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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我的回忆-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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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乘胜有绥定宣化向刘湘的防地梁山进逼,曾使重庆万县为之震动,也促成了四川军 
阀的联合行动。刘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总司令,以邓锡侯为第一路总指挥,由广元昭化向苏 
区进攻;田松尧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阆中向我们推进;杨森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南 
分任第四路正副总指挥,分向我们的南面进袭。刘湘的直属部队正当梁山的正面,由王陵基 
以第五总指挥的名义统率,这也就是此后战争中敌方的主力部队。此外,蒋介石也立即在四 
川设立了一个“剿匪”行营,派贺国光为行营主任,准备调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在汉中的 
杨虎城部,以配合刘湘的军事行动。  

    十月间,王陵基的第五路军集中梁山之后,即向我军反攻,战局开始逆转。刘湘直属部 
队的战斗力较田松尧为强,尤以王陵基的第三师最为精锐(这个师约有普通两个师的实力, 
装备也都是来路货)。我军则因新兵过多,在最初两次接触中,即遭受重大的伤亡,乃决定采 
用逐步后退的策略,以图整训。  

    当我军由梁山前线退守绥定河北岸防线时,王陵基部旋即全力攻击,强渡绥定河。在“柬 
林河”②地区阵地,王陵基部开始受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他将在万县历年所扣留的四川其他 
军阀由长江下游运川的军火,大部消耗掉了。他虽达成了渡河的目的,但较之他所付出的代 
价则有点得不偿失。他的攻击力从此也就逐渐转弱了。  

    我们退到绥定河北第二道防线后③,知道王部的攻击力也有限了,立即抓紧时机,紧急 
展开了训练工作。这项工作相当复杂,首先是设计技术和战斗技术,再则是军制军纪以及文 
化卫生等等常识教育,再其次是戒绝新兵的烟瘾。戒烟的办法是说服与强制并用,有各连的 
政治指导员,控制着戒烟丸子,逐渐减少供应量,以期有烟瘾的新兵在限期内戒绝。我和徐 
向前陈昌浩等都亲自督导这些训练工作的实施。  

    我们这项训练工作,收效很大,也曾引起敌方的惊异。我军在阵地附近演习实弹射击时, 
王陵基误以为我们发生内乱,准备乘机进攻。但旋即发现我军的工事做得又快又坚强,前线 
士兵的战斗动作极敏捷,显然又不像有内乱的样子,似乎有些大惑不解。  

    在王陵基继续不已的攻势压力之下,我军被逼退却三次,退到了绥定以北约一百里的地 
区。但敌军的攻势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比一次重大。王陵基在最后一次对我军的攻势上, 
损失兵力近三千,而我方的损失则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这就挫折了王陵基的锐气,他不得 
不承认“共匪”虽在退却之中,战斗力并不稍减。  

    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 
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 
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财务。他于二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 
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 
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清晨(阴历元旦),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 
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告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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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惶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 
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 
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 
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刘湘与王陵基之间原有罅隙,主要是王 
陵基私通蒋介石并扩充实力,使刘湘觉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为了讨好与蒋介石, 
所以这次与我军作战,相当卖力,这又使刘湘觉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实力。这次王陵 
基私离防地,触犯军纪,正给刘湘处罚王陵基的一个好机会。  

    我军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与王陵基部接触以来,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可说是与川军作战 
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正面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邓锡侯、杨森、田松尧、李 
家钰、罗泽南等部,配合着王陵基的行动,纷纷向苏区进逼,也曾发生过一些激战。在这几 
方面的敌军,为了缩短防线,也逐渐推到南江巴中两个县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后,战 
局便暂呈胶着状态。  

    刘湘在无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个“刘神仙”,这是川军与我们作战中的一个有趣插曲。 
 “刘神仙”原名刘崇山,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诸葛亮”。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大大小小 
的军阀,也跟着拜他做老师,因而权重一时,已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工作。刘湘本人是 
孜孜计较四川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的,遇有风云变化,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但求他人能为 
自己在火中取栗。刘神仙之被抬出,似是为了便于调动各派的军队。  

    紧接着王陵基的被撤,刘湘的阵容实行改组,刘湘本人仍坐镇成都,另在南充设立一个 
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 
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 
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 
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飞出,无非 
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 
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万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 
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惶逃回 
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 
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 
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 
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唯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 
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 
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 
稳。各部所担任务,亦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 
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为最 
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 
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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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 
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攻刘湘指挥。唐 
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 
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拥前进。进到 
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 
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 
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 
军在手榴弹和我们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时期内, 
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 
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 
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 
军主力转而包围了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军炒到敌 
人后面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 
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 
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 
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 
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 
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 
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 
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 
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 
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伕始能供应全 
线需要④。这些运输伕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 
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 
还是运输伕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往,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 
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 
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 
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 
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 
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 
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强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 
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我们 
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做预防疾病的宣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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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 
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 
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 
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 
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推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 
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 
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 
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 
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 
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 
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 
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 
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 
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 
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 
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 
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 
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 
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 
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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