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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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也改变了提供教学方案、资料和教科书的制度，以适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各种专业训练培养计划的需要。1952　年11　月成立了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各种俄文的专科教科书都找了来，大量译成中文。全国出版书籍的1/3以上都是这些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被俄语取代。五级分制度和口试制度都采用苏联方法。
这样一来，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东西和边区继续下来的东西同苏联的影响都混杂起来了，以致留下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那些受过高级训练的西方留学生，现在担任大学教授都得重新适应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教课。沁世纪功年代实行的思想改造，首要的对象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事实依然是事实―　教学人员总的说来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观点和方法。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有了思想改造的经验和做了许多主观的努力吸收革命的新原则，旧有的教职员在他们的专业上还是碰到许多关于标准、进度的问题。中共刻不容缓地要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出知识分子来，但是教授们发现最好的学生还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仅仅上过几年学的工农毕业生不能承担大学的工作。中共政权极力在农村鼓励开办民办学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不可能成为通向大专院校高级教育的管道。因为指导民众教育的只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也无法达到大学的水平。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始终数量上很有限。一个4　亿人口的国家在1949　年以前只培养了大约185000名大专毕业生。由于在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受高等教育人员在比例上不可能改善。这样，大专毕业生占全国人口大约不过1　输。怎么能希望这样少的有训练的干部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在1950年以后，每个农村设立一个学校的计划，只好放弃。不能考上大学的多余的中学毕业生增加太多了，没有足够的适合于他们身份的职业位置，这使知识分子灰心丧气。总之，中国现在还忍受着由来已久的体力劳动群众和脑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分离。高中毕业生不愿做“白领工人”，总觉得丢人。1956　年大学中1　/　3　的学生是工农出身。教育中的革命是开始了，但是还远远不完全，不成功。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发展带来的经济上的缺陷，这就造成一种形势，即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去争取知识分子更积极的支持。
毛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对革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们而干下去”。1956　年春天的局势是：农民正在和工人们合为一体，都变成了共产党员，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分子。阶级斗争正在消失，这是邓小平的观点，他是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当时任中共总书记。事实表明，1956　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他们毫无疑义是专家，他们的世界观也是“红”的（即又红又专）。
在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中，195　斤一1957　年间的“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个名词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中引来的。由于整个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人们有较多的业余时间接触较多的外国出版物，有了较多的创作余地），从1956　年5　月起知识分子受到鼓励，可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式的干部提出批评。毛估计在最多不过引刃万知识分子，即高中以上毕业生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3　％。所以对于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的范围内，是可以争辩是非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很懂得，如果把脖子伸长出去，就会丢掉你的脑袋。但是1　邺7　年5　月中共要进行的是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运动。当干部们是攻击的目标时，受过他们的气的知识分子就畅所欲言起来。到1957　年5　月，他们很快地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　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等―　都攻击起来，而且攻击是如此之激烈，以致“百花齐放”运动搞了五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
反右运动
到1957　年夏天，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发了相当多的牢骚以后，毛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成为反右的对象。换句话说，既然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而存在，它们没有成为对抗性的之前，是可以不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很多中共官僚主义者过分懈怠，谋取私利。有些人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心里不肯变成“红色”的。知识分子既然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表明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毛即认为必须培养出新的一代人。因为有好的无产阶级的出身，就应该培养得出切切实实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当表现成绩和阶级出身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他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后者（阶级成分）＿七。他警告知识分子说，你们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雇用来教导子女的，不能有和党离心离德的自己的思想。
从1957　年以后，毛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知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退到他所出身的老根―　中国农村，认为那里才是智慧的源泉和未来的希望。
过去皇帝也有时放开言路，任人讲话，但他们得到的往往超出他所希望的。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而幻想破灭。当他们很快地报复，把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做反右运动的对象时，大约40　万到70　万人―　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人―　统统被撤掉职务，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
一个革命的历史，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强烈和突然的变动造成的牺牲者数目字。但要用数字去确认某一个形势是困难的。因此现在让我粗枝大叶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熟知的三个人的情况，以见一斑。
第一个是一位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他是哈佛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沁世纪扔年代，他是一个对国民党和其他反动事物发表很多批评言论的人。他曾任国民参政会（为缓和当时自由派情绪而设置的没有实权的机构）的参政员，可见他的学术和政治身份。他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时曾领导学生运动，批判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警察特务镇压知识界。他以微薄的薪傣，在田舍茅屋里度过抗日战争的年月。1948　年，他回到哈佛著书一年。1949　年他回到中国时，他预感国民党会在走向失败的最后一刻钟将他杀死在血泊中。不料中共却把他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欢迎他重新建设中国。不久他再三参加代表团访问外国，代表新中国发言，井被任命为培训行政官吏的政法学院院长。这时他随着时间的进展，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傀儡，学院的权力实际掌握在两个中共的行政管理者手里。他们都不懂业务，更不懂外面世界的情况。当“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他批评了非知识分子管学院工作，立刻就在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后22　年他都被置于无用之地，事实．仁被软禁起来，虽然他有一个可以晒晒太阳的北京四合院。最后在1979　年他才得到平反，但已是80　岁高龄，不能再培训中国需要的新一代国际关系学术专家了。
