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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我的回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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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 
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 
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 
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 
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 
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 
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 
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 
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 
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 
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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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 
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 
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 
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 
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 
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 
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 
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 
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 
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 
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 
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 
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 
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 
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 
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 
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 
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 
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 
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 
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 
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 
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 
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 
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 
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 
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 
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 
随。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 
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 
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 
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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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 

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 

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 

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 

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 
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 
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 
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 
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 
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 
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 
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 
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 
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 
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 
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 
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 
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 
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 
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 
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 
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 
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 
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 
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 
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 
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 
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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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 
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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