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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我的回忆-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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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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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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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 
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 
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 
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 
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 
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 
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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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 
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 
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 
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 
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 
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 
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 
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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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 
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 
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 
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 
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 
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 
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 
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 
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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