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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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
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
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
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
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
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
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
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
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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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
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
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
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
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
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
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
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
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
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
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
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
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
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
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
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
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
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
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
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
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
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
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
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
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
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
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
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
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
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
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
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
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
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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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庭等还能左右
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庭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
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
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
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
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
能没有看出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
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
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
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
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
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
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
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
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
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
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
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
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
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
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
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
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
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
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
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
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
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
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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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
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
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
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
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
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
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
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
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
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
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
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
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
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
“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
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
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
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
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
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
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
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
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
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
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
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
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
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
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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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
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
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