　万挑夫肩挑背扛的辍重装备，以及医疗卫生箱笼都被抛弃了。军事人员最初统计有86000人，一年后到达陕北时只剩4000人，其中还有沿途参加红军的新兵。从那以后，长征老兵成为革命的精华。他们构成了人民共和国莫基的神话人物。
长征也促成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在长征中已经和他的同事们拉开了距离。他作为第一号人物的时候，喜欢单独居住，同其他领导人分隔开来。和其他快要做皇帝的人一样，从那以后毛就不可能让别人同他平起平坐，甚至也不再信赖别人。他已经作为统一中国的人陷人了被安排的罗网之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毛泽东的掌权会使我们联想到汉、唐、明各朝代的奠基人。在每个朝代都有一班领袖出人头地，齐心合力，拥护一个高高在上类似“神明”一样的人。这个领导层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动员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