另外一个例证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刘尊棋，也是我熟悉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他看来似乎没有中共党的关系，但他的情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情绪。他集结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作为同事。1931　年他在大学中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曾被国民党拘禁坐牢。以后曾以非党干部身份在“自由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逐渐著名起来。但是他专心致力支持中共使中国得到解放。1957　年他被认为和外国亲善，并曾与国民党过于接近而受到攻击。这以后20　年他在监禁中度过，无所作为。他在2O　世纪70　年代后期得到平反，有一个时期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　总编辑，在北京开创了西方式的日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杨刚，她是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1935　年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反对国民党绥靖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分子。她参加了中共但做外围工作。她决心用文学唤醒中国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她是重庆的一家大报的文艺版编辑，受到该报社长（国民党政学系人物）的庇护。她的特长是在各省旅行采访，报道当地情况和人民的情绪，好使重庆当局知道。革命成功后，她被提升为北京《　人民日报》　的副总编辑。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为1946　一1947　年曾在美国一年并且在一个被查禁的杂志上发表过自由言论而忽然受到攻击。在这个打击下，她的信心显然被粉碎，于是自杀死了。
毫无疑问，被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中国管辖下表面上以自由主义者身份工作的干部，是能够鼓舞自由主义情绪的。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
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例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噬革命者了。到里957　年，一群新人开始掌权。他们出身于农民行列，受教育不多，对外面世界无知，满脑子排外和反对知识分子思想。
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故事，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即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人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现代化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之I　'　ul　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L　台的统治者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的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这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他革命中也都发生过的。
16　大跃进及其后果
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从死亡人数的统计来计算，这是人类最大灾难之一。究竟什么事搞错了呢？稍为反思一下就可看出，大跃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八年间，给予外面世界的印象是比较活泼和有条不紊的，这是同后来的年代比较地说。这种有条不紊，一部分可归因于领导的团结。
背景因素
在大跃进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因素和一系列因果关系，而不能确定它们各自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一个表面的观察可以先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头10　年左右，革命活动大部分是按照苏联模式、由共产国际的顾问们控制的。只有到加世纪3O　年代和4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才导致毛领导下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　年开始的八年中，又回到苏联的模式。不过，这次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就是中共领导人经验相对较少的领域。到了1958　年，中共在毛领导之下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就是搞大跃进。这一个比较，虽然很是一般化，却表现出中共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农村问题方面，开始似乎还成功，但用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则似乎比较困难了。中共在农村工作经验中实行的社会政治战略，运用到城市来，就不一定都合适了。
如果不回过头看看中国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以及2O　世纪50　年代的情势，我们就不能理解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国家当局对农村居民是无条件控制的，例如，习惯上5　户l0　户人家组在一起，成为“保甲”，直到1000　仪刃户人家都登记在一块，相互监督保证。同样，为了工役和纳税，农户也以“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实行互相担保。从很古老时代起，皇帝就用这种办法在农村征集劳工，进行公共工程。总之统治阶级一面向农民征税，一面告诉他们干些什么。社会被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员与生产者，这种分化，现在可以由现代国家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紧密地、更完整地利用起来。毛和中共已继承绘制蓝图的工艺师角色，他们能够制定计划并追求一定的结果。他们运用延安时代已经运用的说服办法，制定斯大林式的指令经济，并且命令周围的农民照章办事。但是，一切中央的命令必须由地方当局付诸实行。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是：地方官员的士气，他们对中央的忠诚，是决定成果的关键因素。地方的中共积极分子和干部，现在一般说来已经取得帝制时代下级绅士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可以采用旧式官僚习气，用报告请示办法把事情向上级推，直到得到批准为止，而不切实地为人民服务。〕　当然，当时比较提倡平待待人，提倡用谦虚的语调讲话。可是整个的模式一望可知，存在着一种地方管理阶层，只管发号施令，叫群众执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在表面上看起来例也冠冕堂皇，但是像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它们是不是有效能的权力机构，人们不能不怀疑。
当士气高涨的时候，地方当局都会竞相向上级报告说他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如何如何之好。除了过度乐观主义的虚伪汇报之外，他们还会强迫命令要求下面报结果。当1955　一1956　年农业集体化实行得比预料的快得很多时，它至少在名义上使农村人口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土地和所有生产工具都实行公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但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速度之快，至少一部分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这些以政治起家的党的干部，为了显示他们爱国情绪的高涨或者表现他们是多么尽忠职守而向上汇报成绩。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了，并没有能够像他们吹嘘的那样实际工作起来。
在这种情势下，还有另一延续下来的因素，就是中国农民的顺从性。他们特别驯顺地接受当局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和平、安宁和生活一切都依靠当局。此外，在加世纪50　年代初期，中共和中国人民群众仍然觉得，大家都为了建设中国的共同事业而团结一致，所以中共领导的幻想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人民信任毛主席，仅这一点就立刻为乌托邦主义和幻想打开了门户，因为大部分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样，地方上对国家和党的当局的服从心，加＿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产生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人民放弃历来的习惯，工作起来24　小时不停地“连轴转”，几乎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为追求自由而抛弃了一切束缚。
毛和大跃进
大跃进开始时，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个决议，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发展速度不适宜于中国的情况。首先，同汾世纪汾年代的俄国相比，中国人口在1950　年是其四倍，而生活水平却只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