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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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
罗明那滋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二十办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
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我们
不妨预拟出一些办法，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他才简略的说到可以叫周恩来
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
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
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
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
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
罗明那滋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我的意向
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我闹翻。第二天我们会晤，他虽仍不满我的见解，但态度已较客气
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
上谕”的神情。我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
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
可如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
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
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
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
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
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
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
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
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
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
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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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
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
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
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
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
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
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
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
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
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
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
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
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
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
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
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
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
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
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
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
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
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
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
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
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
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
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
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
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
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
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
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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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
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
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
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
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
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
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
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
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
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
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
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竟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
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
页。
③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
九年。
⑤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
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
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
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⑾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⑿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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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
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
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
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
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
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
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
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
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
形式到处猖撅，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
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
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
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
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
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
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
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
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
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
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
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
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
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
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
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
