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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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期仗，无结果而终。这时朝鲜同苏联全力加紧合作，中国同朝鲜关系一度恶化。
文化大革命的好斗劲头，在1969 年3 月2 日同外部世界又惹出一场冲突。中国派了一个伏击分队，在中国东北边境乌苏里江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上同苏联红军发生了冲突。穿着白色制服的中国解放军一下子击溃了苏联的边防哨队。苏联进行猛烈报复，不仅在那个地点，而且在以后一两年内，沿中苏边境许多地点都发生了事故。这样中国就受到了压力。到1969 年底，同苏联的关系还在恶化，而这时同美国关系却开始好转了。在美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印象反映在它的宣传上。这里的人们以为，这是毛泽东的一种保持绝对平均主义的民粹派式的价值观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避免官僚主义、实行国家集权主义的努力。但是当“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来后，这个运动看来就像是独裁领导下的极权主义活动了。尼克松、基辛格要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政策只好放慢一步，即使这是一种右翼共和竞人倡导的政策。
虽然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 月正式结束了，它的恐怖主义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着。在970…1971 年间，军事安全人员还特别严厉地清查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五一六”组织的成员。无辜的群众被酷刑逼供，要他承认是会员并乱咬别人，几千人被折磨致死，虽然究竟有没有真的“五一六”，始终无人知晓。不但如此，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文化大革命搞“逼、供、信”的手法蔓延到农村，例如有些农民被迫放弃一切副业，不准养猪、鸡、鸭，说这是为了割去“资本主义尾巴”。对许多人家说来，这就等于要他们挨饿。总而言之，这些政治迫害的高温，直到毛死以后才降下来。
继承权的斗争
从1969 年以后，一场关于将来由谁继承毛主席权力的斗争已在悄悄进行。竞争的目标是第二号位置。谁占着这个位置，谁到时候就有权继承了。林彪在l969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位置。他已经把他手下的军人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虽然军队在发展前途上继续分成两派― 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和各省军区司令部的，可是林彪已经占着总司令的位置，况且他已被指名为毛的继承人。
但是，从1970年到1971 年间林的领导地位却开始不大稳妥。一方面，毛要减弱军队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这事是从几个不同方面进行的，例如把一个反对林彪的人派去在林手下做中央军委的领导人，特别让周恩来和另外两个老将军陪伴着他。平常在广泛传播的照片上，林和毛总是并肩站在一起，这时林就站到后排了。此外，一个以前做过毛手下的助手、后来和林彪关系搞得很亲密的人，忽然被点名批评。所有这一切都是掌握最终权力的人暗示风向的迹象。林彪是出过很大力气的，但是他的用场已经过去了。而同时占据第二号位置的周恩来继续跟毛在一块密切工作，特别是在外事场合和有关政府的整顿问题上。
毛主席还常到各处旅行，同各省军队指挥员谈话，并且批评过林。这一消息通过电话专线传给林后，林知道事情不妙了。他接受了他在中央大本营工作的儿子策划的一个秘密谋划。据说阴谋的目的，是暗杀毛泽东并且以军事政变方式夺取政权，否则他个人就要遭殃。林的儿子秘密做了很周密的准备，但是显然有人密报给毛和周了。林彪和他的妻子在走投无路中搭机逃跑，但是当他们的飞机显然快飞进苏联时，在蒙古坠毁了。这个重大新闻在官方报纸上一直没有报道，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全文附加有关文件和现场证据最后发表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始终是秘不可测，但是西方学者大都同意上面的说法。
毛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在最后五年令人莫测高深，因为除了几个零散讲话外，他几乎没有发表过系统谈话或政策文告。在1971 和1972 两年中，他似乎和周一块商议了一个有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案；但是在1973 年，中央文革的上海一帮人，也就是“四人帮”，又似乎对他起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身体不行了，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其他外宾要人时，虽然头脑是敏锐的，身体看来虚弱多了。例如我们知道，当毛在站住照相时，他身边一边有一个护士搀扶着，可是照片公布时，他身边的护士都不见了。大约在此同时，周患了癌症。不久，“四人帮”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以间接打击周恩来。宫廷政治和权力斗争使大多数观察家修倍然如坠五里雾中。不论怎么样，毛是寿终正寝的。
现在看来，特别在它的许多受害者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回顾
