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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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
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
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
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
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
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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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
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
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
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
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
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
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
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
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
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
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出中共党
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
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
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
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
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
弥缝。一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
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
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
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
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
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
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
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陈独秀先生邀我一同会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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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中共党员之在国
民党工作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这样，才可以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国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间与我在北京会晤之后，曾在上海耽了一
个时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当年初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不在
上海，他所以来去匆匆，似是为了与莫斯科商讨对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
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
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
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
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
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
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
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
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
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
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
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
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
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
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
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
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
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
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
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
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优虑。我
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
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
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
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落出来的，只
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
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
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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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
的熟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
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
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
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
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
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
党团的问题。
陈先生说，汪张两位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等交给他
看，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两位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
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因为这声明中曾明白宣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资
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非党
内有党吗？
陈先生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个措
施违反李大钊先生的声明；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他向他们解释，中共在国
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
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但他这种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
意，因而他答应他们，中共中央将举行会议商讨，再行答复。
陈先生对这件事极其为难，又异常激动。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
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
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
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陈先生还向我详细分析这件事。他认为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四人几乎可以代表
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向反共外，其余三人都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现在
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也告诉我一些国民党要人对于国共现行关系的观感，举吴稚晖为例。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童其事的问他，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
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那末，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
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
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
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
就为这些事，我们平心静气的商谈了一整个下午，认为中共的党团组织是不能取消的，
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应国民党的要求，将自己的组织取消。现在只有两途可循：或者国民党默
认中共的党团能在国民党内存在，抑或中共乘早退出国民党，另谋党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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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陈先生表示，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只希望不要吵架散场。
陈先生则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拟即往访威金斯基，要他请示莫斯科，再定方针。我也就
在第二天一早搭车北返了。
以后的发展，因我在监狱里过了五个多月的铁窗生涯，不知其详。但不久张继、邓泽如、
谢持三个国民党监察委员曾为中共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弹
劾案⑥，足证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结果。
① 邓泽如等十一人致孙先生密函原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页，罗家伦主编，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李大钊声明全文见前书第三十七页至第四十八页。
③ 胡汉民在其所作《中国国民党批详之批评》文（原载民国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民国
日报》特刊—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四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说有位外国朋友曾对他说，国民党好像已
有左右派的分别。他们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鲍罗庭。
④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为何脱离中共，我也不得其详。但到一九二五年间，他却
去参加了反共的西山会议。
⑤ 见邓著第一一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⑥ 张继等三监委的弹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七十二
页至第八十页。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