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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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
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
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
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
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
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
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
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
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
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
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
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拚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
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
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
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
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
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
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
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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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
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
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
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
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
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
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
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
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
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
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钮水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
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
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
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
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
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
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
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
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反共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
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
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垛、李宗仁、黄绍雄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
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
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
八日，蒋氏所任命的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被捣
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反共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
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
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反共应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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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
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
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
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
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反共决
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
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
“共同奋斗”的族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
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⑾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
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
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
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
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
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卒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
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
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哄，解除双方武装为藉口，派出大批军
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并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
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国民党清党的开始⑿。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
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藉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
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
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
军警即以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
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射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四？一二”这一幕后果
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
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
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
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的
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
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
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
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
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
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
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
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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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
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
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
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
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
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
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
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
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
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
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
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
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
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
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
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
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
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
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
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