在一个简短的总结中引用数目字，是不能表达革命的经历的― 无论是当时头脑昏热、一闪而过的“红卫兵”们的叫嚣，还是他们的受害者的惨痛的悲号。不久，一种“伤痕文学”就开始出现了，报道一个个人受到的灾难― 一个学者眼看着一部他毕生写作、还未发表的著作手稿在他眼前被烧毁了；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为了改变他的孩子们的阶级成分而同妻子离婚；一个名作家干脆被打死；一个老校长被派去打扫厕所。由于粪和尿在中国是重要的肥料，所以让一个上等人去尝试尝试群众生活经验，在中国做起来比在美国做容易多了。叫一个知识分子打扫侧所，不是一个简单地用抹布蘸些洗涤粉擦干净瓷砖便盆（即使公用的有些臭味）的问题。在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城市里．既有现代化的、也有早期管道式的马桶，但边远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还保留着老式蹲坑办法。这种生态学者很羡慕的办法，是每天要人像潮水一样按时去清除，并且掺进其他有机质杂物，然后用去肥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农村中，公共侧所里中间有一堵墙，男女蹲坑各占一边，干的和湿的都积在一起，由人清除。因而打扫厕所决不单纯是一种消除废物的卫生活动，而且是一项为粮食作物保存和利用营养物质的活动。当1000万谁也．管不了的“红卫兵”都“上山”“下乡”之后，他们也得去干这个营生，不过他们发现猪粪更值钱一些。
但是即使这种劳动，比起群众公开的污辱性的“批斗会”来还是文明多了。“批斗”对象通常是站在讲台上，毕恭毕敬地面对群众，承认和重复供认自己的思想罪恶。一种典型的惩罚是叫他们“坐飞机”，要把他的两支胳臂向后伸直，像喷气式飞机的两个翅膀似的。观众当中也许有朋友，虽然眼睛里充满泪水，但嘴巴还不能不跟大伙一块咒骂和讥笑他。特别是当受害者连续站一两小时，晕倒在地上时，讥笑咒骂的声音更加轰动。鲁迅小说描写中国人面对别人的惨痛苦难还冷笑的景象是非常辛辣的。现在毛的革命把这种景象大规模公开地组织起来。难怪有些人宁愿自杀也不忍受这种情景。对于极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包括许多同事和老朋友在内的群众面前挨打和受污辱，就像剥他的皮一样。一般地说，受害者是感觉自己有罪的，正如每一个受到批判攻击的人一样，特别因为他们是那样尊敬毛和共产党。但是对他们的谴责若是太过火了，他们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特别是他们看见不久前折磨他们的一些人，很快也变成了被折磨者。他们为什么受那样的罪啊？他们常常写假供词。
一个突出的惹人注意的事，是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相当之广。记录是很不完全的，但现在估计受害的人总数在100万上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活下来。至于中国的文明事业和器物― 如书籍、庙宇、艺术品，一般说现代的“东西”，受到的盲目破坏还没有加以估计。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是那些批斗会的无比残酷，和中国大众接受这种惨酷事实和“上级”指示时的消极反应，虽然他们的代表者多是无知的十多岁青少年。很多人除了毛主席之外不相信任何什么别的。这就使他们处于极不寻常的境地。孔子的道义原则早被摈弃无遗了。但是代替它的毛泽东思想，只能用他本人批准的说明而不能以任何其他说明才能加以解释。这正好比孔子孟子都在活着，而读他们的书的人却没有办法对它们如何应用于社会做出独立的判断。即使以永恒真理的名义向当权者提出净谏的话，对毛― 只要他在当权―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想法时常改变。知识分子没有内在的至高无上的裁决权来克服群众的歇斯底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利用了公众的这种心理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激发了“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热情的理想主义，本来是颇为单纯的。但是干起来以后．失望、虚伪、腐败等等情况都插进来了，再加上个人野心和投机取巧也都来了。
投机分子是最容易受毛的指挥棒指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红卫兵”的创造者。他们紧跟他的指示到各大学去造反。他指挥了后来的“夺权”以及使用人民解放军恢复治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江青和她的同事们也许利用了毛的梢力不足，但是主要的决定都是盖有他自己的戳记的。
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积累起了皇帝般的特权。这种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先例或风气可加以限制。这之所以可能，又因为他主持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20 世纪5O 年代初期迫害了许多美国人，但是他没有警察权。法律许可他传讯和诬陷别人，但不许可他逮捕或刑讯别人。美国1692 年马萨诸塞州塞萨勒姆的巫术大案也曾有些文革精神。要在历史上找先例，可以回溯到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战争时代。那些宗教法庭审判，甚至1814 年在罗马还生动地出现过。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般人民大众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是过于简单化了。对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别的国家的同行自然也都是好人。我们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毛病，就是支持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人权。
显然在毛看来，1969 年以前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多数还是自由主义者。同时，“现行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苏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可是对于毛的新观点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搜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不但如此，他们也像旧时代的真正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以为权力地位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或者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
