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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我的回忆-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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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 
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 
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 
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 
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 
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 
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 
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 
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 
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 
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 
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 
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 
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 
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 
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 
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 
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 
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 
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 
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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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 
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 
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 
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 
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 
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 
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 
他:“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 
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 
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 
好耸耸肩说:“等着瞧罢!” 

   ① 华盛倾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 

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   

    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 
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 
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 
大汉问:“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 
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 
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 
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查 
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 
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 
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青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 
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 
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 
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 
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 
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 
 “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 
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 
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 
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 
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 
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 
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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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 
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 
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搅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 
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 
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 
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 
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 
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 
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 
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 
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 
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 
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 
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 
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 
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 
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 
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 
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 
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 
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 
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 
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 
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 
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共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 
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募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 
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 
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 
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做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 
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 
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 
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 
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 
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 
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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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 
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 
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 
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 
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 
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 
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 
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 
 (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 
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 
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 
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 
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 
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 
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 
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 
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 
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 
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 
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 
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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