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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章

我的回忆-第2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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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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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 
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 
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 
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 
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 
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 
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 
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 
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 
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 
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 
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 
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 
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 
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 
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 
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 
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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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 
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 
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 
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 
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 
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 
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 
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 
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 
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 
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 
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 
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 
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 
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 
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 
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 
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 
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 
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 
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 
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 
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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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 
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 
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 
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 
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 
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 
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 
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 
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 
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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