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彭德怀事件上的争执，使各种各样外衣下面形形色色的派系都显露出来。大官成为小官的保护人，他们又共同合作起来以防止别的派系掌权。他们的派系斗争，突出表现在理论的分歧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些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也有他们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个性。他们关于农民的知识和对于农民的关怀，大部分属于理论方面，正如同明朝和清朝时代的士绅一样。社会革命也许不在他们手中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官僚阶层的坚硬的外壳和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结局
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期，以“四人帮”为首的文革上海派虽然仍控制着言论和媒介，但是他们即使在毛的支持下，也没有办法接管政府和经济的管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行政机构渐渐凝聚在周恩来周围。1973 年周患癌症之后，他逐步培养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虽然邓曾被文化大革命列为毁灭的目标，但他久经考验并且和解放军方面关系特别好，又非常干练、富于胆魄，不像刘少奇那么容易被赶掉。刚好在l975 年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他已被推为党的副主席，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了邓为第一副总理，也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下第三号领导人，而且邓被任为军队的总参谋长。这一次人代会听取了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这是他的最后的公开政绩之一。
周恩来在1976 年1 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了一切悼念活动，但在1976 年4 月，“四人帮”再也制止不住几十万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围绕烈士纪念碑，迫悼他们敬爱的已故总理。这次集会被称为“四五事件”； 与“五四”成为历史上相平行的纪念日。这个由反对“四人帮”的人们所发动的集会终于被驱散，并且邓小平第二次被赶下台。
但是“四人帮”禁止不了同年7 月北京以东唐山市发生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死了50 万人并迫使北京居民住到街上。每一个农民都相信自然界与人之间天造地设的关系，天灾与人祸的联系。在这样大祸临头的时刻，毛于1976 年9月9 日逝世。他把继承权留给了从湖南调来、做过公安部长的华国锋。10 月间包括毛的妻子扛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她的三个同事的“四人帮”被逮捕并审判。在权力的变动中，1978 年末邓小平取得了胜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农村中的人民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回归到对于家庭的依赖。考虑一下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吧：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一经50 年代初期划定之后，世世代代就承袭下去，差不多变成一种“种姓制度”。全国人口中6 ％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后代将永远生活在一块乌云阴影下。同时，城乡之间人口依然不得流动，农民生活依然被视为低人一等，不文明。把1400万城市青年送“下乡”，也没有改变这个形象。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没有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很典型的。无知和高压更起了破坏作用。20世纪60 年代对毛的个人迷信，取代了神仙菩萨粕老式农民宗教的各种仙佛，可是到7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暴乱以及林彪的末路，又抹黑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了，可人口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学校和识字运动，大力发展公路运输，报纸和无线电传播都有扩张，但中国依然十分落后。帝国主义是完结了，可是外来的促进作用也没有了。老式的“封建”价值和腐败的积习仍根深蒂固地嵌在中国社会中。
18 新的方针：邓小平的改革
现在中国掉转了一个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这两个时期的对比是再明显不过了。周恩来在1964年最先提出过一个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在中国，不论什么有意义的事，总需要配上一个数目字），即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1975 年他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取代了已被放弃的阶级斗争的位置。毛泽东主张的“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口号，被古代治国平天下的口号“实事求是”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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