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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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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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
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
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
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
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
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
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
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
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
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
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
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
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
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
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
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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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
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
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
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
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
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
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
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
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
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己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
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
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
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
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
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
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
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
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
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
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
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
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
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
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
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
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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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
记落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
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
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
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
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
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
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
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
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
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
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
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
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
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
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样、唐生智等
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
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
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
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
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
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
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
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